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敦煌出土的为数相当丰富的古代回鹘语佛教文献，是古代回鹘佛教研究的 手也是最为重要的资料，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涌现出大量的研究成果，填补了西域佛教史研究的许多空白，可以说，回鹘佛教文献的研究，是20世纪西域佛教史研究中成果最为辉煌的领域。

西域/敦煌/回鹘文献/佛教

杨富学(～)，男，河南邓州市人，敦煌研究院副研究员。（甘肃　兰州　）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西域、敦煌出土了为数极为丰富的古代回鹘文文献，其中绝大部分是关于佛教的。这些文献填补了许多历史记载的空白，为古代回鹘佛教、历史、文学、语言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知的资料，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涌现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回鹘佛教文献的研究是20世纪西域佛教史研究中成果最为辉煌的。在世纪之交对这些成果进行总结、回顾，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

　　西域、敦煌发现的回鹘文佛教文献，大部分都是译作，只有那些佛教头韵诗歌似可视为原始创作。从已释读的序跋来看，汉语、藏语、梵语、吐火罗语、粟特语以及龟兹语都曾为其原始语言使用过。

　　甘肃酒泉发现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写本，是目前所知篇幅 、内容最丰富的回鹘文写本之一。根据写本的题记，该经抄写于清康熙二十六年()，抄经地点就是敦煌，这是目前所知时代最晚的回鹘文写本。年由俄国学者马洛夫发现于酒泉文殊沟，现存圣彼得堡。拉德洛夫(W.Radloff)和马洛夫(S.E.Malov)以印刷体回鹘文字母出版了该《金光明最胜王经》写本（注：见其所著《金光明最胜王经(Suvarnaprabhāsa:Sūtrazolotogobleska)》（＝《佛学丛书(BibliothecaBud-dhica)》第17种），圣彼得堡，～年。），其大部分内容又由拉德洛夫译为德语出版。此出版物是以大量的翻译和音标为基础的。该写本散失的2叶后被瑞典探险家贝格曼发现，现存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注：百济康义、罗伯恩(K.)《斯德哥尔摩人种学博物馆收藏的两件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残叶(ZweiverirrteBlatterdesuigurischenGoldglanz-SūtrasimEtnografiskaMuseum,Stockholm)》，载《德国东方学会杂志(ZDMG)》第卷，年，第～页。）。

　　德国藏本，自年开始即已由缪勒刊布了 、十六、十七等品中的部分内容（注：缪勒(F.W.K.Müller)《回鹘文献汇编(Uigurica)》第1卷。）。年，罗伯恩和舒尔茨联合出版特肯整理的《金光明最胜王经》第九、十品的集注本（注：特肯(S.Tekin)《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第九至十品研究(DieKapitelüberdieBewubtseinslehreimuigurischenGoldglan ūtra)》，威斯巴登，年。）。根据柏林的同类文书，茨默论述了第二品中的比喻与序品（注：茨默《金光明最胜王经第二品与序品(OvtorojglavesutryZolotojblesk)》，载《突厥学研究·阔南诺夫70寿辰纪念专集(Turcologica.Festschriftzum70.GeburtstagvonA.N.Kononov)》，列宁格勒，年，第～页。）。柏林藏品的全部出版直到最近才由茨默整理完成（注：茨默(PeterZieme)《金光明最胜王经(AltunYaruqSudur)》（＝《柏林藏吐鲁番文献(BTT)》第18种），柏林，年。）。

　　关于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的翻译时代，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拉德洛夫和马洛夫认为该经译于13～14世纪，同时认为用词与语法又与8～9世纪的回鹘语摩尼教文献之语言相似（注：拉德洛夫（В．В．Радлов）、马洛夫（С．Е．Малов）《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Suvarnaprabbasa“СУТРА　ЗОЛОТОГО　БЛЕСКА”，Тексть　уйгурской　редакщи）》，圣彼得堡，～年，第14～15页。）而茨默则认为该经应译于10世纪（注：茨默《关于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О　Второй　ｚｎａве　сутры“эолтой　блеск”）》，载《突厥学研究(Turcologica)》，列宁格勒，年，第页。）学界多倾向后一说。此经的跋尾明确地告诉我们，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是别失八里人胜光法师所译。该经以其字迹清晰，部头大且比较完整，而特受学界重视，长期以来成为世界突厥学家们从事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

　　该经以义净译《金光明景胜王经》为底本，但比汉文本多出了张居道因抄写《金光明经》而起死回生和某妇人以诵该经而除病的内容（注：对这两个故事的研究，参见恰合台(S.Cagaray)《〈金光明最胜王经〉中的两个故事研究(AltunYaruktanikiparca)》，安卡拉，年；马洛夫《古代突厥文献（Памятники　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ой　Писбменности）》，莫斯科—列宁格勒，年；茨默《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中的传说(ZudenLegendenimuigurischenGoldglanz-sutra)》，载《突厥学报(TUBA)》第1卷，年，第～页以及对此文的补正（载《突厥学报》第2卷，年，第～页）。），系胜光法师由《忏悔灭罪传》（参见敦煌写本P.等）译补。此外还多出了《四天王赞》（注：此经之梵文本已无存，回鹘文本较藏文本更为完整。）（译自藏语）、《八大圣地制多赞》（注：毛埃(D.Maue)、罗伯恩(K.)《古回鹘文本〈金光明最胜王经〉中的〈八大圣地制多赞〉(EinCaityastotraausdemalttürkischenGoldglanz-Sūtra)》，载《德国东方学会杂志(ZDMG)》第卷，年，第～页。）（译自梵语）和书末的回向文（注：特肯《功德回向(Buyanevirmek)》，载《阿拉特纪念集(ResidRahmetiAraticin)》，安卡拉，年，第～页。）（当为抄经者所撰）。

