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温骏轩地缘看世界.01.08-01.11

在成吉思汗离世（公元年）年后，蒙古人在欧洲大陆各地开创的事业，都开始出现了明显的衰弱迹象。像当年的喀剌汗王朝一样，横跨天山的察合台汗国，也分为了东、西两部分；刚刚完成伊斯兰化的伊尔汗国，同样陷入了四分五裂的境地。至于在东亚的帝国中央部分，结局我们就更熟悉了。公元年，明朝的建立宣布了蒙古人在中央之国统治的终结。不过蒙古人却并没有就此退出东亚的历史舞台，在退回漠北之后，拖雷的子孙们依托蒙古本部之地，继续来往于大漠南北，与中原王朝轮回着游牧文化与农耕文明之间的博弈。直到下一个王朝“清”建立后，才算彻底解决了蒙古人的威胁。 　　相比蒙古人在东方的事业，代表蒙古帝国在欧洲打拼的金帐汗国，应该才是我们这阶段 　　白帐汗国之于金账汗国还不能算是分裂，只能说是基于管理需要所做出的选择。所谓金账、白帐（甚至还有其它帐的细分），本身就是欧洲视角所做出的分类。一般情况下，欧洲人眼中的金帐汗国，仅指的是伏尔加河流域及其以西的区域，也就是拔都及其子孙所亲统的欧洲部分。伴随着金帐汗国衰弱而崛起的，是重新统一罗斯诸国的“莫斯科公国”的崛起。不过对于罗马教廷治下的“欧洲人”来说，罗斯人甚至还不能算是欧洲的一部分，东欧发生的这一切，更像是两股野蛮势力的缠斗。相比之下，他们更关心发生在拜占庭土地上的变化，因为这一地区的变故，才更会直接影响到西欧的利益。 　　在13世纪行将结束的最后一年，世界史上最重要的一件事（当然要若干年后回头看才知道），应该就是一个叫奥斯曼的突厥部落首领，率领其部从分裂的罗姆苏丹国中独立出来了。鉴于这支突厥人日后所取得的成就，奥斯曼之名成为了整个部族以及国家的标签。需要说明的是，奥斯曼突厥人并非是塞尔柱突厥人的分支，而是塞尔柱人从中亚招募的众多突厥语部落中的一支。其在进入安纳托利亚高原之前的居住地，是阿姆河中游的荒漠草原。正因为如此，今天生活于此的土库曼人，以及依照同样路径迁入的阿塞拜疆人，也被认为是中亚各突厥语部族中，与土耳其人亲缘关系最近的。当然，对于欧洲人来说，这些突厥人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本已开始衰弱的小亚细亚穆斯林政权，怎么又一次开始满血复活了。 　　在欧洲人的观念中，欧洲史即世界史。他们眼中的“欧洲”，并非是以地中海为界，而须包含小亚细亚、北非、阿拉伯半岛的沿海非荒漠部分（最起码麦金德也是这么认为的）。也就是说，今天被穆斯林所占据的埃及、突尼斯、叙利亚（更别说耶路撒冷了），都是欧洲史的一部分。若是从历史来看，欧洲人这样想也无所谓对错，毕竟希腊、罗马人控制这些土地时，阿拉伯人还在荒漠中游牧，伊斯兰教的教义也未形成。当然，从地缘角度来解释这一切，会更加的客观。 　　从地缘角度看，把穆斯林赶出小亚细亚，能够让整个欧洲基督教世界感觉更加的安全，并在经济上获取更大的利益（小亚细亚及东地中海，控制着重要的东西方商道）。尤其相比塞尔柱人多年的统治，代表欧洲荣耀的“罗马帝国”（包括拜占庭在内），控制这片土地的时间已逾千年了。另外，十字军在圣地事业的失败，究其根源也是因为小亚细亚腹地的伊斯兰化。这使得无论是拜占庭的东正教徒，还是西欧的天主教徒，都必须依赖海路为耶路撒冷和十字军骑士国提供战略支撑。 　　唯一可以自我安慰的是，以罗姆苏丹国为政治标签的穆斯林政权，所控制的主要是干旱的安纳托利亚高原。沿海地带则基本仍由拜占庭帝国以及因十字军东征（特别是攻陷君士坦丁堡的第四次东征）独立出来的：特拉比松帝国、奇里乞亚亚美尼亚王国，等基督教国家控制。无论对于控制外围沿海低地的基督徒，还是在安纳托利亚高原纵横的穆斯林来说，这种新平衡都是脆弱的。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崛起，这种让双方都难受的格局终于被打破。在受雇于罗姆苏丹国时期，奥斯曼人的驻地位于安纳托里亚高原西北边缘的“萨卡里亚河”中游地区。这条土耳其境内的第二大河，一向为欧、亚政治势力角逐的战场。其上游直通安纳托利亚高原腹地，与今天的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相接，下游则向北经比提尼亚低地区注入黑海。 　　换而言之，奥斯曼人是被塞尔柱人，放置在了对抗拜占庭的前线位置。大多数时候这并不是一个好待遇（很可能变成炮灰）。比如公元年，立志恢复拜占庭帝国荣光的尼西亚帝国，就曾经击败罗姆苏丹国，沿萨卡里亚河推进至安卡拉。此后不久，由于蒙古人对花剌子模的西征，大量原居住于阿姆河地区的突厥部落，开始涌入安纳托利亚高原，使得罗姆苏丹国的力量得以加强，并重新获得了萨卡里亚河的控制权。事实上，奥斯曼人也正是在此之后，被塞尔柱人引入萨卡里亚河地区，帮助罗姆苏丹国戍边的。 　　奥斯曼人的运气非常不错，一方面拜占庭帝国无可挽回的进入了衰弱期。为了重夺君士坦丁堡，尼西亚帝国的重心一直在西边，并最终在公元年重夺君士坦丁堡，中兴了拜占庭帝国。