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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笔者将从军事政变浩瀚史料中，为您讲述其中的成败关键。
原因
实际上，军事政变的属性至少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属于传统意义上宫廷政变；另一种则是现代政治框架下的军事政变。
第一种军事政变的出现，很多时候源于实力派的政治危机感，激烈变更的危险政治氛围笼罩着他们，随时都将威胁到其政治生命，使之不得不有所动作——需要指出的是，领袖因年迈或生病而缺乏外界联系，往往将加剧这一风险（神龙革命、印尼九三零军事政变）。
唐中宗景龙元年的太子李重俊之变，源于唐中宗爱女安乐公主（丈夫武延秀是武则天侄儿武承嗣之子）不断要求废掉太子，立皇太女的请求，而手握御林军精锐的右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参与过推翻武则天的神龙革命，当时神龙革命的主要策划者张柬之等先后都因武三思、武延秀的报复而身死，漏网之鱼的李多祚实际上处于极为恐惧的状态。于是，他与太子李重俊联手发动了武装叛乱。
年苏联八一九军事政变的直接原因，在于该年7月29日，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拟定秘密协议，决心解除强硬派巴甫洛夫、亚佐夫、克留奇科夫和普戈等人的职务，此次谈话遭到克格勃窃听，并让即将被戈尔巴乔夫解除职务的局长克留奇科夫得知，后者乃与强硬派官僚合谋，推动了一场匆忙且拙劣的军事政变。
此次津巴布韦军事政变，某种程度上即是如此。第一夫人格蕾丝通过下毒逼走副总统，并拟定了对元老实力派的清洗计划，这迫使军方通过不合法的武力手段进行反击。
而现代意义下军事政变的出现，实际上离不开合法的政府、政党对混乱局势的无力，时势客观上需要军队接过政权，以武力恢复秩序。
“宪法!你们自己毁了它,在果月18日政变违反了它;在花月22日法令中侵犯了它;在牧月30日政变时亵渎了它。它已不配享有人们的尊敬了。”
——波拿巴拿破仑在雾月十八日的陈词
“那是蛮力和欺骗的结合，尽管雾月十八日发生的一切被姑息了，但绝不会有掌声的迎接。人们疲于革命，只想要一个明智、坚定的政府。”
——牛津大学《法国大革命》讲述拿破仑在雾月政变中以奸诈和武力胁迫元老院
年11月9日，面对元老院的“背叛宪法”质疑，拿破仑就曾表示，他之所以发动军事政变，就在于民主已无法为法国带来稳定的秩序，遵守宪法已经毫无意义；同样，年的俄罗斯科尔尼洛夫军事政变最重要的政治基础，就在于当时的俄国有产阶层恐惧民主政府下无秩序，渴望稳定；而年的韩国军事政变，亦源于当时的韩国张勉民主政府完全无力维持国内秩序。
因此，在特殊的政治氛围下，军事政变的可能性往往极高。
隋炀帝被叛军将领令狐达缢杀，这一刻，演员的眼神极为出彩隋代的江都之变，军变阴谋的主导者司马德戡深知士兵们虽然不满于隋炀帝，但隋炀帝“威令尚行”，军心并不可靠。于是他借助隋炀帝御医之口在军中散播谣言，称“皇帝厌恶关中士兵，试图以毒酒尽杀之”，军队陷入了恐慌，隋炀帝的生命也由此走向了终点。
唐玄宗李隆基推翻韦后的唐隆政变亦是如此，韦后任命的将军韦播（韦后侄儿）为了树立自己的威望和节省用银，多次毒打、羞辱部署在长安的万骑官兵，并裁减其军饷，万骑群情怨愤，在李隆基的秘密招诱下，这只部队逐渐为其所用。这实际上意味着韦氏家族的灭亡。
同样，年，当时担任韩国釜山军需司令的朴正熙在视察部队伙食时，惊讶地发现士兵们的饭菜竟然被政府后勤用锯末代替，低级将官和士兵的怨愤极深，他逐渐意识到这是军事政变的良机。9月24日，在朴的支持下，他的亲信金钟泌发起了旨在改善军人待遇的和平请愿，但当时的民主政府无力解决这一问题，这种“以退为进”的马基雅维利式策略，实际上强化了士兵对朴的拥护和武力政变的决心（因为和平方式已被证明无效）；而年11月的南越军事政变导火索就在于此前的“佛教自焚”事件及随后总统吴庭艳家族对佛教徒的羞辱，这直接激化了佛教军人的反叛之心。
