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塞佩·托马西·迪·兰佩杜萨GiuseppeTomasidiLampedusa（-），意大利。著有长篇小说《豹》。
一九三八年深秋，我对世事人情十分厌倦。我住在都灵，我的一号女朋友乘我睡觉时在我的口袋里乱翻一气，想找几张五十里拉的钞票，结果发现了二号女朋友的一封短信，里面尽管错字连篇，但我俩的关系却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出来。
我立即被叫醒，经历了一场风暴。佩隆大街上的这个小小寓所里，回响着不堪入耳的骂声；她甚至想来抠我的眼睛，我只好拧着这位可爱姑娘的左手腕，挫败了她的企图。这个完全合法的自卫行动使一场争吵结束，然而牧歌式的爱情也告终了。姑娘匆匆穿好衣服，把粉扑、口红、手绢，还有那张“闯了大祸”的五十里拉钞票塞进手提包，冲着我的脸骂了三次“猪猡”，扭头便走。她在这暴跳如雷的一刻钟内，比任何时候都可爱。我在窗口看着她走出门，消失在晨雾中：高高的个子，苗条的身材，还象往常那样优雅。
我再也没有见到她，就象再也没有见到那件花了不少钱买的黑开司米毛衣一样，糟糕的是那件毛衣的式样男女通用。她只在床上留下两个据说“别在头上看不出来”的弯发夹。
当天下午，我和二号女朋友本来约好在卡洛·费利切广场上的点心店见面。二厅西角的那张小圆桌是我们的常座，可是我看见的不是我渴望见到的姑娘的粟色头发，而是托尼诺的调皮脸蛋；托尼诺是她的小弟弟，十二岁，刚吃完一块双色巧克力。我一走上前去，他就以都灵人惯有的彬彬有礼姿态站起来。“先生，”他对我说，“皮诺塔不来了；她让我把这张条子给您。再见，先生。”他拿起碟里剩下的两块奶油蛋糕，走出店去。这张象牙色硬纸片上写着：她和我彻底决裂了，因为我行为下流，“象南方人那样无耻”。显然，一号女朋友找到了她，让她跟我吹掉，因为我脚踏两只船。
在十二小时之内，我竟丢掉了两个互为补充、对我都有用的女朋友，外加一件爱不释手的毛衣，还为那个该死的托尼诺付了点心钱。我这个典型的西西里人的自尊心受到了损害：我颓唐沮丧，决定在一段时间内不涉足灯红酒绿的上层社会。
《豹》剧照
在这段绝迹上流社会的时间内，最适合去的地方莫过于波河大街的那家咖啡馆。现在只要一有空，我就像一条狗似的，独自一人到那儿去；每天晚上，报社里的工作干完，我总要去。这里像一个地狱，充斥着退伍中校、退休法官和领养老金的教授们的苍白身影。这些似有若无的身影在白天被廊柱和乌云遮掩、晚上被绿色大灯罩挡暗的光线下打扑克，玩骨牌；他们从来不高声说话，因为害怕声音过大会使自己虚幻的身影解体。一个名副其实的地狱。
我像一头循规蹈矩的牲畜，总坐在厅角那张小桌子边。这张小桌子是精心设计的，以便使顾客尽可能不舒服。我的左面坐着两个幽灵，他们是高级军官，正和两个在上诉法院当顾问的行尸走肉下四人棋；军官和法学家的棋子从皮子做的棋筒里轻轻滑出，不发出任何声音。我的右边老是坐着一位年事已高的先生，他裹着一件旧大衣，羊皮领子上的毛已全部掉光。这位先生一刻不停地看着外国杂志，抽着托斯卡纳雪茄，不时往地上啐一口；他有时合上杂志，好象在吞云吐雾的同时追踪着某个回忆。然后他又开始看杂志和往地上啐。他的那双手甚是丑陋，瘦骨嶙峋，紫红色，指甲留得老长，并不是一直很干净。有一次他在一本杂志里发现一幅古希腊雕像的照片，雕像的眼睛离鼻子很远，脸上露出诡秘的微笑；我惊讶地看见他畸形的手指轻轻地、一本正经地抚摸着这幅照片。他发现我看到了，气得哼唧了几句，然后又要了一杯咖啡。
