年7月，中国回教的代表性刊物《月华》连续两期刊载了介绍王曾善先生的文章，并冠之以“回教明星”和“回教志士”的称号。9月14日，北京教子胡同清真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有一千多人参加，包括了回民公会、回教促进会、教务研究会、阿文大学、伊斯兰学友会、海里凡学友会、清真中学、成达师范学校、廿小学、中才小学、月华报社、穆光报社等机构的代表。

王曾善究竟何许人也？中国回教界为什么给其以如此高的礼遇呢？他是20世纪30年代的“回教三杰”之一，是担任十多年的立法委员。年，在民族危亡之际，他率领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出使穆斯林国家，树立了国民外交的先声。他还是第一位自费到土耳其留学的中国学生，后来又成为了伊斯坦布尔大学的第一位中国教授。他促成了中国和土耳其的建交。比较少为人知的是，他及其家庭开办了土耳其最早的一批中餐馆，塑造了土耳其人关于中国最直观的民间印象。

王曾善先生可谓中国回教界的一位传奇性人物。他在教界、政界、学界都有着广泛的影响。特别是他跟土耳其的特殊渊源，更是“一带一路”背景下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个典型例子。

一、求学之路：从燕京到伊斯坦布尔

王曾善（-），字孝先，山东临清人。祖上世代信奉回教，家道殷实，后因漕运衰落迁到北京。父亲王葆卿曾任北京羊行公会会长、北京东四牌楼清真寺管寺大乡佬，在当地回民中颇有声望。王曾善自小在家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后更是得以到当时著名的燕京大学读书。他攻读语文系，同时兼修阿拉伯语。读书期间，他常哀叹于中国回教的状况，“以振兴回教为己任”。年，他曾与张兆理等人组织中国清真教学界协进会，希望以教育促进回教的兴盛。年，自燕京大学毕业后，因深感小亚细亚地区回教革命的成功，特别是仰慕土耳其共和国的创立者穆斯塔法·凯末尔的英雄行为，从而希望出国留学，并征得父亲的同意。

年，王曾善只身一人踏上了前往土耳其的道路，从满洲里出发，跨西伯利亚大铁路，经过11个昼夜抵达莫斯科，休整一星期后，再搭船两日过里海，于当年6月抵达土耳其。到达后的情景远比出发时的想象要困难得多。语言不通是一个首要问题，其次则是远离亲人的寂寞之苦。所幸当时有另一中国回教学生马宏道（-）先生也在那里学习，但限于学校规定也不能经常在一起。年，经过半年的土耳其语学习后，王曾善正式注册为伊斯坦布尔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的学生，并得以跟随著名的学者泽基·瓦利德·托甘（ZekiVelidiTogan,-）学习；后者在50年代再次邀请王曾善赴土，担任伊斯坦布尔大学的教授。

正式入学后，王曾善写信给在燕京大学的朋友。他提到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的兴盛状况，“百政维新，进步颇速”；也慨叹伊斯坦布尔的清真寺，“建筑之伟大宏丽，雕刻之细雅精美”。但他觉得，在土耳其，“与他国人接触之机会，反不如在北京之多”。数月之间，他只遇到四个美国人，自嘲“其费力大概与哥伦布之发见美洲不在以下”。其中，他听闻时在湘雅医学院任教的胡美（EdwardHicksHume，-）博士夫妇曾途经伊斯坦布尔，但由于停留时间短而没能遇到。王曾善还提到美国人在土耳其建立的大学罗伯特高等学院（RobertCollege,现海峡大学前身）。他发现，“外人在土尔其设立学校，不如在中国之自由”。特别是，校内课程讲授，除语言学外，都不许用外语讲授。他慨叹，“中国人以能说外国话为荣，土国人不以说外国话为荣”。他也将此类比于同为传教士所办的燕京大学，认为“燕大之无理由的过于偏重英文”，并建议将来能“中英文并重”。他也提到土耳其人“对于中国之思想极隔膜”。一位同学竟然脱下他的袜子，说他之所以来土耳其读书是因为没有裹脚。字里行间，王曾善的家国之情跃然纸上。他还专门问到中国国歌和燕大校歌之事。