然而拉丁人的势力并未被完全清理出原拜占庭帝国的领地，十字军和威尼斯人在希腊南部和爱琴海诸岛中，依然控制有不少据点。并且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尔人亦借拉丁之乱摆脱了拜占庭的控制，并分别向马其顿和色雷斯方向渗透。欧洲部分的乱局，使得拜占庭人根本无力再对亚洲部分的突厥人施加压力； 　　另一方面，在蒙古人的打击之下，罗姆苏丹国很快分裂为了包括奥斯曼在内的十数个实际独立的酋长国（或以欧洲人习惯称之为的“公国”）。罗姆苏丹国君主的领地，则萎缩至了安纳托利亚高原南部的首都科尼亚一带，完全没有办法对那些表面仍尊自己为君主的酋长国发号施令。这种类似春秋时代的政治格局，使得奥斯曼人能够完全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制定军事、外交政策。不过处在突厥人、拜占庭人，乃至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教世界中间的奥斯曼，比之其它从罗姆苏丹国中独立出来的酋长们需要考虑的问题要更多。那就是到底是向东扩张，与其它突厥诸强争霸；还是向西与拜占庭人开战。 　　总的来说，奥斯曼人在东线还是保持非常谨慎和保守的态度，将扩张的重心放在了西线。比如在罗姆罗丹国最后的君主被蒙古人杀死后（公元年），独立不久的奥斯曼公国也没有像高原上的一些公国那样，急于乘乱摆脱蒙古人的影响，而是继续承认伊尔汗国的宗主地位。东线的稳定，使得“奥斯曼公国”能够集中注意力在西线扩张。对于奥斯曼人来说，这是一个颇具战略眼光的决定。东守西攻的做法，让他们有机会成为穆斯林对抗基督徒的圣战者，并以此吸引来自其它伊斯兰地区的圣战者加入。比如那些狂热的伊斯兰宗教团体，就不会让自己卷入穆斯林内战中（就像争夺罗姆苏丹国遗产的那些国家），而更愿意把自己的性命和资源交付给奥斯曼人。 　　基于自身的位置，奥斯曼人在西线扩张的天然方向，就是连接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比提尼亚地区了。最早从欧洲方向征服这片沿海低地的，是从海峡对岸而来的色雷斯人（海峡也因此又被称为色雷斯海峡）。同样的，如果奥斯曼人能够拿到比提尼亚，也就反过来获得了入侵欧洲的跳板。在针对比提尼亚的博弈中，萨卡里亚河西侧的伊兹尼克湖畔“尼西亚”（今伊兹尼克），是最为关键的战略要点。当日试图向西挑战拜占庭帝国的罗姆苏丹国，以及被拉丁人夺了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人（尼西亚帝国），都曾经以尼西亚为都。 　　对于奥斯曼人来说，拿到尼西亚和比提尼亚的意义，并不仅仅是坐实自己圣战者的身份，更能够帮助奥斯曼人摆脱游牧属性，注入建立帝国的文明基因。同时相比地广人稀的安纳托利亚高原，这些一直为希腊人经营的沿海低地区，在人口和经济上的潜力要大的多，尤其是像比提尼亚这样一块与君士坦丁堡战略价值对等的土地。

　　经公元年，奥斯曼人终于从气息奄奄的拜占庭人手中，夺取了尼西亚，并旋即迁都于此。多年前（公元年），塞尔柱人也曾经这样做过。不过仅仅过了20年，拜占庭人就在十字军（第一次）的帮助下夺回了尼西亚，罗姆苏丹国也随之将都城迁往高原腹地的科尼亚。此后内忧外患的塞尔柱人，再也无力染指这座城市，更别说代表伊斯兰世界登陆欧洲了。现在，重夺尼西亚的奥斯曼人，能不能做得更好呢？我们明天再接着解读。

欧洲系列—奥斯曼人对巴尔干半岛的渗透

公元年，拜占庭失去了它在土耳其海峡对岸的最后一个据点。定都尼西亚的奥斯曼帝国，从此开始与拜占庭帝国真正形成了对峙状态。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君士坦丁堡就唾手可得了。要知道这座新罗马城，历史上曾无数次陷入对手的包围之中，除了因内乱而让威尼斯人策动的十字军们攻陷过以外，建都已逾千年的君士坦丁堡还没有被外敌得手过。得天独厚的海、陆枢纽位置，是君士坦丁堡得以成为神话的重要支撑。要想染指，不仅要有强大的陆军，还必须有足够强大的海军以切断它的外援。

　　然而在夺取比提尼亚之后，奥斯曼人与拜占庭人之间的矛盾却并没有被激化，反而开启了一段将近20年的相对和平期。在此期间，双方甚至通过了一场政治联姻结成了盟友（公元年，奥斯曼帝国的第二位君主乌尔汗，迎取了拜占庭皇帝约翰六世的女儿）。鉴于双方的宗教立场，这种做法似乎很不可思议。不过考虑到拜占庭帝国此时的处境，这种选择也就不那么让人意外了。 　　当奥斯曼突厥人刚刚开始侵夺拜占庭帝国的亚洲领土时，“东罗马”的继承者们是非常想从他们身后的基督教世界获得支持，再次重返小亚细亚的。多年前，塞尔柱突厥人这样做时，西欧天主教徒们所策动的十字军东征，就曾经帮助东正教的希腊人做到了这一点。然而时过境迁，教廷和天主教世界，早已不再拥有圣战之心了。诸如威尼斯这个唯利试图的商业国家，更看中的是自己能不能在这场乱局中取利。 　　