如果不是发生一件巧事，我们的关系中可能会一直隐伏着这种敌对情绪。我离开编辑部时总要随身带上五、六份报纸。有一次，我带的报纸中有一份《西西里日报》。那几年，人民文化部十分厉害，所有的报纸办得一模一样；这份巴勒莫出的日报比往日更缺乏特色，和米兰或罗马的报纸没有区别，只是排字错误更多；所以我只是匆匆扫了一眼，便立即撂在小桌上。我刚开始欣赏人民文化部的另一份喉舌报时，我的右邻对我说：“对不起，先生，我看看您的《西西里日报》，您不会生气吧？我是西西里人，二十年没看到家乡出的报纸了。”他讲起话来温文尔雅，发音无懈可击；他那双灰色眼睛若无其事地看着我。“请吧，请看吧。您知道吗，我也是西西里人，您如果愿意的话，我每天晚上都可以带一份《西西里日报》来，对我来讲不费事。”“谢谢，我并不认为有这样的必要；我只是感到好奇而已。假若西西里还像当年我在的时候那样，我就想象得出那儿一切都很糟，三千年来一贯如此。”
他走马观花似地浏览了一遍，然后把报纸叠好，还给我；接着便聚精会神地看起一本小册子来。他要走了，显然是想不打招呼悄悄溜掉，不过我已站起身来，把我的名字告诉他；他在牙缝里嘟哝了一句，报出自己的名字，可是我没听清楚。他没有向我伸出手来，然而走到咖啡馆门口时，却回过身来，脱了帽，大声说道：“再见，老乡。”他在门廊中消失了，我觉得茫然，正在玩牌的幽灵们发出了不满的嘀咕声。
我好不容易才把服务员叫来，指着右边的空桌子问他：“刚才那位先生是谁？”“他嘛，”他答道，“是参议员罗沙里奥·拉·丘拉。”
尽管我的新闻知识很浅陋，不过我对这个名字却很熟悉，拉·丘拉是公认的享有世界声誉的五、六位意大利人之一，是当代最著名的希腊学家。厚厚的杂志，对古雕的喜爱，古怪的脾气，内在的文雅都在我心中得到了解释。
第二天我在编辑部翻阅为“待发”讣告准备的特殊卡片箱，里面有拉·丘拉的卡片，材料是陆续收集的，挺详细。原来这位大人物出生在阿契—卡斯泰罗市（卡塔尼亚省）一个贫穷的小资产阶级家庭中，学希腊文毫不费劲，令人吃惊，他靠奖学金念完大学，后来出版了几本专著；二十七岁在帕维亚大学取得教授希腊文学的资格。后来他转到都灵大学执教，一直到退休为止；他曾到牛津和图宾根讲课；还曾多次作过长途旅行，因为在法西斯上台前他是参议员，是林契依科学院的院士，是耶鲁、哈佛、新德里和东京大学的名誉博士，当然也是包括乌普萨拉及萨拉曼卡在内的所有欧洲名牌大学的名誉博士。他的著述不计其数，许多论文，尤其是有关爱奥尼亚地区方言的论文，被认为是经典著作。再说一句，他是特乌勃纳出版社邀请的唯一外国人，负责编选出版埃西奥都斯的诗歌集；他用拉丁文写了一篇序言，学术上有独到之处。最后，他不是意大利科学院的院士，这是他的最大荣誉。他胜过其他学识渊博的同事们的地方，在于能以生动的语言解释古典作品，这表现在他用意大利文写的论文集《人与神》中；这些文章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读起来诗意盎然。总之，他是“民族的骄傲，文化的灯塔”：卡片编写者用这句话作结。他七十五岁，靠领取养老金和参议员津贴过日子，生活虽不阔绰，但蛮舒适。他一直未娶。
不能否认，我们意大利人作为文艺复兴的正宗子孙（或者是父母），向来尊敬比任何人都高明的伟大的人文主义者。现在我每天可以接近这门玄妙、深奥、专和死人打交道、没什么用处的学问的最高代表，感到飘飘然，也颇觉不安；我象一个初见吉列先生的美国小伙子一样：畏惧，崇敬，怀有一种特殊的、不带恶意的羡慕。
这天晚上，我抱着与前几天迥然不同的心情来到那家地狱咖啡馆。参议员已经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我恭恭敬敬地向他问好，他只是咕噜了一句作答，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不过当他看完一篇文章，并在笔记上记下一句话以后，便朝我转过身来，用动听得叫人纳闷的声音对我说：“老乡，从你向我问好的方式判断，我知道，这些蛆虫当中有人向你说过我是谁了。忘了它吧，把高中里学过的古希腊文动词不定式也忘掉吧，如果你还没有忘记的话。你倒是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昨天晚上你介绍自己时一带而过，我又不象你那样爱到别人那儿去打听，何况这儿肯定不会有人了解你。”