　　其中的《八大圣地制多赞》，由于没有采用诗体结构，以理度之，应是从藏文（而非梵语）翻译过来的，最有力的证据恐怕就是首页上除了梵文题款外，赫然可见藏文尾跋（当然也有回鹘文标题）。

　　在东方流传甚广的大乘经典《妙法莲华经》（注：杨富学《〈法华经〉胡汉诸本的传译》，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第23～43页。）也有十余件写本先后被甄别出来。年，拉德洛夫在其所著《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Kuan-si-imPusar.EinetürkischeübersetzungdesXXV.KapitelsdeChinsischenAusgadadesSaddharmapundrika)》中研究释读了圣彼得堡收藏的该文献，附有德译及详细的疏证和原文模拟。日本收集品则由羽田亨于年进行了研究（注：羽田亨《回鹘文法华经普门品の断片》，载《东洋学报》5卷3号，年，第～页。）。特肯(S.Tekin)则研究刊布了梅因茨科学与文学研究院收藏的两件写本（注：特肯《回鹘文文献(Uygurcametinler)》第1卷《观世音菩萨(KuansiimPusar)》，埃尔祖鲁姆，年。）。另有一件文书，年由德国学者缪勒研究刊布（注：缪勒(F.W.K.Müller)《回鹘语文献(Uigurica)》第2册，载《普鲁士国家科学院论文(APAW)》，年，第2号，柏林，年，第3件文献。）。年，毛埃和罗伯恩整理出回鹘文《妙法莲华经》写本中《普贤菩萨劝发品》的两件残片（注：毛埃、罗伯恩《关于〈妙法莲华经〉之古突厥语译本(ZuralttürkischenVersiondesSaddharmapundarika-Sūtra)》，载《中亚杂志(CAJ)》第24卷，年，第～页。）。后来，茨默在柏林藏品中又发现该经的另外两件残片（注：茨默《两件新回鹘文〈妙法莲华经〉残片(ZweineucalttürkischeSaddharmapun-darīka-Fragmente)》，载《古代东方研究(AoF)》第16卷，年，第～页，图版20。）和5件出自该经的偈颂（注：茨默《〈法华经〉偈颂(DerEssen lokadesSaddharmapundarīkasūtra)》，载《欧亚研究——罗纳·塔斯教授纪念文集(VariaEurasiatica.FestschriftfürProfessorAndrasRonaTas)》，塞格德，年，第～页。）。这十多件已刊或未刊的残卷中，属《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或单行本《观音经》者有5件，其余则分属它品。百济康义发现邦格和葛玛丽《突厥吐鲁番文书》第5卷（注：邦格(W.Bang)、葛玛丽(A.vonGabain)《吐鲁番突厥文献(TTT)》第5卷，载《普鲁士科学院学报(SPAW)》，年，第～页。）中的B号文书是从《妙法莲华经玄赞》（《大正藏》第号）翻译过来的（注：百济康义《〈妙法莲华经玄赞〉回鹘语译本(UigurTranslationoftheMiao-fa-lian-hua-jingXuan-zan)》(1)，《佛教学研究》第36卷，年，第49～65页。）。他还辨认出斯德哥尔摩藏品中的一叶残片和68张仅存照片而原件已不知去向的同属《妙法莲华经玄赞》的回鹘文残卷（注：百济康义《妙法莲华经玄赞のウイクル译断片》，载护雅夫（编）《内陆アジア·西アジアの社会と文化》，东京：山川出版社，年，第～页。）。