对拜占庭人更为不利的是，几乎与奥斯曼帝国崛起的同时，巴尔干西北部的塞尔维亚王国也开始了强势扩张，不断向拜占庭帝国控制下的希腊半岛北部、马其顿地区扩张。这意味着，拜占庭帝国非但没有可能从天主教甚至东正教世界获得后援，反而不得不在东、西两线同时应对两个强势崛起的掠食者。更别说帝国曾经的欧洲版图中，还有保加利亚人、威尼斯人等参与角逐的各方势力了。 　　在地缘政治博弈中，意识形态向来都不是最重要的。既然基督教世界没有人愿意帮助拜占庭帝国，在后院起火的情况下，奥斯曼人又为什么不能成为拜占庭人的选项呢？基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考虑，拜占庭嫁出了自己的公主，并且承认了奥斯曼人所侵夺亚洲领土的合法性，后者也以帮助拜占庭帝国抵御外患的理由派军出现在巴尔干半岛上（同时参与内战，对付那些不希望与奥斯曼人结盟的政治势力）。 　　很显然，拜占庭人的这种做法无异于引狼入室、与虎谋皮。最直接的损失就是，这些难以束缚的穆斯林盟友，经常借机在巴尔干半岛掠夺、破坏。当然，你既然做出了这样的选择，这些损失就只能认为是必须付出的报酬了。从地缘安全角度看，横亘于巴尔干半岛与小细亚半岛的“土耳其海峡”，是拜占庭人的安全红线。也就是说，拜占庭对奥斯曼人的定位就更像是“佣兵”。有坚不可摧的君士坦丁堡履行“天子守国门”的义务，帝国的决策者们也很有信心，不至于让奥斯曼人生出留驻欧洲的想法来。最起码奥斯曼人此时的海上实力，还不足以支撑它在欧洲强行经营几片飞地。 　　然而君士坦丁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却并非是土耳其渗透巴尔干半岛的唯一路径，奥斯曼人的想法也绝不仅仅是到欧洲赚点钱那么简单。我们知道，在黑海——地中海、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半岛这个四方相接处、现在被总称为土耳其海峡的这片水域，整体呈现橄榄形。中间是南北宽约70公里的马尔马拉海，东西两端则分别为名片狭窄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以及达达尼尔海峡。后者同样可以帮助奥斯曼人，完成登陆欧洲的梦想。 　　在古希腊时代，达达尼尔海峡比之博斯普鲁斯海峡要显得更为重要些。著名的特洛伊古城，就在海峡的西南侧。希波战争中的波斯人，以及亚历山大东征中的马其顿人，也都是跨越达达尔尼尔海峡发起远征的。波斯皇帝薛西斯甚至还曾经在海峡上历史性架起过一座浮桥。这很大程度是因为，爱琴海才是当时地缘政治中心。尽管后来君士坦丁大帝，因为黑海及东欧地区重要性的提升，选择了定都于博斯普鲁斯海峡，但却无损于达达尼尔海峡在沟通小亚细亚、巴尔干半岛的地理优势。也就是说，如果奥斯曼人能够跨越海峡在对岸立足的话，那么就有可能避开坚不可催的君士坦丁堡，在欧洲大陆上展现他们的陆战优势。 　　达达尼尔海峡的北岸，是一片狭长的陆地——加利波利半岛。控制这个半岛最大的问题，在于这片陆地实在太狭长了（最窄处仅6公里多，长度却有公里），几乎每一个方向都有可能被对手突破。基于我们前面的分析，一旦奥斯曼人想抢占这个桥头堡，并透过达达尼尔海峡打通与亚洲的通道的话，拜占庭帝国是很难再坐视不管的。然而最终，奥斯曼人还是做到了这点，并且在巴尔干半岛的扩张之路。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欧洲系列—塞尔维亚帝国，热威战争，黑死病14世纪中叶（公元年），奥斯曼突厥人终于向他们建立欧亚帝国的梦想，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永久性的得到了加利波里半岛。这既是突厥人的胜利，也是伊斯兰世界的胜利。从大历史层面说，这同样是东地中海亚洲势力的一个大突破。要知道，上一次波斯人代表亚洲做到这点（希波战争），离这次已经快有一千年时间了。比古波斯帝国更为成功是，奥斯曼人将他们的标注有突厥、伊斯兰标签的国家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并且在衰退之后，仍然保住了最精华部分的欧洲领土。这种一脉相承性，使得我们可以毫无争议的，将“土耳其”这个大家更为熟悉的政治标签，用在中世纪（如果用“伊朗”这个标签来指向古代波斯，则会引发很多混乱）。 　　土耳其人的机会，来自于基督教世界在巴尔干半岛和爱琴海的内斗。在陆地方面，拜占庭帝国在欧洲方向所面临的挑战，除了刚刚崛起的塞尔维亚王国以外，还有早在10世纪初（保加利亚第一王国）就曾经试图进军君士坦丁堡，甚至自立为“沙皇”（“沙”=凯撒）的保加利亚人。14世纪初，在拜占庭帝国陷入衰弱之后，重生的保加利亚王国（史称“保加利亚第二王国）也再次燃起了坐实沙皇梦的想法。 　　最初斯拉夫化的保加尔人，与同属南斯拉夫体系的塞尔维亚人结成了同盟，共同入侵拜占庭帝国。相比保加尔人，塞尔维亚人呆在拜占庭帝国内的时间要更长，12世纪末才获得独立。