他讲话时傲慢而冷淡；可以看出来，对于他来说，我远远不如一只蟑螂，不如一粒在阳光中飞来飞去的尘埃。不过他平静的声调，精确的措词，以及对我称“你”，又使我觉得他是在跟我进行一场推心置腹的、富有哲理的谈话。
“我叫保罗·科尔贝拉，出生在巴勒莫，在那里的法律系毕业；眼下在《新闻报》编辑部工作。参议员，为了使您放心，我要补充一句，高中毕业考试时，古希腊文得了‘五加’，我的意思是说，还好添上这个‘加’，我才得到了文凭。”
他微微张开嘴笑了笑。“谢谢你告诉我这件事，这样更好。我讨厌跟那些自以为博学而实际上一窍不通的人谈话，我在大学里的同事便是这样，他们最多只知道古希腊文的外部形式及其变态和特殊规则。他们没有发现这种文字的精华，反而可笑地认为它已经‘死’了。顺便说一句，他们什么也发现不了。话又说回来，他们也真可怜：既然从来也没有机会听人讲过古希腊文，又怎么能发现这种文字的精华呢？”
不错，骄傲总比假客气好，然而我总觉得参议员过分夸大，甚至闪过这样的念头：年纪把这个特殊的脑袋搞糊涂了。那些可怜的同事听人讲古希腊文的机会和他一样多，也就是说，从来没有过。
他接着说：“保罗……你运气不错，名字和那位唯一有点文化、识几个字的门徒一样。但是，你如果叫吉罗拉姆则更好。你们这些基督徒取的其他名字都很庸俗。奴才的名字。”
他继续揶揄我，他好象真是一位和教士作对的学者，还带有尼采的法西斯哲学味道。这可能吗？
他滔滔不绝地讲着，象是沉默了很久刚得到说话机会。“科尔贝拉……我没记错吧，这是西西里一个望族的姓，对吗？我记得，我父亲每年要为阿契-卡斯泰罗市的那栋房子交一笔数目很少的租金，是交给科尔贝拉·迪·帕利纳的管家的；房主也可能叫沙利纳，记不清了。父亲每次都开玩笑说，这几个里拉决不会落到‘房产的直接拥有者’——这是他的原话——的口袋里。你是这个科尔贝拉家族的成员吗？也许是个盗用这个望族姓氏的庄稼汉的儿子吧？”
我承认我正是科尔贝拉·迪·沙利纳家族的成员，而且是唯一正宗后裔：在我一人身上集中了这个家族的一切豪华、一切过失、一切未征收的赋税和一切未偿还的债务，总之，集中了这个以豹作为纹章的望族的一切。令人费解的是，参议员似乎甚为满意。
“很好，很好。我对源远流长的望族向来很尊敬。它们令人缅怀，值得回忆的东西诚然很少，但总比其他人家要多一点。它们，我是说你们这些人，最好能够一直传宗接代下去。科尔贝拉，赶快结婚吧，因为你们这些人要延续下去，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把你们的种子撒向天涯海角。”
我可真忍不住了。“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到底是谁呢？是指除拉·丘拉参议员以外的所有芸芸众生吗？他传宗接代了没有？从他那布满皱纹的脸和虚胖的身体来看，好象没有……
“科尔贝拉·迪·沙利纳，”他一味往下说，“我把你当作我的那些青年学生一样，一直用‘你’相称，不生气吧？”
我请他放心，说实在的，我觉得既荣幸又高兴。姓氏、家谱谈完后，话题转到西西里。他二十年没到西西里了，最后一次“到那旮旯去”（他用的是皮埃蒙特方言）只呆了五天，是在锡拉库扎，同保罗·奥尔西商榷有关古典戏剧中的半合唱形式的互相置换问题。“我还记得，他们想用小汽车把我从卡塔尼亚送到锡拉库扎，我直到确知公路在奥古斯塔附近离海很远，而铁路却贴着海岸时，才表示同意。你给我讲讲我们的西西里岛吧；这是一片美丽的土地，尽管上面住的全是蠢驴。天神们曾在那里居住过，或许每年八月份仍然要来住一阵子。但是不必给我介绍那四座刚修复的神庙，因为我可以肯定你自己也一点不明白。”