　　在现存回鹘文写本中，存量最丰富的当属汉僧伪撰的《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大正藏》第号）。该经在中国内地的汉传佛教中并不流行，正规的大藏经多未收录，有趣的是，该经却是迄今所知回鹘文佛经残卷中所占比例 的一种经典，其抄本、刻本残卷在西域、敦煌诸地都时有发现。在考察这些残片的时候，人们总会发现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当年，邦格、葛玛丽等在研究柏林收藏的写本时，就将其划分为72种不同的版本（注：邦格(W.Bang)、葛马丽(A.vonGabain)、热合马提(G.R.Rachmati)《吐鲁番突厥语文献(TTT)》第6卷，载《普鲁士科学院学报(SPAW)》，年，第9页；山田信夫《ウイジクル王国の佛教文化》，《东洋学术研究》18卷1期，年，第80～82页（张桐生译载《丝路与佛教文化》，台北：业强出版社，年，第～页；陈世良译载《新疆社会科学情报》年第11期，第7页）。以后又新发现此经写本89种（注：葛玛丽(A.vonGabain)《婆罗迷文文献(TexteinBrāhmīschrift)》，载《吐鲁番突厥语文献(TTT)》第8卷，柏林，年，第71～72页；小田寿典《回鹘文〈天地八阳神咒经〉新残片（NewFragmentsoftheBuddhistUigurTextyaruq)》，载《古代东方研究(AoF)》第10卷，年，第～页。），如加上北京、伦敦、圣彼得堡及日本各地所收藏的写本、刻本，其种类就已达种之多。日本学者小田寿典经过细致地研究后认为，该经融摄了波斯的信仰成分。他还认为这诸多写本在年代上可分为三个种类，亦即分属三个阶段。在最初的阶段，波斯拜火教思想非常浓厚。后来的写本则对前面的有所修改，越靠后，修改的地方就越多，波斯信仰也就逐渐被排除（注：小田寿典《トルコ语本八阳经写本の系谱と宗教思想的问题》，载《东方学》第55辑，年，第～页。）。大凡有回鹘文写本收藏的单位，都可看到此经残卷，其中保存最完好的当属伦敦大英博物院（注：主要研究著作有邦格、葛马丽、热合马提《吐鲁番突厥语文献(TTT)》第6卷，第1～页；李盖提(L.Ligeti)《论回鹘文〈天地八阳神咒经〉）AutourduYaruq)》，载《突厥学研究（StudiaTurcica)》，布达佩斯，年，第～页；小田寿典前揭《トルコ语本八阳经写本の系谱と宗教思想的问题》，第～页。）和日本龙谷大学（注：羽田亨《回鹘文の天地八阳神咒经》，载《羽田博士斯史学论文集》下篇，言语·宗教篇，京都，年，第64～页。）的藏品。前者保存行，后者存留行。对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的研究，日本学者小田寿典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主要致力于日本所藏该经写本的刊布与研究，先后发表的论文有十数篇（注：举其要者有《龙谷大学图书馆藏ウイグル文八阳经の断片拾遗》，载护雅夫（编）《内陆アジア·西アジアの社会と文化》，东京：山川出版社，年，第～页；《ウイグル文八阳经‘大谷氏所藏断片’追考》，载《丰桥短期大学研究经要》第1号，年，第91～页；《龙谷大学图书馆藏ウイグル文八阳经の版本断片》，《丰桥短期大学研究纪要》第4号，年，第25～38页；《回鹘文〈天地八阳神咒经〉的新残片(NewFragmentsoftheBuddhistUigurTextS?kizyükm?kyaruq)》，载《古代东方研究(AoF)》第10卷，年，第～页；《回鹘文〈天地八阳神咒经〉印本残片(UighurFragmentsoftheBlock-PrintedTextS?kizTorlüginyarumimpiNomBitig)》，载《突厥语言与文学杂志(TürkDiliveEdedbiyatiDergisi)》第24、25卷，～年号，第～页。）。

　　东京中村不折藏本由庄垣内正弘作了研究（注：庄垣内正弘《中村不折氏旧藏ウイグル语文书断片の研究》，《东洋学报》第62卷，年，第02～页。）。北京藏本已由冯家昇刊布（注：冯家昇《刻本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研究—兼论回鹘人对于〈大藏经〉的贡献》，载《考古学报》第9册，年，第～页。），乌鲁木齐也有所藏，已由维吾尔族学者卡哈尔·巴拉提研究刊布（注：卡哈尔·巴拉提(KaharBarat)《胜光法师译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singqosalitutungTraducteurduYükmakYaruqnom)》，载《亚细亚学报(JA)》第28卷，年，第～页。）。

　　译经之时代，多认为在9世纪中叶回鹘西迁后不久，但抄写与刻印的时间跨度较大。如敦煌本，就正字法特点看，似属10～11世纪之遗物。而北京本在第1、2大张所绘“如来说教图”的下面标有“陈宁刊”三字。陈宁其人在元刊《碛砂藏》、《至大重修宣和博物图》、《菩提场庄严陀罗尼经》等处均可见到。据考，陈宁的雕版活动主要在元代中叶（注：张新鹰《陈宁其人及回鹘文〈八阳经〉版刻地——读冯家昇先生一篇旧作赘言》，载《世界宗教研究》年第1期，第～页。）。推而论之，北京藏《八阳经》的刊刻亦应在此时，刻版地点是在杭州。可见此经在回鹘流行的时间不短，反映了回鹘佛教与中原之关系。

　　《金刚经》在我国有多种译本，相当于玄奘译《大般若经》第九会，回鹘文本可能是9～10世纪间于敦煌译成的。属于此经的回鹘文残卷已知者有10件，1件（1叶）藏吐鲁番博物馆，为《妙行无住品》（注：多鲁坤·阚白尔、斯拉菲尔·玉素甫《吐鲁番最近出土的几件回鹘文书研究》，载《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第4号，神户，年，第79～80页；《柏孜克里克新发现的回鹘文书四件》，载《新疆社会科学》（维吾尔文版）年第1期，第71～74页。）。另1件存美国普林斯顿盖斯特图书馆（注：布里特(J.O.Bullitt)《普林斯顿收藏的敦煌写本残卷(PrincetonsManuscriptFragmentsFromTunhuang)》，载《盖斯特图书馆馆刊(TheGestLibraryJournal)》第3卷第1、2合期，年，第18页，图7（李吉和、杨富学译载《敦煌学辑刊》年第1期，第～页。）。其余8件均藏于柏林，由哈察与茨默研究刊布（注：哈蔡(G.Hazai)、茨默《回鹘文〈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残卷(FragmentederuigurschenVersiondesJingangjingmitdenGāthāsdesMeisterFu)》（＝《柏林藏吐鲁番文书(BTT)》第1种），附有井之口泰淳所作附录，柏林，年。）。在刊布之前，井之口泰淳即依据一些残片的线索，辨认出该译本依据的是敦煌汉文本《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在每品正文之后都穿插有偈语。该经中的诗句是据汉文翻译的，但议论部分却为回鹘文译者的发挥，此可作为回鹘人创造性思维的一个例证。