年6月，越南高僧释广德为了抗议吴庭艳的歧视政策，在首都市中心自焚，因释广德殉死极为镇定，一些路人甚至军警当场跪倒，到了晚上，坊间谣传佛祖哭泣的脸出现在西贡市。然而，总统吴庭艳对这种妄言不屑一顾，其亲属吴廷瑈及瑈夫人反而羞辱僧人的尸体为“烤肉”，甚至在8月份摧毁了圣舍利寺的“圣心”。这激起了越南民众的极度不满（南越军人大多虔诚信佛）
与之相应的是，一只缺乏叛乱决心的军队，则很容易出现倒戈和崩溃，并使得整个军事政变一败涂地。
唐中宗太子李重俊军事政变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军队在唐中宗的招降下迅速倒戈；科尔尼洛夫军事政变的失败，实际上早已端倪，就像政变军队指挥官克里莫夫所言，“哪怕是哥萨克士兵也不再可靠了”；而政变中的三支“阿尔法”部队，只有一支勉强愿意执行抓捕叶利钦的命令，余皆保持中立。
“太子亲信李多祚的叛军想冲上玄武门楼，遭到宿卫士兵阻挡。唐中宗在楼上向李多祚的军队喊话：“你们都是我的卫士，为什么反叛？如果能归顺，斩杀李多祚等叛将，我给你们富贵。”随后，千骑军官王欢喜等随即倒戈，斩李多祚及李承况、沙吒忠义等于楼下，太子余党于是溃散。”
——《资治通鉴》中讲述太子李重俊军事政变的失败
从这个角度看，军事政变的首要因素，就在于军心可用。
《昭和维新春之空》节选
三上卓
汨罗之波喧
巫山云乱飞
混浊之世我独立
义愤燃烧血潮涌
权门傲慢
忧国诚无
财阀夸富
社稷无思
彼人荣则国家辱
踊于世者皆氓民
治乱兴亡浑似梦
世如棋局却灰头
昭和维新春之空
正义集结大丈夫
胸中已足百万兵
飘散万朵之樱花
——“二二六”军事政变的日本叛军传唱的《昭和维新》词节选，从中可以一窥叛军的心态
看清军变的抵抗力量
对于军事政变的领导者来说，一旦军心可用，那么就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哪些力量将会对自己的计划构成阻滞或威胁。
在传统政治框架下，只有一种力量能够有效抵挡军事政变，那就是忠于政府的军队，但是，在现代政治框架下，那些能够动员民众、有威望的社会组织，也能够通过动员民众抵挡军事政变，而且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常常被政变者忽视，并引发灾难性的后果。
在年9月的俄罗斯科尔尼洛夫政变中，科尔尼洛夫的阴谋之所以失败，就在于他的政变计划尽管获得了军队将领的压倒性支持，却完全忽略了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反应，后者在政变中动员了民众，碾压了将军们的野心；
同样，年8月的苏联八一九政变，发动政变的克格勃和陆军将领，虽然控制了戈尔巴乔夫，却没有第一时间拘捕关键人物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莫斯科市市长波波夫和列宁格勒市长索布恰克，后者随后鼓动成千上万的民众走向街头，最终撕碎了将军们拯救苏联的努力；
阿赫罗梅耶夫元帅（SergeiF.Akhromeyev，右）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克罗乌弗（WilliamJ.Jr.Crowe，左）虽然互为敌国，相互间却有着军人的惺惺相惜
年八一九事件之后，支持政变的苏联元帅阿赫罗梅耶夫（Akhromeyev）在办公室内自杀，他在遗书中解释道，““当祖国即将灭亡，我生命的全部意义遭到毁灭时，我无法再活下去，我的年龄和所走过的生命历程给我权利去死，我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了。”
他的死，俄国社会无人问津。美国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克罗乌弗（Crowe）却深深地钦佩他的对手，他在该年九月的《时代周刊》上撰文写道：“阿赫罗梅耶夫元帅是我的朋友，他自杀身亡是一个灾难，它折射出震荡整个苏联的抽搐。这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共产党人、爱国主义者，是一个真正的战士。”