《豹》书影与作者兰佩杜萨
于是我们谈起了永恒的西西里，谈起了岛上的自然物，谈起了内勃罗弟山上迷迭香的芬芳，谈起了梅利利城的蜂蜜的味道，谈起了怎样在埃纳欣赏被五月的和风吹得层层翻滚的麦浪，谈起了锡拉库扎周围的名胜古迹，也谈起了巴勒莫：六月份，某些夕阳西下的傍晚，空中弥漫着一阵阵柑橘花的扑鼻芳香。我们还谈到卡斯特拉马雷海湾的迷人夏夜：沉睡的海映着满天星斗，人们仰卧在乳香黄连木丛中，其灵魂在天际邀游，其肉体却紧张惊恐，害怕魔鬼走近。
参议员几乎有五十年没在那儿长住了，但他对一些细节的记忆却准确得出奇。“海，在我见过的所有海中，锡拉库扎的海最绚丽，最富于浪漫色彩；你们可以毁坏一切——指的是城外的一切——但不能毁坏海。海边餐馆里还能吃到剖成两半的海胆吗？”我说还能吃到，不过我补充道，吃的人很少，因为怕得伤寒病。“可这是你们那儿最好的东西，肉红色的筋腱，模样很像女人的某种器官，带着海水和海藻的香味。什么伤寒不伤寒的！海里的东西说有危险都有危险，有的致人死命，但也有的使人长生不老。在锡拉库扎时，我总要让奥尔西给我找海胆。滋味真鲜美，模样真神圣！这是我近五十年来留下的最美好的回忆！”
我困惑莫解，同时也被他的话所深深吸引；一个像他这样的人居然会作出这么一些近似淫秽的比喻，居然会像小孩子一样对滋味并非十分鲜美的海胆这么垂涎欲滴！
我们还谈了很久，他临走的时候，坚持替我付咖啡钱，可是嘴里又出言不逊，这是他的特点（“大家都知道，名门子弟的口袋里向来空无一文”）。我们像老朋友那样告别了，尽管我们的年龄相差五十岁，我们的文化水平相差几千光年。
每天晚上我们都见面，虽然我对世人的怨忿情绪已经开始消失，我却仍旧把到波河大街的这个鬼地方和参议员见面当作自己的义务。我们聊得并不多：他只顾看书和做笔记，只是偶尔对我说几句话，但是只要一开口，就抑扬顿挫，口若悬河，有时盛气凌人，有时旁敲侧击，有时像诗歌一样费解。他也不断往地上啐；最后我发现他只是在看书的时候才往地上啐。我认为他已经对我产生了某种好感，但我不能因此异想天开：如果真的有好感的话，他的“好感”也肯定不是“我们这些人”（恕我借用参议员的话）对别人可能产生的那种感情，而更像一个老处女对自己的小狗可能产生的那种感情：她知道小狗愚鲁笨拙，不谙事理，但是有狗在身旁，她就可以对这只什么也听不懂的小动物高声诉说自己的哀怨了；如果身边没有小狗，她会感到郁郁不乐。真的，我开始觉察到，如果我迟到了，这个老头骄傲的眼睛总是怔怔地注视着门口。
差不多一个月以后，他从饶有风趣但内容空洞的谈话转到了畅所欲言，直抒胸臆，这是挚友之间的交谈与普通熟人之间的闲聊的唯一不同之处。是我采取了主动。他老往地上啐，我很不习惯（地狱咖啡馆的服务员也看不惯，最后在他桌旁放了一个亮铮铮的铜痰盂）。一天晚上，我贸然问他为什么不治治这个讨厌的多痰症。我没有思考便提了这个问题，刚问完便后悔不该这么冒失，心想参议员准会大发雷霆，把我骂得狗血喷头。可是他却和颜悦色地回答道：“不，亲爱的科尔贝拉，我没有痰。你既然这么注意观察，那就应该发现，我往地上啐之前从不咳嗽。我往地上啐并不是因为我有病，恰恰相反，因为我思想健全：我只是在看到傻话累累、味同嚼蜡的段落时才往地上啐；如果你愿意检查一下那边那个玩意儿（他指了一下痰盂），你会发现里面只有很少几口唾沫，一点痰的痕迹也没有。我啐唾沫是象征性的，是一种有高度教养的举动；你倘若不习惯，那就回到你呆惯的客厅里去好了。那儿人们不啐唾沫，只是因为他们从来不想对任何事情感到厌恶。”