不过后发者有后发者的优势，最起码塞尔维亚人内部，暂时还没有累积出像拜占庭、保加利亚人那些多的矛盾。借两个对手内乱政治纷争之机，塞尔维亚王国很快让世人意识到，自己并不只是一个改变巴尔干半岛势力均衡的砝码，而是也想有朝一日成为东罗马帝国的继承者。 　　最先出局的是保加利亚人。并且通过战争和联姻手段（公元年），塞尔维亚人成功迫使其成为了自己的附庸国。此时的拜占庭帝国，正在小亚细亚方向面临突厥人的强大压力（并不仅仅是土耳其人，还有南部的其它塞尔柱国家）。双线面临压力的君士坦丁堡，开始顾此失彼。不久之后便将马其顿地区（公元年）拱手让给了塞尔维亚人。后者得以将王国的南界推向了马其顿、塞萨利地区的分割点——奥林匹斯山（奥林波斯山）。凭借仅有的海上优势，拜占庭人能够保住的，仅仅是古马其顿王国的旧都、塞萨洛尼基湾畔的“塞萨洛尼基”（萨洛尼加）。 　　从位置上看，处于希腊半岛-色雷斯低地，以及巴尔干半岛西北山地相接处的“马其顿”地区，是争夺巴尔干半岛控制权的“心脏地区”。当年崛起于此的马其顿人，不仅向南统一了希腊，更向东扩张建立了庞大的“亚历山大帝国”。对于现在领土范围仅限于色雷斯和希腊半岛的拜占庭人来说，失去马其顿尤其是沿海平原区的“下马其顿”，意味着自己的核心领土被一分为二。这也导致拜占庭帝国，不得不以放弃亚洲部分为代价，引入土耳其人来制衡塞尔维亚人（毕竟欧洲比亚洲更重要）。 　　在土耳其人正式登陆加利波里半岛之时（公元年），除了曾经滋养过古希腊三强：底比斯、雅典、斯巴达的维奥蒂亚——阿提卡半岛，以及伯罗奔尼撒半岛以外，巴尔干半岛中部的伊利里亚、马其顿、伊庇鲁斯、塞萨利等地区，几乎全部成为了塞尔维亚王国的领地。说起来，此时我们应该可以将这个“南斯拉夫人”国家称为帝国了。一方面是在拿下马其顿之后，塞尔维亚的君主就迫不及待的加冕为了“塞尔维亚与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的皇帝”；另一方向塞尔维亚的势头以及领土范围，也的确有帝国之象。 　　虽然中国人对于欧洲人那种，喜欢把所有地缘标签加注在头衔中的做法感到可笑，但从地缘研究的角度来看，却为我们了解一个政治体的范围和地缘结构提供了便利。基于欧洲那种模块组合的政治模式，以及巴尔干半岛复杂的民族结构，这种名称背后所隐藏的联合方式（而非真正的集权）倒也是合理的。需要说明的是，基于保加利亚人还给自己戴着“沙皇”的虚位，塞尔维亚人没有再选择罗马皇帝的桂冠（甚至刻意把凯撒的称号赐给封臣）。当然，要是塞尔维亚帝国后来真的能够重现拜占庭帝国的辉煌，相信他们也一定不会放弃这笔罗马遗产的。 　　如果你对“塞尔维亚帝国”的位置、范围仍然缺乏概念的话，那么在地图或者脑海中，把今天的塞尔维亚、黑山、阿尔巴尼亚、马其顿，以及希腊温泉关以西以北的区域加在一起就差不多了。没有占领希腊全境的原因，并非是因为拜占庭帝国的顽强抵抗，而是因为在维奥蒂亚——阿提卡半岛，以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北部，崩溃后的“拉丁帝国”，威尼斯人基于弥补自身陆地短板的需要，依然扶植了有两个拉丁帝国时代的公国：雅典公国和亚该亚侯国。尽管两百多年间，这两个国家的控制权也是几经更迭，但却始终是拉丁人的势力范围。在东正教徒内部的这场三国杀中，贸然将这些拉丁人推向对手阵营，并不是一个聪明的选择。 　　现在可怜的拜占庭帝国，核心领土就只剩下君士坦丁堡所在的“东色雷斯”（今为土耳其所有），以及今天希腊东北角的“西色雷斯”地区了。至于北色雷斯，则早已为保加利亚人所侵占。另外，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南部的拉科尼亚地区（当年斯巴达所在地），也是拜占庭人的飞地（另有萨洛尼加和若干小岛）。对于东正教三国来说，谁取得最终的胜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内忧外患之中，巴尔干半岛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整合起来。这就好像站在垂死阿尤布王朝肩膀上崛起的马穆鲁克王朝，能够帮助穆斯林世界抵御蒙古人的入侵一样。塞尔维亚人要是能够占领君士坦丁堡，一个斯拉夫属性的“拜占庭帝国”就将凤凰涅槃。 　　对于一个源起于山地的国家来说，想要完全取代拜占庭这样一个海陆兼备的帝国，其最大的短板就是海军。只是所谓“百年海军”，这块短板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弥补的。君士坦丁堡和拜占庭帝国能够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多次涉险过关也因为自己的海上基础。不过这座千年古都也并非一次都没有沦陷过，当年集合了威尼斯海军以及法兰克骑士的十字军（第四次），就曾经在拜占庭内乱的助力下做到了这一点。如今，一心想入主君士坦丁堡的塞尔维亚人，也把结盟的目光投向了威尼斯人。 　　