　　即使无残片证明，我们也可以推测出，回鹘人曾经翻译过般若部文献。但在全面地调查了柏林藏本之后，仅发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部分残片。在尚未出版时，井之口泰淳通过他所找到的线索，很容易地确认前述残卷应为汉地佚名作者所撰伪经《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大正藏》第2号）的回鹘文译本。其中，每段散文之后都插有偈语。茨默指出，序言中出现的那位“不知名的”志公，其实就是梁武帝(～)所崇奉的高僧宝志(～)（注：茨默《年以来吐鲁番敦煌回鹘文宗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EditionsandStudiesofUigurTextsfromTurfanandDunhuangsince)》，载《中亚杂志(JournalofCentralAsia)》第6卷1期，年，第84页；《突厥佛教称号与术语(SurquelquesTitresetnomsdesBouddhistesTurce)》，载《中亚及其周邻(LAsieCentraleetesevoision,Influencesréciproques)》，巴黎，年，第～页。）。

　　伪经《父母恩重经》对回鹘人也不无影响。该经之回鹘文译本见藏于中村不折收集品中，由庄垣内正弘发表（注：前揭庄垣内正弘《中村不折旧藏ウイグル语文书断片の研究》，第～页。），但他未能查明此经的来源；依据后来新发表的一些残片，茨默认定其肯定与汉文伪经《父母恩重经》有关（注：茨默《年以来吐鲁番敦煌回鹘文宗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第98页。）。

　　回鹘文本《阿含经》都是从汉语翻译过来的，最明显的特征是在回鹘文本中不时穿插有汉字，有短语，有词组，有词汇，也有单个的词，尤以文书开首最常见，然后逐字逐句直译。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所藏的16叶残卷由庄垣内正弘先后编订出版（注：庄垣内正弘《ウイグル语·〈阿含经〉拔粹佛典につぃて》，载《神户外大论丛》第31卷第1期，年，第1～22页；《一叶卷轴装回鹘文〈杂阿含经〉断片(OntheRoll-typedFragmentoftheUigurSamyuktagamasūtra)》，载《内陆亚细亚研究》第1卷，年。）在柏林收藏品中亦有不少《阿含经》写本，计达17件（注：百济康义、茨默《回鹘文〈阿含经〉残卷(UigurischeAgama-Fragmente)》(1～2)，载《古代东方研究(AoF)》第10、17卷，、年，第～、～页。）。另外，日本奈良天理图书馆（注：百济康义《天理图书馆藏ウイグル语文献》，《ビフリア》第86号，年，文献A，第～页。）、法国国立图书馆（注：百济康义《ウイグル译〈别译杂阿含经〉断片——Pelliotouigourの意味するてと——》，载《佛教学研究》第45·46号，年，第99～页；同氏《伯希和回鹘文写本第号之重要性(Pelliotouigour:ItsSignificance)》，载《中亚文书与档案研究(DocumentsetArchivesprovenantde1AsieCentrale)》，东京，年，第～页。）、北京图书馆（注：张铁山《敦煌本回鹘文〈杂阿含经〉残卷研究》，载《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年，第～页；《回鹘文〈增壹阿含经〉残卷研究》，载《民族语文》年第2期，第28～33页。）、北京大学图书馆（注：《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第2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页。）及日本京都（注：庄垣内正弘《ウイグル语文献·〈阿含经〉拔粹佛典につぃて》，载《神户外大论丛》第31卷第1期，年，第1～22页；《ウイグル文〈中阿含经〉断片四叶につぃて》，载《神户外大论丛》第32卷第1期，年，第87～页；《ウイグル语·ウイグル语文献の研究》Ⅰ，神户，年，第85～页；Ⅱ，神户，年，第1～92页。）等都有收藏。近期，敦煌莫高窟北区第53窟又新发现《杂阿含经》残片1叶（注：张铁山《莫高窟北区B53窟出土回鹘文，〈杂阿含经〉残叶研究》，《敦煌研究》年第2期，第～页。）。