他那副傲慢至极的神情只是因为他朝远方看了一眼才有所减弱，我真想站起来抛开他就走；还好，我思索一下以后，责怪自己太不冷静。我坐着没动；不可一世的参议员立即转入反攻。“而你，你为什么常到这个充满着魔影、充满着你所说的痰液的鬼地方来？为什么到这个充满着失意者的地方来？都灵城里会使你们这些人产生欲望的娘儿们并不缺乏。只要到卡斯泰罗旅馆，到里伏利，或者列蒙卡利埃里和温泉浴池去转一圈，你们的肮脏欲望便立即可以得到满足。”这位学问渊博的人居然讲出了都灵烟花场的确切地址，我听后不禁笑了起来。“参议员，这些地方您怎么会如道的？“我全知道，科尔贝拉，我全知道。经常到教务委员会和参议院去转转，就会知道这些情况，也只能知道这些情况。不过请你相信，罗沙里奥·拉·丘拉从来也不像你们这些人那样恣情纵欲。”看来这是事实：从参议员的言谈举止判断，他在性方面采取抑制态度是确切无疑的（“确切无疑”是年的惯用语），这和他的高龄没有任何关系。
“事实是这样的，参议员，我到这儿来，恰恰是想暂时找一个远离上流社会的避难所。我和您刚才所说的那种娘儿们中间的两个闹了一场风波。”他的回答既迅速又尖刻；“头上长角了，是不是，科尔贝拉？要么是染上病了？”“既没有长角，也没有染上病，但比这两种情况还要糟：她们把我甩了。”接着，我把两个月前发生的那桩可笑的事情告诉了他。我的叙述绘声绘色，因为我自尊心上的创伤已经收口了。如果在我面前的不是这位古怪的希腊学家，而是其他人，我准会遭到讥笑，或者碰巧也会得到同情；然而这个可怕的老头却既不讥笑我，也不同情我；他只是感到愤慨。“科尔贝拉，和一身是病、穷酸寒伧的女人瞎混，准会发生这种事。如果我有一天倒了霉，碰见那两个小娼妇，在她们面前谈起你的时候，我会讲同样的话。”“你说她们一身是病吗，参议员？不，她俩身体棒极啦；只要看看她们在斯佩基饭馆吃饭时的那种样子就可以知道了。她们也不穷酸寒伧，相反，是两位打扮得甚为俏丽的姑娘，举止也很优雅。”参议员气忿得又啐了一口。“她们一身是病，没错，一身是病，五、六十年以后，或者还要早得多，她们准完蛋；可以说，她们现在就已病魔缠身了。说她们穷酸寒伧也没错：她们的俏丽打扮靠的是乱七八糟的衣裙饰物，毛衣是偷来的，优雅的举止则是从电影里学来的。她们的高贵便在于会从情人的口袋里掏出油污的钞票，而不是像有的女人那样把珊瑚和粉红色的珍珠拿去送给情人。跟这些涂脂抹粉的丑八怪在一起，只会发生这种事。她们和你，你和她们，都将成为一堆尸骨。你们在臭气熏天的被单中亲嘴时，难道不觉得恶心吗？”我傻乎乎地反驳道：“我的被单一直是干干净净的，参议员！”他发火了：“这和被单有什么关系？你们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一堆腐臭的尸骨。我再说一遍，怎么能和她们这种人在一起瞎混呢？”我已尝过一点艳遇的滋味，听了这话很不痛快：“可是，总不能只许人家跟名媛贵妇上床睡觉啊！”“谁跟你提名媛贵妇了？她们和别的女人一样，也只配送进坟墓。不过，小伙子，这些道理你无法理解，我不该跟你罗嗦。你和你的女朋友命中注定要深深陷进淫欲的泥潭。有自知之明的人太少了。”他望着天花板，微笑着；他的脸上显出一副自鸣得意的表情；不久，他握握我的手，走了。
《豹》改编电影获第16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
此后的三天中我没见到他；第四天我在编辑部接到一个电话。“您是科尔贝拉先生吗？我叫贝蒂娜，是参议员拉·丘拉先生的管家。他让我告诉您，他得了重感冒，现在稍微好点；今天晚饭后想见见你。请你九点钟到贝托拉大街十八号来，上二楼。”她不由分说，挂断了电话，不给我以考虑的余地。