尽管威尼斯人一手扶植起来的拉丁帝国已经不复存在，但不做赔本买卖的威尼斯人，此时还控制着爱琴海中南部大部分岛屿，包括最大的两个岛屿：克里特岛和埃维亚岛，并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角拥有据点（迈索尼）。对比当年的情况，“塞尔维亚帝国”，实力也比劳师远征的法兰克骑士更为强大。一旦二者联合起来，那么实力还不如当年的君士坦丁堡，形势就很不容乐观了。 　　然而借助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和拉丁帝国的建立，成功入驻爱琴海的威尼斯人，在这一地区并非没有对手。这些唯利是图的商人，所面临的最大对手就是其它同样唯利是图的商人。与威尼斯共和国一样，热那亚共和国和另一个海上共和国——比萨共和国，也是十字军东征事业的受益者。不过进入14世纪时，与热那亚同处意大利西北侧（利古里亚湾）的比萨共和国，已经被热那亚击溃。也就是说，威尼斯人海上事业的直接对手就是热那亚人。 　　如果说威尼斯人在爱琴海及至东地中海事业崛起的基础，在于当年策动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的话，那么热那亚人能够在此和威尼斯人对抗的底气，就在于押宝拜占庭帝国（帮助尼西亚帝国复国）了。其实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并不在乎谁是君士坦丁堡的主人。多方势力交错的爱琴海，各式合纵连横的组合，也远不是简单划分两大阵营那么简单。可以肯定的是，不管威尼斯人还是热那亚人，谁要是想打破平衡通吃海上商业利益，另一方都势必会和它的对手结盟。从公元年起，一直到公元年的60年间，围绕爱琴海-黑海贸易权，威尼斯与热那亚两个海上强国，共进行了两场全面战争。悲剧的是，原本应该在上述区域有主导权的拜占庭帝国，却像20世纪初眼睁睁看着日、俄两国在东北地区争夺利益（日俄战争）的中央之国一样，被迫成为龙套角色。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一次热那亚-威尼斯战争中，我们熟悉的“马可.波罗”（威尼斯人）成为了热那亚人的俘虏。正是在被俘期间，百无聊赖的“百万先生”口述了他在东方的传奇故事，并被狱友整理成我们今天看到的《马可波罗游记》。至于这篇游记里到底有多少是吹牛的成分，马可波罗又有没有真的到过中央之国（还是听别人说的），倒是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欧洲人通过这篇游记，触发了对这个神秘东方国度的向往。 　　基于商业共和国的属性，无论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本身，都没有产生入主君士坦丁堡的、建立政治帝国的想法。拉丁人之间的博弈，终极目标还是为了商业利益。从这个角度说，尽管拜占庭人的海上实力已经处于两个共和国之下，但只要能够注意维系二者的平衡，君士坦丁堡的海上风险要比陆地风险更小。也就是说，拜占庭帝国存亡的真正风险，还是在于几乎控制全部拜占庭欧洲领土的、系出东正教-拜占庭体系的“塞尔维亚帝国”。一旦塞尔维亚人长驱直入色雷斯地区，并且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的话，无论是威尼斯人还是热那亚人，都只会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 　　上述地缘政治推演，只是基于欧洲诸势力来做的。不要忘记了，此时土耳其人已经控制了小亚细亚西北部，并与君士坦丁堡隔博斯普鲁斯海峡相望。他们的一举一动，必将会对爱琴海地区的政治平衡产生影响。从各方共同利益出发，无论是从热那亚人、威尼斯人，还是拜占庭人，都很难坐视异教徒的土耳其人控制了海峡两侧。尤其是在土耳其海峡没有据点的威尼斯人（热那亚人有），更是一直希望在土耳其一侧有所收获。只是最终，土耳其人还是成功的跨越达达尼尔海峡，成功的得到了加利波利半岛这个战略要点。 　　帮助土耳其人取得这个成就的神秘力量，同样源自于东方。这股神秘力量，就是始于年的欧洲“黑死病”（鼠疫）流行事件。很多历史学者认为，这场席卷欧洲的灾难，最初的源头是公元年，中国的华北平原爆发的一场瘟疫。正常情况下，基于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地理距离，源起于中国的传染病源，并无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传播到欧洲的。问题在于此时的“欧亚大陆心脏地带”，仍然处在蒙古人的控制之下。虽然诸蒙古政权之间亦是摩擦不断，但在共同利益的驱动下，欧亚大陆的陆地交流（尤其是商道），却依然保持着畅通（中世纪的欧洲人，更习惯把包括蒙古人在内的亚洲游牧者，统称为鞑靼人） 　　在黑死病传入西欧腹地之前，东欧平原北部的罗斯人，以及欧亚商道的另一个终点——印度，业已成为了重灾区。