　　回鹘文本《华严经》今存两种译本，一为《四十华严》，一为《八十华严》，前者的回鹘文残卷早在年便由拉德洛夫发表，但当时不知其名（注：拉德洛夫(W.Radloff)《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Kuan-si-imPusar.EinetürkischeüberetzungdesXXV.KapitelsdeChinsischenAusgadadesSaddharmapundrīka)》，圣彼得堡，年，第～页。），后经研究、辨识，知为《四十华严·普贤行愿品》残叶（注：石滨纯太郎《回鹘文普贤行愿品残卷》，载《羽田博士颂寿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东洋史研究会，年，第63～73页。）。年，日本学者羽田亨又研究刊布了吉川小一郎于吐鲁番所获的属《四十华严》第33卷的5叶半回鹘文残卷（注：羽田亨《トルコ文华严经断简》，载《关西大学东洋学术研究所论丛.6.石滨先生还历记念论文集》Ⅰ，大阪：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年，第1～29页，附图1。）。从 一叶的题跋知，《四十华严》回鹘文译本出自安藏之手。茨默发表了柏林藏木刻本《四十华严》尾部普贤行愿赞的12行跋文，知其刻印于8年，他还发现柏林所藏吐鲁番写本中尚存有《四十华严》的其他残卷（注：茨默《回鹘文〈华严经〉(ZumuigurischenSamantabhadracaryāpranidhāna)》，载《鲍姆巴奇纪念突厥学论集(StudiaTurcologicaMemoriaeAlexiiBombaciDicta)》，那不勒斯，年，第～页。）。

　　现知《八十华严》的回鹘文写本不多。日本羽田明处藏有9叶残卷照片，但原件不知去向（注：百济康义、小田寿典《ウイグル译八十华严残简》，载《佛教文化研究所纪要》第22集，年，第～页。）。有幸的是，该译本的回鹘文残卷在国内已发现3张，其中有2张现藏兰州甘肃省博物馆（注：耿世民《甘肃省博物馆藏回鹘文〈八十华严〉残经研究》（一），载《世界宗教研究》年第3期，第68～77页；《甘肃省博物馆藏回鹘文〈八十华严〉残经研究》（二），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年第2期，第84～89页。），1张藏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注：耿世民《回鹘文〈八十华严〉残经研究》，载《民族语文》年第3期，第59～65页。）。但译者不详，有人认为可能亦为安藏所译，但笔者不以为然。在历史上，由一人译某部经之多种版本的情况还是很少见的。

　　伦敦大英图书馆藏敦煌写本Or.-（旧编号为Ch.），存文字39行，字体工整，但残损严重。从现存内容看，可能系净土三部经之一《佛说无量寿经》之摘译本，内容与《大正藏》第12册第页中的一节内容近似。译者不详，属9～11世纪之遗物。年，哈密顿博士率先刊布了这一写本（注：哈密顿(J.Hamilton)《9～10世纪敦煌回鹘文写本汇编(ManuscritsduⅨe-ⅩeSieciedeTouenhouang)》第1卷，巴黎，年，第2号，第21～26页。），依其刊本为据，杨富学、牛汝极亦对其作了译释（注：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年，第～页。）。关于该经的另一回鹘文木刻本亦于年发现于柏孜柯里克石窟，存3叶，夹写有梵文，说明该经有可能译自梵文（注：多鲁坤·阚白尔、斯拉菲尔·玉素甫《吐鲁番最近出土的几件回鹘文书研究》，载《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Ⅳ，神户，年，第80～81页；《柏孜柯里克新发现的回鹘文书四件》，载《新疆社会科学》（维吾尔文版）年第1期，第74～76页。）。

　　年，橘瑞超刊布了他于吐鲁番发现的回鹘文《观无量寿经》写本（注：橘瑞超《二乐丛书》第1号，第21～41页。）。不久，羽田亨撰文对其重新进行了研究（注：羽田亨《二乐丛书 号を读む》，载《艺文》第3卷第10号，年，第82～90页。）。后来，百济康义对此写本重新进行了整理，以确凿的证据证实该回鹘文译本是译自汉文（注：百济康义《观无量寿经——ウイグル译断片修订》，载《佛教学研究》第35期，年，第33～36页。）。另有两叶写本藏于柏林，经茨默辨识，与橘瑞超所发现的那叶属同一写本，后与百济氏合作发表（注：茨默《一件回鹘文〈观无量寿经〉的新残卷(ANewFragmentoftheUigurGuanwuliangshoujing)》，载《龙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纪要》第20号（特集），京都，年，第20～29页；茨默、百济康义《ウイグル语の观无量寿经》，京都：永田文昌堂，年。）。年，百济康义整理了依汉文《观无量寿经》（《大正藏》第号）译出的回鹘文本的一件残片。此经尚未发现其他译本（注：百济康义《观无量寿经——ウイグル译断片修订》，载《佛教学研究》第35期，年，第33～56页。）。

　　《佛说阿弥陀经》的回鹘文写本在柏林亦有8件，计80行，出自吐鲁番，语言颇具特色，已由茨默刊布（注：茨默《回鹘文〈佛说阿弥陀经〉(UigurischeSukhāvativyūha)》，载《古代东方研究(AoF)》第12卷，年，第～页。）。安卡拉所藏也由铁米尔等人刊布（注：铁米尔(A.Temir)、百济康义、罗伯恩(K.)《安卡拉人类学博物馆收藏的回鹘文〈阿弥陀经〉残卷(DiealttürkischenAbitaki-FragmentedesEtnografyaNüzesi,Ankara)》，载《突厥学报(Turcica)》第16卷，年，第13～28页。）。