布尔什维克也有自己的文天祥，可惜力挽狂澜不能只靠忠诚。
在年7月15日的土耳其政变中，政变方在行动前有效控制了土耳其军方的主要将领，政变有效排除了政府控制下军队的抵抗，却遭到受安卡拉市长梅利赫·戈克切克及伊斯兰宗教组织鼓动之民众冲击，结果整个计划走向崩溃。
所以，在现代军事政变中，政变方不仅仅要预先排除军方的抵抗，还要观测大众的态度，大众是否反感、恐惧军事政变，是否有社会组织在关键时刻具有动员民众反抗政变之潜力，并由此来确定行动优先清除的目标。
军事政变的先发制人：核心人物与通讯交通
从行动上来讲，军事政变的本质在于通过先发制人的暂时集中优势，进攻拥有庞大实力却分散无备的敌人。因此，在行动过程中，军事政变成功的首要因素在于限制敌人的集结和反扑，同时确保己方的进攻速度，套用战争术语即是“时间就是一切”，“Timeiseverything！”
因此，政变军队针对的首要目标，就是攻击敌方反扑时的中枢机构和人员。手握军队调度指挥权的高级将领或官员，身孚民望、一呼百应的领袖或组织，只要将这些人控制住，敌方的反扑就会受到极大限制，甚至瓦解。在所有成功的军事政变中，都离不开这两点的成功，在所有失败的军事政变中，都在这两个方面犯了重大错误。
在年的印尼九三零政变中，政变军队领袖翁东中校因为与陆军战略后备军司令苏哈托关系匪浅，乃放弃拘捕之，使得苏哈托随即组织大军攻击政变军，进而击破之；反之，苏哈托深知印尼左翼政党的民众号召力，故而在随后的反政变中，苏哈托集中兵力猛攻左翼政党的灵魂人物、总统苏加诺所在的哈利姆基地，得到苏加诺之后，苏哈托逼迫其宣布左翼政党图谋叛乱，从而挫败了左翼政党等人组织民众反扑的图谋。
印尼九三零政变的领导人翁东，他的妇人之仁和犹豫不决，使他死无葬身之地同样，在年南越反对吴庭艳的政变中，政变方通过政治策略策反了吴庭艳的亲信将领孙室订，从而轻易瓦解了吴庭艳的反制力量。孙室订原是吴庭艳的亲信，握有驻扎在首都周边的精锐部队，是吴氏家族抵挡叛乱的干城。不过，政变将领杨文明借助佛教危机开始挑拨孙与吴庭艳的关系，他鼓动孙以“以挽回政府信誉”为名，向吴索取内政部长的职务，并料定孙必然会遭到吴的羞辱。果不其然，孙室订果真遭到反感军人参政的吴庭艳之痛斥，孙大怒之下，下决心背叛吴庭艳。就这样，西宫周边的军队已经没有忠诚于吴庭艳的了。在美国默许的情况下，军官们随即发动了军事政变，处决了吴庭艳兄弟。
当杨文明的叛军攻打总统府的时候，绝望的吴庭艳向西贡城边的亲信将领孙室订拼命求援，后者却对着电话大骂，“你们完蛋了，你们家族全完蛋了！”
——大卫哈勃斯塔姆《西贡政变记》中南越独裁者的最后一刻
另外，在军事政变中，通讯和交通的控制尤其重要，这决定了双方力量的集结，实际上也是政变的成败关键所在。
在中国古代的军事政变中，城门的得失决定了军队集结的速度，初唐时期的四场政变：玄武门之变、神龙革命、景龙之变和唐隆之变，成败的关键就在于玄武门的控制权。在景龙之变中，叛军指挥官太子李重俊第一攻击目标不是玄武门，而是拿自己最憎恨的武三思及其一家老小泄愤，这使得宫中有了准备，严防玄武门，这场军变也由此失败了。
在现代军事政变中，随着技术的发展，通讯设施和铁路、公路、机场逐渐成为优先控制的目标，对这些目标的控制，决定了双方力量的动员集结能力，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场军事政变的成败。
科尔尼洛夫的政变军队放下武器，向苏维埃投降在年9月的俄罗斯科尔尼洛夫政变之所以失败，就在于苏维埃动员了铁路邮局工人扣押了政变军队的列车和电报，使得政变军队失去联系。几个师的士兵分散在一百多公里铁路上，无法行动，也得不到上级指挥，最终在民众的鼓噪下逐个倒戈投降。反政变的布尔什维克领袖托洛茨基对此评价道：“政变的将军们第一次意识到，铁路和电报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生死攸关的政治问题”。