抛开与鞑靼人紧密接触的罗斯人不说，黑死病最初与欧洲人发生亲密接触的地点，是在黑海北部的克里米亚半岛。作为欧亚游牧文化区与地中海文明区接触的窗口，自古希腊时代以来，克里米亚半岛南部一直都是地中海商人，建立贸易据点的最佳选择。基于在与君士坦丁堡长期以来的合作关系，热那亚人在黑海贸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从鞑靼人鼠疫那里“接力”鼠疫病菌的，也正是热那亚人。当然，热纳亚人肯定也并不想这么做。他们也是在抵御鞑靼人对自己贸易城市的围攻之后（年），才不幸成为传染源的（对手因染病而撤退）。 　　值得注意的是，游牧者是在撤退之时，有意识的将患病身亡者的尸体，用抛石机投入城中才造成鼠疫扩散的。这次传播事件，也因此被很多欧洲研究者认为是世界上第一场“细菌战”。其实早在公元前的汉匈之战中，草原上的匈奴人就已经常将患病牛羊，置于水源及道路上，以施“巫术”之名阻击汉军了。虽然无法统计出，这到底给汉军造成了多大的损失，但“细菌战”的做法，在草原上的传承却是可以肯定的。 　　为了远离疫区，从克里米亚出发的热纳亚商人们回到了地中海，并在西西里岛东北部的墨西拿登陆。尽管通过船上的惨状（大部分人已经染病身亡），西西里人意识到灾难的来临，但瘟疫的传播却已是无可避免了。透过西西里岛这个地中海贸易的枢纽，黑死病开始迅速在北非和欧洲腹地传播。空气湿润、人口密度大（老鼠密度也大）的欧洲成为了重灾区。据信在黑死病传播的高峰期（公元年——年间），欧洲损失了不少于1/3的人口。 　　人口的锐减，毫无疑问的影响了欧洲的整体实力。对于威尼斯和热那亚两个商业共和国来说，更意味着大量坏帐的出现（人口损失也同样严重）。只是灾难并不能阻止战争的发生。事实上，精明的商人往往认为，灾难同时也是机遇。就像今天跌跌不休的油价，对于每个石油输出国来说，都称得上是一场灾难，但每个石油大国，又都希望对手先倒下，让自己因此而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一样。 　　威尼斯人和热那人也同样认为，谁能咬牙坚持过这场大灾，并借机击跨对手，谁就将是地中海的贸易霸主。为此，在黑死病恐惧还未消散的公元年，围绕着黑海——爱琴海贸易权的争夺，双方启动了第二场全面战争。在这场延续5年的战争中，两个拉丁国家，也各自拉来了不少盟友（包括在君士坦丁堡也都各有盟友）并互有胜负，结果却是谁也没能吃掉谁。然而从更高层面来看，基督教世界最强大的两个海上共和国之间的内斗，却使得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海上力量，被整体削弱了。 　　谁会是这场天灾人祸的最大受益者呢？很显然是土耳其人。公元年，当土耳其人偷袭（先头部队甚至是藏身热那亚商船渡海的）加利波里半岛成功，并紧接着抱着永久经营的目的，向这个桥头堡派驻军队、输入穆斯林移民时，没有基督徒会认为这是一个好消息。只是此时此刻，无论是在陆地上玩三国杀的东正教徒们，还是在地中海左右互博的拉丁商人们，都无力阻止这一切的发生了。 　　对土耳其人登陆最为紧张的，自然是守土有责的拜占庭帝国了。帝国内部很快结束了纷争，并致力于将土耳其人“请”出欧洲。同时已经打的筋疲力尽的威尼斯、热那亚两国，也结束了战争状态（当然以后还是会打的）。为了请求西欧的天主教教友们出手相助，拜占庭帝国的皇帝（约翰五世）遍游天主教各国，甚至还曾经在罗马向教皇表示，愿意皈依罗马天主教。然而刚刚遭受黑死病重创的天主教世界，已经无力再像当年一样发动圣战了。除了一小支由匈牙利人和法国人所组成的十字军，曾经对加利波里半岛发动远征，并一度占领以外（公元年），没落的帝国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同样潜在利益受损的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更多还是在以商人的视角来看待这一切。如果拜占庭帝国还是一个值得投资的对象，他们自然会去投资；如果衰亡已成定局，那么商人们更愿意做的则是，从崩溃的帝国废墟中多抢得一点地盘，以便在和新合作伙伴的合作中，握有更多的筹码。至于和异教徒的土耳其人的合作会不会有问题。。。这本身会成为问题吗？（尽管不是最好的合作对象）。 　　既然拉丁人和整个天主教世界，都不可能为拜占庭帝国的存亡出力，那么近在咫尺的塞尔维亚帝国，会不会成为君士坦丁堡的救命稻草呢？所谓此一时彼一时，当塞尔维亚人极力在巴尔干扩张，而土耳其人又在海峡另一侧时，后者是用来制衡前者的力量；而当土耳其人已经在欧洲登陆时，即使拜占庭人没有伸出橄榄枝，出于驱赶竞争者的目的，塞尔维亚人应该也不会坐视土耳其人在欧洲做大的。至于塞尔维亚人有没有可能做到这点呢？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欧洲系列—南斯拉夫民族的分化塞尔维亚人及其所属的“南斯拉夫”族群，在之前的内容中曾经多次提及。