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一九二五年粉碎了“进步共和党”和一九二六年粉碎了少年土耳其党的“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残余之后，基马尔党人便在国内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当地封建主和买办分子也不敢再来反对基马尔，基马尔党人本身在粉碎了反动分子的政治反抗之后对于买办分子却有了显着的经济上的依赖关系，安那托利亚的商人在民族战争结束时，首先就渴望参加对外贸易。

在对外贸易方面，伊斯坦布尔的资产阶级的势力要强得多，它与西方有久远的联系，有贸易经验和积累起来的贤本。这一切使得安那托利亚的资产阶级在排挤买办分子，在与外界的联系中接替他们的地位的同时，在社会关系上也就和买办分子融合在一起，幷且在政治上也同他们接近起来了。

早在一九二七年，安那托利亚的资产阶级和买办分子接近的最初一些征候就表现出来了。这首先是撤销了独立法庭；残存的进步党人、将领反对派的成员、反动的伊斯坦布尔的记者都逐渐获得了大赦。失宠的首都伊斯坦布尔本身好像也获得了大赦似的。一九二七年，穆斯塔法基马尔在民族运动期间破天荒第一次到达了伊斯坦布尔，幷且从这时起每年都访问旧都。部长和议员们都效法他的榜样。

后来基马尔党人同买办资产阶级更加接近起来。这种接近的表现之一乃是土耳其政府对西方资本家所作的让步。一九二八年，土耳其驻巴黎大使阿里费特希与奥托曼债券持有人签订了关于以黄金偿债的协定。土耳其承担了力不胜任的重负:债务总数确定为八千六百万金里拉，每年支付二百万金里拉，逐年增加;幷且必须用外汇支付。土耳其政府在同样苛刻的条件下，重新开始偿还苏丹时期的若干其它财政债务。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恢复欧洲的信任”,以期获得新的贷款而做的。但是，贷款给土耳其时所提岀的条件，是与它的民族独立不相容的。同时，偿还奥托曼债务，使土耳其的货币和国家预算处于极端艰难的境地中。一九二九年，在施行新的关税的前夕，伊斯坦布尔的买办分子又以投机的办法运入外国的货物，主要是布匹儿加深了这种艰难的处境。贸易逆差达到了一亿里拉，这又引起了土耳其支付差额赤字。

世界经济危机到来了，危机异常严重地影响了土耳其，破坏了它的农业，显着地削弱了人民群众本来就很微弱的购买力。土耳其的里拉急剧地下跌。货币崩溃的实际威胁形成了，而对西方资本发生新的奴役性的依赖关系的实际威胁也随之产生了。这一切使得基马尔党人中的一部分爱国人士为之震惊。穆斯塔法基马尔提出了依靠本国资源的口号。政府成立了银行团以保护里上拉，停止偿付奥托曼债务，禁止外汇出口，大大地减少了各种货物的进口。结果货币崩溃被防止了。

买办分子以及同他们接近的一部分安那托利亚的商业资产阶级，由于不敢反对基马尔本人，遂进行了一个反对伊斯美特政府的运动相报复。人们散布谣言说，伊斯美特正“因病”在辞职。伊斯美特公开地辟谣，他声明他的健康情况“颇好”，幷且他努力使自己的朋友以及那些“希望他神经疲乏的人”知道这一点。

一九三零年八月，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反对派集团形成了。阿里费特希领导了这个集团。他刚从巴黎回国。经基马尔同意,他宣布成立一个新党一一自由共和党。“自由党人”在很多方面都和以前几个反对基马尔的资产阶级政党不同。他们不是共和制的敌人，没有反对过世俗的改革，没有亲自反对过基马尔。虽然如此，但他们却是些反动分子。费特希要求放弃用土耳其本国的基金建设铁路和工业企业，耍求对西方资本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停止国家对经济的干涉；在对外政策方面，他主张“与西方多多的接近”。

新政党博得了帝国主义列强和土耳其一切反动势力的同情。当费特希为了进行鼓动宣传而到达伊斯密尔时，那儿有一群人捣毁了几家政府报纸的编辑部；幷有人员的牺牲。自由党人自己焦急起来了。他们完全没有顾计到会发生街头斗争。在另一方面，伊斯美特在国会里又把绝大多数的议员争取到了自己一边。内马尔终究也不支持费特希。结果在一九三零年秋天，总共只存在了三个月的自由党自动解散了，费特希又回到外交生涯中。

可是，自由党人的失败幷不表示买办分子的完全失败。他们继续参加政府的领导，不过只是用别的较为隐蔽的方法罢了。大多数自由党人都回到了基马尔的人民共和党的怀抱。这大槪使基马尔党人也就更加易于和买办分子接近起来。固然，接近的过程是进行得很慢的,它延续了好几年，在这个时期，基马尔党人还实现了某些客规上进步的措施。

在消灭了“自由主义的”反对派以后，基马尔的人民共和党又成为土耳其的唯一合法政党了。一九三一年，该党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完全而详尽的党纲和党章。党徽六个箭头槪述了党纲的主要各点。第一个箭头“共和制”表示共和国是土耳其唯一适当的政体形式第二个箭头民族宣布为争取土耳其的民族独立和提高民族地位而斗争的决心；第三个箭头“人民性”宣布人民的主权，同时否认土耳其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第四个箭头“国家主义”象征着在国家的帮助和监督之下建立民族工业的意图;第五个箭头“还俗主义”标志着世俗的普逋国家的原则；第六个箭头“革命性”意味着对基马尔革命思想的忠诚。