王曾善的这种远离家国的孤独在另一个方面得到了补偿。年，国民党中央大员胡汉民、伍朝枢、孙科，以“宣传国策”、“敦睦外交”、“取消不平等条约”为使命，访问土耳其及欧洲各国。当他们来到土耳其后，遇到了跟王曾善初来时同样的问题。不过，他们幸运地找到了王曾善，从而得以“口能言，耳能闻而足能行矣”。王曾善刚到土耳其后就发现了通商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并体现于上述给燕大朋友的书信中。代表团中的胡汉民更是对土耳其甚感兴趣，早年曾发表《就土耳其革命告我国军人》、《土耳其革命》等文。双方的这一契合成就了中国和土耳其之间就通商问题的谈判，以及日后的正式建交。无独有偶，时任驻英公使的施肇基在访问土耳其时也曾跟王曾善有接触。这种跟党政要员的往来使远在土耳其的王曾善为当时的国民政府所了解，也为其日后在政府系统的职务做了铺垫。

教育部长蔡元培在得知王曾善是自费出国后，便辅以官费补贴，从而大大减轻了其在经费方面的负担。反过来，王曾善也报之以李。年，他受国民政府教育部之委托，调查土耳其革命后的教育方针和实施情况。其中，他特别撰写了《土耳其的文字革命》一文。他说，“土耳其共和国自政变以来，其新政府对于凡百政务励精求治，除旧革新，而其新政中之最惊天动地引起全世界注意的，就是文字革命”。他阐述了文字革命的起因、改革经过和实施过程、所产生的影响。其中，由于宗教的原因，土耳其语跟阿拉伯语、波斯语的复杂关系是一个重要问题。文字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即宗教改革。他指出，“土国的字母改革并非一种单纯问题，影响于其语言，宗教，文化，及民族心理者颇重”。综合说来，这一事情对于土耳其人来说有些“鲁莽从事，一意孤行，有失共和民治之精神”；但另一方面，从中国人的观点看，“土政府的政治手腕及活动力之坚强迅速，是不容不钦佩心服的”。

二、报国之门：爱国爱教、身体力行

年3月，王曾善在伊斯坦布尔大学正式肄业，并踏上了回国的行程。此时，他已经不再是五年前那个初出国门的少年，而是在学识和阅历上都有了长足的进展。因此，他也没有选择直接回国，而是先游历了希腊、意大利、法国、奥地利、德国、比利时等欧洲国家，然后又访问了埃及和吉达（Jidda）。作为一名穆斯林，他去麦加朝觐。同时，作为一名有先见的知识分子，又兼具一定的政治阅历，他借机拜见了印度回教独立党的会长、马来西亚国务总理、苏联驻阿拉伯公使、埃及高级法官、阿拉伯教育次长及大学校长、西伯利亚总教长、罗马尼亚回教总教长、阿富汗政界要人等。由此，他得以向穆斯林世界的其他国家介绍中国回教徒的事业、生活、历史等。

当年6月，他从吉达启程，经过新加坡和香港，于7月14日抵达上海。两月后，北京回教界为其举办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会上，回教界人士提出了两个关键的问题：政治与宗教。王曾善先是回顾了自己的求学生涯，并对这两个问题做出了针对性的回答。他以土耳其为例，认为土耳其共和国“并非放弃宗教而不顾，不过宗教和政治，在组织，及管理上分离而已”。他说，在奥斯曼帝国时代，人民的信仰完全受政府之强迫，共和国政府则给人民以信仰之完全自由。因此，人民的“宗教心不但不减弱，反到十二分坚固”。反观中国，虽然回教徒人数众多，但“他们唯一的责任，仿佛就是不变祖宗成法，不过把宗教，对付维持住就是了”。他提出中国回教改革的方向，认为不只是“人”与“主”的关系，还有“人”与“人”、“人群”和“人群”的关系。因此，“我们中国教民，一方要服从教中礼节，对于国家的建树设施，在人民的立场上，当然也要随同赞助”。

自年8月至年2月，王曾善连续在《月华》杂志连载了14篇《至圣穆罕默德传》。年，他又连续发表了9篇《长安回城巡礼纪》。年发表了3篇《新疆之危机与其解决之途径》的专题文章。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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