只是鉴于在地缘政治舞台上长久以来的龙套地位，一直没有对“南斯拉夫人”和巴尔干的地缘结构进行过系统梳理。现在，借着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扩张，以及昙花一现的“塞尔维亚帝国”，我们的视线终于可以聚焦在这个欧洲火药桶上了。考虑到这部分文字有可能独立成章，可以再从源头起梳理一下南斯拉夫人的前世今生。 　　原始印欧人并非是第一批从南俄草原启程，深入欧洲腹的族群，不过显然是最为成功的。在语言普系树上，包括南斯拉夫语在内的欧洲语言，绝大部分的源头都指向的是“原始印欧语”。相比沿黑海进入巴尔干半岛、意大利半岛的古希腊人、拉丁人，西北方向迁移入较寒冷地带的凯尔特人、日耳曼人、波罗的海人、斯拉夫人等族进入文明期的时间要晚得多，也因此被地中海文明圈的族群视为“北方蛮族”。这本身也没什么奇怪的，气候温暖的地区总是拥有更丰富的物产，更容易让人类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外，有余力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 　　由于古希腊文明的本质是海洋文明，他们更习惯于以贸易思维经营沿海据点，而无意向内陆发展。这一商业思维反映到政治结构上，就是滋养出来了更为讲究民主思维的“共和”体制。向欧洲腹地传播文明的重担，是由崛起起意大利半岛的罗马人来完成的。虽然身处地中海，并且深受海洋文明影响，但罗马文明的本质为农业文明，这也是罗马人能够在地中海竞争中脱颖而出，建立庞大帝国的源动力。基于西欧平原与意大利半岛的地缘距离，居于这一区域（高卢）的凯尔特人，成为了最先接受罗马文明洗礼的北方蛮族。对高卢的征服，也成为了罗马从共和国向“帝国”转变的关键。 　　在罗马征服高卢之后，基于地缘位置的关系，日耳曼人比起他们在东部的邻居——斯拉夫人，有更多的机会近距离接受文明的影响（比如以雇佣军的形式进入罗马）。后者由于前者的阻隔，在罗马帝国分裂之前几乎没有途径沐浴文明的阳光。这一地缘优势，使得日耳曼人能够在罗马帝国崩溃、分裂时（公元4世纪末），第一时间成为帝国西部遗产的接收者。而当日耳曼人开始洗白自己成为文明人之时，斯拉夫人就变身成为了下一个，站在“文明”大门口的北方蛮族了。不过斯拉夫人也不必感到不平，最起码他们因加入基督教而成为欧洲文明世界的一部分时，还能够向更边缘的波罗的人“传教”。 　　当然，斯拉夫人并不是唯一一个想“教化”波罗的人的基督教徒，同样位于中欧平原的日耳曼人，认为自己会更有资格这样做。就两族最初在中欧平原的分布来看，如果将今天波兰、德国两国的分界线奥得河视为二者的地缘分割线，大体也是准确的。其中今天波兰境内的维斯瓦河流域，斯拉夫人最初的起源地。在匈人入侵欧腹地之后，斯拉夫人也卷入了因此而引发的民族大迁徙中，开始向周边地区扩散（公元5世纪末开始）。 　　由于大量日耳曼部落西迁、南迁，部分斯拉夫人开始向西填补日耳曼人的空间，并渗透到易北河一线。然而也正因为有强大的日耳曼集团存在，斯拉夫人向西扩张的空间始终有限。随着神圣罗马帝国的崛起，这部分“让”给斯拉夫人的土地，也逐渐被日耳曼人收复。斯堪的纳维亚日耳曼人和波罗的海的存在，亦让“北斯拉夫人”几乎不可能出现（最多消化掉部分波罗的人）。 　　既然西、北两个方向的扩张力度有限，那么斯拉夫人崛起的希望，就只能寄托在东、南两个方向了。由于东欧平原北部，原为文明层级更低（渔猎）状态的乌拉尔人所覆盖，东斯拉夫人在扩张初期所遇到的人为障碍不算很大（适应气候相对更困难）。若干年后，这部分变身成为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三族的“东斯拉夫人”，所取得的成就也是最大的。然而就一开始的情况来说，东斯拉夫人的境遇却是最遭的。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个方向不仅远离欧洲文明中心，同时也与亚洲文明区相距甚远。那些往来于东欧平原南部草原的游牧者，倒是有机会经常接触各大文明，只是文明的产生、学习有一个重要的基础，那就是“定居”。想借助与游牧者的交流步入文明世界，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不要说跟他们做邻居所要承担的压力了） 　　相比步入蛮荒之地的东斯拉夫人，向南迁徙的“南斯拉夫人”，看起来似乎要幸运的多。最起码他们每迈出的一步，都意味着离文明更近了一步。易北河上游的波希米亚，以及摩拉瓦河流域的摩拉维亚（及东部的西喀尔巴阡山脉南麓），是斯拉夫人南下的第一站。驻足于上述板块的斯拉夫人，成为了今天捷克、斯洛伐克两族的祖先，并与留在中欧平原整合而成的斯拉夫人——波兰人，一起被归类为“西斯拉夫人”。 　　留在摩拉维亚的斯拉夫人，后来成就了斯拉夫人历史上第一个强大国家——大摩拉维亚国。而当日从摩拉维亚继续南下的斯拉夫人，则成为了南斯拉夫人。