国家主义在基马尔党入的政策中起过特别重大的作用。它的基础首先是保护新兴的脆弱的土耳其工业’使其免遭西方列强雄厚资本的打击的政策。国家主义是土耳其落后的结果；土耳其的工业开始发展是很晚的，没有国家的支持它就不能巩固起来。

国家主义的政策反映了安那托利亚资产阶级的利益，后者力图在国家预算和国家机关的帮助下来建立民族工业’幷以此来摧毁外国资本在土耳其市场上的阵地，同时对伊斯坦布尔的买办分子给予最后的打击。因此，国家主义也就引起了帝国主义列强和它们的代理人港口城市的资产阶级的反对。

进步党人和自由党人都反对国家主义。基马尔党人的激进核心对于反对派的胜利以及国家主义原则列入党纲之中，消除了公开反对这一政策的可能性，但是国家主义的敌人仍继续用连回的办法进行斗争。

虽然如此，土耳其政府依靠国家主义在经济方面还是取得了显着的成就。在这个问题上世界经济危机也影响了土耳其。土耳其农产品的出口价値急剧地下跌了。因此还必须在更大的比例上削减外国的进口，否则贸易的逆差就会导致货币崩溃。一九三一年，土耳其政府特地规定一些货物的淸单限制外货进口。结果，进口从一九三零年的一亿四千八百万里拉降到了一九三三年的七千五百万里拉。这就削弱了国内市场上的外国竞争，提高了对于土耳其国货的需求。

苏联所给予的支持，对于发展土耳其的民族工业具有最大的意义。土耳其无论是在争取独立的武装斗争年代或是在经济斗争时期，都获得了苏维埃国家友好的天公无私的援助。一九三二年，苏联政府给予土耳其以八百万美元的工业贷款，使其得到各种最新式的苏联的生产设备。除了设备以外，苏联的工业还供给土耳其以安装设备所必需的熟练的工程技术人员、各种设计图案和图样;在苏联曾培养过土耳其的技术干部。偿还贷款的条件是异常优惠阳.舍谈应在二十生内无息地以士币里拉偿淸;这样土耳其就不要花费外汇来偿还苏联的贷款。

国家主义有助于土耳其民族独立的巩固。一些新的、较大的企业以及甚至前所未有的新的工业部门建立起来了。特别是在苏联贷款的基础上曾建设了两个巨大的联合纺织厂在开塞利和那西利。土耳其工业的范围扩大了。它开始以很多前此都是田国外输入的商品国内市场：如砂糖、棉织品、建筑材料、纸张等。连接安那托利亚东西两部以及连接黑海和地中海的新铁路利用国家资金建筑起来了。政府又从外国租借者手中赎回了旧有的铁路。其它一些重要的租借企业也被赎回了：如煤矿、港口、公用事业等。

外国租借着对基马尔党人的经济措施表现了很大的不满。为他们撑腰的帝国主义列强的政府和帝国主义的报纸都威胁土耳其，预吿它会有各种灾难。有些租借者则死抓着自己的“法律”权利，顽固地阻挠土耳其政府赎回他们的企业，而同时也阻碍了土耳其的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

外国租借者所经营的铁路日趋衰落,机车车辆没有补充，车站和路道也不修理。直到三十年代初期，在伊斯密尔的主要街道上还继续行驶旧式的马车，因为早在十九世纪就获得了这个租借权的外国租借者，坚决不让市政当局在这里采用早在市郊行驶的电车。只是在市政当局找到了一些形式上的借口来控吿租借者违反租借条约的某些规定以后，法院才宣吿租借权无效。

尽管有国内反动派及其外国鼓舞者的强烈反抗，土耳其政府在巩固国家财政独立方面还是争得了若干成就。当时创办了一个共和国中央银行和其它一些民族银行。根据一九三三年签订的协定，土耳其政府达到了大大减少奥托曼债务以及这是更重要.的确定债务总数和每年支付额的目的，幷且不用黄金而用纸币法郞支付。由于以后法郞行情的贬値，土耳其出现了比较为数不多的商品就偿淸了奥托曼债务。

保卫民族独立的意图也表现在土耳其的对外政策上。在这个时期，土耳其政府大体上是遵循和平政策幷关心巩固苏土友谊的。

一九二九年，在安卡拉签订了苏土两国关于延长一九二五年友好中立条约的议定书，幷且双方又承担了一个重要的补充义务，即“未经通知对方，不得开始进行旨在与对方直接毗邻的国家缔结政治协定的谈判，只有经过后者的同意才能缔结这样的协定”。一九三零年，土耳其外交部长泰菲克刘施图贝伊赴莫斯科作正式的访问。

由于这次访问而发表的公报指出苏土两国的友谊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是最强大的和平因素”，双方“的任务便是使这种关系愈臻亲密与诚恳”。一九三一年，利瓦伊诺夫赴安卡拉作了回访，在这期间签订了苏土两国关于进1步延长友好中立条约的新议定书。

一九三二年，土耳其政府代表团在后斯美特巴夏率领下赴莫斯科参加了“五一”节庆祝大会。一九三三年，以伏罗希洛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访问了土耳其。一九三五年，苏朕同土耳其签订了关于把一九二五年友好中立条约延长十年的议定书。

结语：在阿塔丘尔克领导下推行的土耳其对外政策的这个总的方针在那时就时常遭到某些政客和盘据在政府里的官吏的怠工，土耳其反动分子的破坏活动在土耳其于一九三二年加入国联以后更特别有所表现，这些分子屡次制造各种外交勾当，目的在使土耳其背弃与苏联的友谊和使土耳其的政策服从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