贝托拉大街十八号是一栋年久失修的旧楼房，不过参议员住的那套房子倒挺宽敞，拾掇得很好，大概应该归功于贝蒂娜的坚持。从门厅开始就摆着书，都是些当今图书馆里常见的、装帧简单的廉价书。我走过的三间屋子里有几千本书。参议员坐在第四间屋子里，身上裹着一件宽大的驼毛睡衣，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细密柔软的驼毛衣料。后来才知道这不是驼毛料子，而是秘鲁高级羊毛料子，是利马大学校务委员会送给他的礼物。我进屋时参议员虽然没有站起来，但仍然很亲切地迎接我。他好点了，可以说一切良好；过几天，等袭击都灵的寒流过去后，他打算出门走走。他用雅典市意大利学会的礼物——塞浦路斯松脂酒，以及安卡拉考古代表团的馈赠——甜得腻人的土耳其式玫瑰色软糖招待我，还拿出样样事情考虑周到的贝蒂娜买来的一些配料最恰当的都灵甜点心。他心情十分愉快，张口笑了两次，甚至还为自己在地狱咖啡馆里讲话过火而表示道歉。“我知道，科尔贝拉，我的言辞过激，不过请你相信，我的想法是温和的。别再想那些了。”我并没有想起那些话，相反，我对这位老人充满了崇敬；我怀疑他尽管学术上百事顺遂，生活却十分不幸。他吞食着难以下咽的土耳其式软糖。“糖，科尔贝拉，只要甜就行啦。如果糖带上别的味，就会像性变态者的吻一样。”他扔给艾阿科几大把面包屑，艾阿科是一条高大的纯种狗，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进了屋。“科尔贝拉，懂狗的人都知道，狗虽然其貌不扬，可是比你那些骚娘们更加超凡脱俗。”他不让我看他的藏书。“全是古典作品，象你这种连希腊文也考不及格的人是不会感兴趣的。”他倒让我在我们现在呆着的屋子里走了一圈，这是他的书房。书很少，我在其中看见了蒂尔索·德莫利纳的剧本、拉莫特-富凯的《女水神》、吉罗杜的同名剧本，另外，使我惊讶的是还有赫·乔·威尔斯的作品；可是墙上却挂着几幅古希腊雕塑的巨幅照片，和实体一样大；这不是我们能买到的普通照片，而是质量精致的摄影佳作，显然是他以权威身份向世界各国的博物馆索取的。所有著名雕塑的照片都有，包括卢浮宫的《骑士》，塔兰托出土而珍藏在柏林的《女神坐像》，德尔斐出土的《战士》，阿克罗波利斯出土的《科勒》，奥林博斯出土的《皮翁比诺的阿波罗神》、《拉皮蒂族女人》和《太阳神》，遐迩闻名的《车夫》……他们雍容华贵，落落大方，屋里到处可以看见他们那种欣喜和嘲讽参半的微笑。“你瞧，科尔贝拉，这些照片或许还讨人喜欢；‘娘儿们’则不行。”壁炉上摆着几件古代的双耳陶罐和大口酒坛，上面画着绑在桅杆上的奥德修斯和因为让俘虏逃脱而撞礁赎罪，以致粉身碎骨的一向以歌声诱惑海员触礁的鱼美人。“全是胡诌，科尔贝拉，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诗人胡诌出来的；谁也逃不脱她们的手掌，即使侥幸逃脱，她们也不会因为这么一点小事而自尽的。另外，她们怎么会死呢？”
茶几上有一幅旧照片，已经变色了，镶在一个普通镜框里；照片上是一位二十来岁的青年，几乎一丝不挂，头发卷曲蓬乱，表情志得意满，是个少有的美男子。我有些奇怪，在这幅照片前停了一下：我以为明白了。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这个人，老乡，就是以前、现在和将来（他特别强调这个词）的罗沙里奥·拉·丘拉。”
这个穿着睡衣的可怜的参议员，年轻时原来像天神一样英俊。
赫伯特·詹姆斯·德拉波(HerbertJamesDraper)《尤利西斯和塞壬们》（UlyssesandtheSir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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