从阿尔卑斯山脉北麓东流而下的多瑙河，是从西喀尔巴阡山脉与阿尔卑斯山脉之间的缺口注入这片低平之地的。因为山地（小喀尔巴阡山）的阻隔，摩拉维亚河也是在这个点上汇入多瑙河的。这个被称之为“匈牙利门”的枢纽点，也成为了多瑙河中、上游的分割点。穿越匈牙利门，南斯拉夫人的祖先算是进入了“多瑙河中游平原”。 　　基于地理结构、气候的原因，匈牙利门以东的多瑙河中游平原，又被南、北向的多瑙河切割为了两部分：西部的潘若尼亚平原，以及东部的匈牙利草原。前者在罗马帝国时期已经进行了农业开发，后者在斯拉夫人南迁时则还是游牧者的天下。考虑到游牧者的攻击性，很显然即将独立发展的南斯拉夫人并不会考虑去匈牙利草原冒险，而是寄希望在潘诺尼亚平原寻找机会。 　　公元5世纪末，原本定居于潘诺尼亚的东哥特人，强势进入意大利，并最终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建国。其身后所留下的空间，也再一次被斯拉夫人填补。然后想在这场乱局中占个好身位的，并不只有斯拉夫人，他们最大的竞争对手，是来自匈牙利草原的游牧者。悲剧的是，游牧者在这片低平之地要更据优势。定居者若无罗马帝国那样的组织能力，是很难将他们阻挡在多瑙河以东的。 　　很多人将罗马帝国崩溃的直接原因，归结于匈人入侵所引发的民族大迁徙。或者说，是因为匈人的入侵，迫使原本羁縻于罗马帝国的日耳曼部落进入帝国内部，并在那些直接服务于帝国的日耳曼人的共同作用下引发了混乱。不过在经历过“阿提拉帝国”的短暂辉煌后，原本被匈人勉强整合在一起的草原，也很快陷入了部族林立的分裂状态。经过激烈的竞争，从高加索而来的阿瓦尔人成为了匈牙利草原的主人，并进而控制了整个多瑙河中游平原。 　　然而游牧民族在定居区的统治总是不那么稳定，在保加尔人进入多瑙河流域（并与当地的斯拉夫人结盟、融合），以及查理曼建立法兰克帝国后，阿瓦尔人在潘诺尼亚的统治受到了严重打击，活动范围逐渐向匈牙利草原萎缩。9世纪末，马扎尔人的到来，则再一次在多瑙河中游平原掀起了一股游牧扩张潮。当然，后面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了，在新千年（公元0年）决定归依天主教的马扎尔人，完成了自己的华丽转身。从一枚无法摆脱周期性衰弱规律的“游牧之箭”，变身成为了名叫“匈牙利”的基督教之盾。 　　在阿瓦尔人、马扎尔人的冲击之下，南迁入潘诺尼亚乃至巴尔干半岛的“南斯拉夫人”，逐渐与“西斯拉夫人”切断了地缘的联系。匈牙利人与天主教世界的和解，以及他们所能够发挥的特殊作用（游牧基因），又让斯拉夫人在和匈牙利人竞争潘诺尼亚的问题上处于下风。在这种情况下，南斯拉夫人的生存空间，不可避免的向巴尔干方向挤压了。基于巴尔干半岛复杂的地形，以及多方势力交错的地缘位置，南斯拉夫人最终分解成为了现在的斯洛文尼亚人、克罗的亚人、塞尔维亚人、马其顿人、黑山人、波斯尼亚人。。。以及吸收了游牧基因的保加尔人等族。相比各自仅分为三族的西、东斯拉夫人，南斯拉夫人内部的结构可谓复杂的多。 　　凡事都有个起点，族群的分化也是如此。那么南斯拉夫人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开始第一次分化的呢？顺着斯拉夫人南迁的轨迹，我们的视线被带向了潘诺尼亚平原的西南部。在这里，南北向的多瑙河在接收了源自阿尔卑斯山的支流：德拉瓦河之后，开始转而向东流淌，并最终透过铁门峡谷进入瓦拉几亚（平原）。不过这并不代表在德拉瓦河之后，多瑙河就再也享受不到阿尔卑斯山的润泽了。事实上，在注入铁门峡谷之前，多瑙河右岸在今天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位置上，还接收了一条源自阿尔卑斯山的支流——萨瓦河。 　　尽管源头指向阿尔卑斯山脉东南部，但萨瓦河水却主要是由巴尔干北部山地“迪纳拉山脉”所供给的。在地形图上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迪纳拉山脉北坡的河流，几乎都北向注入了萨瓦河。关于“巴尔干地区”的范围，或者说北部边界在哪，一直以来都有不同的说法。从地理关系来看，南向承接巴尔干山地之水的萨瓦河，及其东向的多瑙河应该是最有资格充当这条地缘分割线的。不过被定位为“巴尔干民族”的南斯拉夫人，却并非是在萨瓦河之南开始分化的，今天我们说到“巴尔干”或者南斯拉夫这个地缘概念，它的界限一般也会扩张到德拉瓦河。而萨瓦河与德拉瓦河之间，这片丘陵广布的多瑙河中游平原区，也有一个与“斯拉夫”（slav）关系极为密切的名称——斯拉沃尼亚（slavonia）。

赞赏

长按







































白癜风症状有哪些
北京一般治疗白癜风费用多少钱


转载请注明:http://www.qiweiq.com/aklly/1444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