　　现存世的回鹘文本《大乘大般涅槃经》残卷有两件，均藏柏林，是以慧严译本为底本而译出的。在两叶残卷中，均出现有该经的回骷语译名：mxa-pari-mirvan（注：茨默《吐鲁番出土〈大乘大般涅槃经〉古突厥语译本残片(BruchstückeeineralttürkischenübersetzungdesMahbāyānaMahāparinirānasūtraausTurfan)》，载《古代东方研究(AoF)》第18卷，年，第～页。）。

　　《圆觉经》之回鹘文译本写卷在敦煌也有发现，现存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日本大谷探险队亦曾于西域某地获印本一叶，二者均由百济康义作了研究（注：百济康义《ウイグル译〈圆觉经〉とその注译》，载《龙谷纪要》第14卷第1号，年，第1～23页。）。还有一件该经的回鹘文木刻本（1叶），现存于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上书ulubulungyingaqsayuqikingalqitolutuymaqatisudur等，应为此经之回鹘文译名。

　　《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入菩提行疏》、《地藏菩萨本愿经》、《佛名经》等也都有回鹘文写、刻本留存。

　　别什八里人昆村萨里都统(KüntsünTutung)由汉文译成回鹘文的《慈悲道场忏法》（《大正藏》第号），是在葬礼上为死去的亲属而使用的。这份内容丰富的文书对研究汉传佛教的影响具有极大的意义，现已由罗伯恩研究出版（注：罗伯恩(K.)《一份回鹘文度亡文书(EineuigurischeTotenmesse)》（＝《柏林藏吐鲁番文书(BTT)》第2种），柏林，年。）。同时，万尔克研讨了另一组写本（注：万尔克(I.Warnke)《回鹘文〈慈悲道场忏法〉残卷(EinebuddhistischeLehrschriftüberdasBekennenderSünden.FragmentederuigurischenVersiondesCibei-daochang-chanfa)》，未出版（柏林，年）。她撰文刊发了这一重要文书的若干新残片（注：万尔克《回鹘文〈慈悲道场忏法〉第25、26品残卷(Fragmentedes25.und26.KapitelsdesKsantinombitig)》，载《古代东方研究(AoF)》第10卷，年，第～页。）。值得注意的是，回鹘人不仅翻译佛教经典，而且还翻译高僧传记，如记述唐朝 高僧玄奘赴印度取经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正藏》第3号）。关于该文献的回鹘文写本现分散于世界各地。现知回鹘文写本共有三件。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于年或稍前出自南疆，惜在落入一商人之手后被拆散出售，一部分被转售于北京图书馆，凡叶；一部分售给法国吉美博物馆(MuseeGuimet)，约叶；此外，很大一部分收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过去长期不为人知。年，吐谷舍娃与孟列夫发表了其中的7叶（注：土谷舍娃（Л．Ю．Туｒушева）、孟列夫（Лев　Н．Менъшиков）《回鹘文玄奘传第10卷残片（Уйгурская　версия　Ъиографий　Сюанъ－цэана．фрагменты　эгп．х）》，载《古代东方文献（Пцсъменные　памямники　Востока）》，莫斯科，年，第～页。）。年，吐谷舍娃又研究了写本第5卷的 部分（注：土谷舍娃《回鹘译本玄奘传残卷（Фрагменты　уйгурской　Версий　биографий　Сюань－цэана）》，莫斯科，年。）。年，同氏又研究了《玄奘传》第5、6、8、10诸卷之内容（注：土谷舍娃《回鹘文玄奘传（Уйгурская　версия　биограсий　Сюань－цэана）》，莫斯科，年。）。至此，俄藏回鹘文《玄奘传》写本发表完毕。

　　北京图书馆所藏已由冯家昇（注：冯家昇《回鹘文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研究报告》，考古学专刊丙种第1号，北京，年。）、葛玛丽（注：葛玛丽(A.vonGabain)《回鹘文玄奘传中的信(BriefederUigurischenHüen-tsang-Biographie)》，载《普鲁士科学院学报(SPAW)》，年，第1～47(～)页。）、耿世民（注：耿世民《回鹘文玄奘传第七卷研究》，载《民族语文》年第4期，第～页；《回鹘文玄奘传研究》（二），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术论文》（《民族研究》第3辑），年，第～页；《回鹘文玄奘传第7卷研究(DieuigurischeXuan-ZangBioraphie,einBeitragzum7.Kapital)》，载《中亚研究(ZentralasiatischeStudien)》第19卷，年，第～页。）进了研究。最近，卡哈尔·巴拉提又研究了该写本的第3卷（注：卡哈尔·巴拉提(KaharBarat)《回鹘文玄奘传第3卷(TheUighurXuanzangbiography.VolumeⅢ)》，载《突厥学报(TUBA)》第16卷，年，第5～65页。）。吉美博物馆所藏已有少部分业经葛玛丽作了研究（注：葛玛丽《回鹘文玄奘传译本(DieuigurischeübersetzungderBiographieHüentsangs)》，载《普鲁士科学院论文(APAW)》，年，第3～32(～)页。）。从近年发表的资料看，柏林也藏有《玄奘传》写本残片，已知有两件，属于别本（注：百济康义、茨默《两件回鹘文〈玄奘传〉未刊残卷(FragmentezweierunbekannterHandschriftenderuigurischenXuanzang-Biographie)》，载《古代东方研究(AoF)》第11卷，年，第～页。）。后来，托尔斯太又整理发表了该馆所藏页中属于卷4的42叶（注：托尔斯泰(J.P.C.Toalster)《回鹘文〈玄奘传〉第四品译注(DieuigurischeXuanZangBiographie.4.KapitelmitübersetzungundKommentar)》，吉森，年。）。最近，维吾尔族学者卡哈尔·巴拉特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对回鹘文《玄奘传》之第7、10卷进行了细致研究（注：卡哈尔·巴拉特(KaharBarat)《回鹘文〈玄奘传〉第9、10卷(TheUigurBiographyofXuanzang)》，布鲁明顿，年。）。回鹘文《玄奘传》虽为译本，但由于其篇幅较大，字体清晰，保存比较完好，对回鹘历史文化与语言文字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东晋高僧慧远的传记也被译成了回鹘文，有写本出土于鄯善七克台。现存1叶，梵夹式，似属10世纪左右之遗物，内容述及慧远及其弟子僧济的情况，但在汉籍中找不到对应的文献，当为汉文典籍之改编（注：卡哈尔·巴拉提《回鹘文写本〈慧远传〉残页》，载《文物》年第5期，第92～94页；《回鹘文献二件》，《新疆文物》（维文）年第1期，第14～18页。）。