年11月7日，当布尔什维克的开创者列宁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政权的时候，是何等的果断精明，但是年8月19日，当布尔什维克的守护者试图挽救自己国家而发动军事政变的时候，又是何等的犹疑和蒙昧（图：政变领导人组建的国家紧急委员会在答记者问）在年的苏联八一九政变中，政变方不但没有在第一时间拘捕叶利钦等对俄国民众具有巨大鼓动力量的民主派政客，更没有切断这些要人的通信，使之轻而易举地串联起来，发动集结民众，并形成反扑力量。此次政变之拙劣，可见一斑。
土耳其领导人通过没有被叛军封锁的Facetime向自己的政党和支持者喊话，号召他们走上街头，对政变方的反击力量由此开始集结同样在年7月的土耳其政变中，政变军人封锁了电视、Twitter、Facebook，却忽略了手机通讯系统，使得土耳其领导人艾尔多安通过Facetime号召民众，这一结果无疑是灾难性的。
因此，军事政变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在事先正确衡量敌方抵抗力量之后，对敌方枢纽人物和交通通讯的控制，限制敌方的反扑，从而为政变的成功创造条件。
政变的合法化
很多时候，军事政变一旦取得成功，并不意味着结束。由于军事政变的一大弱点，即是他缺乏合法性，因此，她往往需要取得外省等其他政府机构和军队的认可。在这个过程中，取得合法化的程序就尤为重要。
朴正熙在政变成功之后，在自己掌握实权的情况下，依然让当时的总统尹潽善继续担任国家元首，直到自己借助中央政权之名稳住阵脚；苏哈托在九三零政变中攫取实权后，依然让苏加诺担任傀儡总统，直至彻底掏空他的政治根基，才将其罢免。在这个过程中，军事政变的领袖成功得使得自己的权力具有了合法性，从而有效避免了内战和分裂。
在中国的古代，实际上也是如此。南齐开国君主萧道成策动杨玉夫杀死宋后废帝刘昱之后，依然拥立宋顺帝刘准，就是为了借助正统的旗号消灭其他实力派（如镇守荆州的沈攸之、镇守石头城的袁粲），即“用合法的政权消灭合法的政权”，这实际上是一种极其高明的策略。
“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唯以名义至此耳。”
——萧道成善于操弄权谋，借刘宋皇帝的旗号挖空刘宋的根基，刘宋逐步走向灭亡，镇守石头城的袁粲奋起反抗，但一败涂地。当萧道成的军队攻入袁府，袁粲留下遗言
军事政变的后果
军事政变作为一种武力引发的权力更迭，无论胜败，都将引发国家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
对于一个极度分裂的国家来说，军队是维持国家秩序的最主要柱石，一场军事政变的失败足以引发国家的崩溃。年的科尔尼洛夫政变失败后，临时政府失去了军队的支持，很快在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浪潮中被吞噬；年八一九政变，苏联军队挽救国家的最后努力被摧毁后，政变胜利者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完全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能力，苏联随即走向解体。
同样，一旦军事政变取得成功，就足以刺激军人统治国家的野心，而国家的法统被刺刀戮穿之后，法统的神性也随之坠落，国家则很可能跌入军人实力政治的泥潭。
北洋总统黎元洪被军人张勋赶走之后，随后开启的是十数年的军人政权；埃及军人纳赛尔军事政变推翻国王之后，埃及至今犹是军人统治；韩国朴正熙军人政变之后是全斗焕军人政变；南越的杨文明军事政变后也带来了更多的军人政变。这些并不是纯粹的偶然，而是原则政治与实力政治的逻辑决定的。
所以，军人干政历来就是国家政治之大忌。从这个角度来看，除非国家面临崩溃的危机，否则军事政变都是令人厌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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