　　回鹘人翻译的阿毗达磨文献也不少。百济康义鉴定出一部前所未知的《入阿毗达磨论》（《大正藏》第4号）的注释书（注：百济康义《入阿毗达磨论の注释书につぃて》，载《印度学佛教学研究》29卷第1期，年，第72～77页。）。《阿毗达磨俱舍论》（《大正藏》第8号)的回鹘文译本一柏林藏有一叶残片，斯德哥尔摩藏有16叶小残片。同时，他考证伊斯坦布尔藏品中的一件残片，成功地辨认出那是《阿毗达磨俱舍论本颂》（《大正藏》第0号）的一部分（注：百济康义《一叶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本颂〉残卷(AFragmentofanUigurVersionoftheAbhidhar-makosakarika)》，载《亚细亚学报(JA)》第期，年，第～页。）。他还发现了一件以前不为人知的《阿毗达磨俱舍颂》（注：百济康义《ウイグル译〈俱舍论颂注〉一叶》，载《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28卷第2期，年，第44～48页。）和一部尚难定名的阿毗达磨文献。后者述及五十二心说相应的学说体系（注：百济康义《一件未知的回鹘文阿毗达磨文献残卷（五十二心所を说くウイグル译アビグルマ论书断片）》，载《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26卷第2期，年，第81～84页。）。

　　日本京都有邻馆所藏阿毗达磨文献亦由百济康义研究刊布（注：百济康义《ウイグル译〈阿毗达磨俱舍论〉初探——藤井有邻馆所藏断片》，《龙谷大学论集》第期，年，第65～90页。），甘肃省博物馆所藏则由耿世民研究刊布（注：耿世民《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残卷研究》（一、二），载《民族语文》年第1期，第56～61、50页；《中央民族学院学报》年第4期，第86～90页。）。敦煌研究院藏的一叶回鹘文残卷从字体与用词特点看，似亦属同一写本，但残损过甚，未能复原（注：杨富学、牛汝极《敦煌研究院藏的一页回鹘文残卷》，载《敦煌研究》年第2期，第33～36页。）。最近，北京图书馆所藏的属于同一回鹘文《俱舍论》写本的一叶残卷也已刊布（注：张铁山、王梅堂《北京图书馆藏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残卷》，载《民族语文》年第2期，第63～70、7页。）。

　　年斯坦因于敦煌发现的《阿毗达磨俱舍论安慧实义疏》是现存回鹘文献中篇幅 、保存最完好的写本之一。译者（或编者）为无念法师，抄本中杂有不少汉字，卷首以汉字标明题目：“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卷 ”。其回鹘译文中也明显带有汉文文体特征。 个对此写本作初步研究的是日本学者羽田亨（注：羽田亨《回鹘译本安慧の俱舍论实义疏》，载《白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岩波书店，5年，第～页。）。由于该写本字迹潦草，加上文义相当深奥，故研究者不多，直到年，才由土耳其学者特肯影印刊布了全部写本（注：特肯(S.Tekin)《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安慧实义疏〉(Abhidharma-kosa-bhasya-tikaTattvarthanama-TheUigurtranslationofSthirmatisCommentaryontheVasubhandusAbhidharmakosastra)》，纽约，年。）。深入全面的研究也是到近年才得以完成的（注：庄垣内正弘《ウイグル语译·安慧造〈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ウイグル语·ウイグル语文献の研究，Ⅲ），神户，年；《古代ウイグル文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の研究》Ⅰ～Ⅲ，京都，年。）。

　　5世纪时，世亲作《俱舍论》，于某些内容放弃了正统的有部学说，采用了经部的思想观点，众贤为此作《顺正理论》予以驳斥。其回鹘文写本有三叶现存日本京都有邻馆等处（注：百济康义《ウイグル〈阿毗达磨顺正理论〉抄本》，载《佛教学研究》第38期，年，第1～27页。）。另一叶现存敦煌研究院，为该经之卷19，内容尚待研究。此外关于这一内容的册子本写卷又可见于大英图书馆，由庄垣内正弘刊布（注：庄垣内正弘《ウイグル文〈阿毗达磨顺正理论〉——大英图书馆所藏Or.-75Bかろ》，载《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Ⅲ，神户，年，第～页。）。这几叶写本均用草体回鹘文书写，文中夹写汉字，当据玄奘译本再译。写本似属元代。

　　铁兹江整理出一部用草书写成的抄本（注：铁兹江(S.Tezcan)《回鹘文Insadi经(DieuigurischeInsadi-Sūtra)》（＝《柏林藏吐鲁番文献(BTT)》第3种，柏林，年。），包括两个部分：其一为混有散文和头韵诗的文书，其内容为自恣庆祝仪式，在其他文献也不罕见，但无法确定文书的名称。其二为用头韵诗写成的《弥勒颂》。 件有许多汉字，可确信源自汉文。遗憾的是，对标题Insadi一词的解释，迄今都无法找到合理的答案。

　　这里还要提到大英博物院收藏的回鹘文写本Or.8-。尽管通过阿拉特和鲁本（注：鲁本(W.Ruben)《一部与哲学有关的回鹘文文献(BirUygurfilozofuhakkinda)》，载《第三届突厥史研讨会文集(Ⅲ.TürktarihKongresi)》，安卡拉，年，第～页。）的著作已使该文献的内容昭然于世，但文献本身尚未得到整理。只是到了年才由庄垣内正弘撰文研究，引起人们的 　　有几件残片属密教经典，讲述的是千手千眼观音的神奇魔法，缪勒称其为“喇嘛教魔法礼仪”（注：缪勒《吐鲁番出土物中的一份喇嘛教咒语仪式书(Einuigurisch-LamaistischesZauberritualausdenTurfanfunden)》，载《普鲁士科学院学报(SPAW)》，8年，第～页。）。经卡拉、茨默辨认，他们都译自汉文，所依经典为《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姥陀罗尼身经》（《大正藏》第号）、《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同上，第0号）、《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经》（同上，第4号）和《观世音菩萨秘密如意轮陀罗尼神咒经》（同上，第2号）（注：卡拉、茨默《回鹘文密宗文献译本残卷(FragmentetantrischerWerkeinuigurischerübersetzung)》（＝《柏林藏吐鲁番文献》第7种），柏林，年。）。

　　年，罗伯恩研究了两件陀罗尼经残片（注：罗伯恩《回鹘文本〈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残卷(FragmentederuigurischenVersiondesDhāranī-SūtrasdergrossenBarmher-zigkeit)》，载《德国东方学会杂志(ZDMG)》第卷，年，第87～页。）。艾麦尔继之对类似的藏文文书作了注释（注：艾麦尔(H.Eimer)《用两件回鹘文残片比较藏文中的相似内容(TibetischeParallelenzuzweiuigurischenFragmenten)》，载《中亚研究(ZentralasiatischeStudien)》第11卷，年，第～页。）。同年，茨默又对10世纪 回鹘学者和翻译家胜光法师之译经进行了研究（注：茨默《回鹘佛经翻译大师胜光法师(SingquSaliTutung-übersetzerbuddhistischerSchrifteninsUigurische)》，载《阿尔泰学研究(TractaraAltaica)》，威斯巴登，年，第～页。）。尽管该法师所译经典源自汉文这一点是清楚的，但李盖提还是认定《回鹘语文献》卷2缪勒所辑《大白伞盖总持陀罗尼经》（注：缪勒(F.W.K.Müller)《回鹘语文献(Uigurica)》第2卷，载《普鲁士科学院论文(APAW)》，年，第2号，柏林，年，第50～75页。），与其说符合汉文本，毋宁说更符合藏文本（注：李盖提《〈蒙古秘史〉中的祖先献祭(LesacrificeoffertauxancetresdanslHistoiresecrete)》，载《东方学报(AOH)》第27卷，年，第页。）。此外，茨默经研究后认为，庄垣内正弘所刊中村不折收藏品照片中的第4号残片（注：前揭在垣内正弘《中村不折氏旧藏ウイグル语文书断片の研究》，第～页。），与马洛夫所刊木刻本文书属同一写本（注：马洛夫(S.E.Malov)《〈佛说大白伞盖总持陀罗尼经〉之回鹘文本(Sītātapatrā-dhāranīvujgurskojredakcii)》，载《苏联科学院院刊(DokladyAkademiinaukSSSR)》年第5期，第92页。）。

　　中土僧人伪撰的《佛顶心大陀罗尼》在回鹘中流传甚广，现存残片达20余件，均出自吐鲁番一带，现藏柏林，由卡拉及茨默刊布（注：卡拉、茨默《汉文伪经〈佛顶心大陀罗尼〉回鹘文译本(DieuigurischeUberse-tzungdesapokryphenSūtraFodingxindatuoluoni)》，载《古代东方研究(AoF)》第13卷，年，第～页。）。

　　以上所谈均为译自汉文的佛教经籍。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回鹘文佛经是从藏文翻译过来的。下面就探讨译自藏文或与藏传佛教有密切关系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