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昝涛，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昝涛：土耳其在欧亚的战略地位主要取决于其地缘位置、国家实力及国家定位

从地理位置来看，土耳其是一个地跨欧亚的国家，同时，土耳其又属于中东、黑海与地中海地区，可以说，其地理位置是特殊而优越的。

　　从国家实力来说，土耳其是中等强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万亿，在世界上排名第16位，人均GDP超过了一万美元，目前是发展最好的穆斯林国家；土耳其还是中东地区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土耳其的实力使其在地区范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土耳其属于伊斯兰文明世界，同时又是西方阵营的一员，是北约成员国，长期致力于加入欧盟。冷战后，土耳其从西方阵营的边疆国家成为了连接东西方的桥梁国家，当前，土耳其的目标是成为欧亚的中枢国家。

在中国提出建设世界第一大机场的时候，土耳其也高调宣布建设第一大机场，这其中是否跟土耳其经济近年强势崛起，同中国竞争合作的关系有关？以土耳其地缘关系战略的考虑，中国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昝涛：如前所述，土耳其近十年来经济发展迅猛，经济实力迅速提高，除了一些可查的数据外，有一个结构性的因素需要考虑，那就是，土耳其与中国都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的受益者，作为全球化进程的积极参与者，土耳其的独特性在于，它有一个中东穆斯林世界的战略纵深，同时它维持了与西方之间长期的、特殊而紧密的关系。土耳其较好地利用了这种优势。

尽管现在全球经济尚未走出危机的阴影，但若我们把眼光稍微放长，看看冷战结束以来的世界，全球化确实是让不同地区的民族或多或少都受益了，不用说金砖国家，阿拉伯世界和非洲都经历了一个加速发展的过程。随着土耳其的崛起，它必然也要寻求新的与其实力和雄心相称的定位。

伊斯坦布尔的地缘、经济和文明地位都有一个深厚的历史积淀，作为地区当之无愧的地缘、文明和经济中心，它同时也是去往中东、非洲和中亚的中转。土耳其近年来的强势崛起，更是强化了其欧亚中枢的地位。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土耳其提出了建立大机场的计划。其实，是第几大并不重要，关键是真的满足需要并有效运转。

土耳其与中国确实是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两国经贸关系这几年发展迅速，但土耳其长期处于巨大的逆差状态，根据土耳其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年1至11月土耳其对华出口25亿美元，自华进口亿美元，贸易逆差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占土耳其贸易逆差总额的22.2%。

中土经济结构相似，都比较依赖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两国在纺织品出口方面长期处于竞争关系。两国都渴望在中东和非洲地区扩大影响力，但目前这种竞争关系还处于潜在状态，尚不突出。不管如何，中土在经济体量上不是一个层次，土耳其对中国的影响力不大。在土耳其的长期战略中，关于中国也不明确，这些年土耳其才逐渐意识到中国的崛起，加强了对中国的 　　对土耳其未来影响最大的还是其内政问题。一方面，土耳其能否巧妙地摆好其在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之间的平衡，要看它的领导集体的愿望和智慧。另一方面，土耳其国内的库尔德问题是其长期掣肘，短期内看不到解决好的可能，但土耳其当前正在进行各方面的努力，若此问题处理得好，土耳其的稳定与发展才有进一步的保障。

另外，中东地区长期动荡，土耳其所处的这个外部环境也是限制其发展的一个因素，保持中东地区长期的相对和平状态符合土耳其的切身利益。

土耳其的宗教背景，是否会影响其想从欧美巨大的航空产业分一杯羹的野心进程？有多大的影响？

昝涛：土耳其是一个穆斯林国家，但同时又是一个世俗化的国家。土耳其越来越懂得如何做好东西方的桥梁，懂得在不同的人面前展示自己可爱的一面。首先，土耳其的宗教背景是一个优势，不要忘了全世界有超过十亿的穆斯林，土耳其人比很多人更懂得如何与他们打交道。其次，土耳其向非穆斯林可以展示世俗与开放的一面(当然我这么说是在相对的意义上，并不是穆斯林就不开放)，在这方面，土耳其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经验。

土耳其人是懂得如何做生意的，不管怎样，你的产品和服务才是最重要的，对比一下土耳其航空公司与一些西方航空公司，高下立见，土耳其人做得是相当不错的。宗教因素，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影响很小。关键还是要看到全球经济重心的东移这个大背景，土耳其的野心是在这个结构中展开的。

从申奥到兴建第一大机场，土耳其频频出击，是否与其国家经济政治战略相关，意在何为？

昝涛：显然，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有机遇和实力去做这些。土耳其已经是一个崛起中的中等强国，这是一个现实。但土耳其能有今天，并不是偶然的。除了前述土耳其的各种优势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土耳其人的历史意识。

说这一点儿或许有些虚，但我认为还是值得提及的。历史地看，土耳其人曾是一个伟大帝国(奥斯曼帝国-)的主人，这是世界上的最后一个穆斯林帝国，也是长期对欧洲有明显优势的一个强国，当然，它最终因为内忧外患而崩溃了，但土耳其人作为这个帝国失败的最终承载者并没有消亡，而是通过土耳其共和国这个现代国家接盘了所有的苦难和失败。

近三百年来，土耳其人追求进步的努力和梦想最终通过土耳其共和国的现代化得以道成肉身。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土耳其就被认为是第二个继日本之后实现了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

并不是每一个民族都有这样的大国梦想和历史意识。在这个方面，土耳其与中国是有相似性的。因此，看看这两个国家这些年来的成就，并非只是靠着幸运，而是有着地缘、历史和民族心理等方面的综合原因的。

这并不是说土耳其要恢复旧日帝国，而是说它在胸怀和历史的深度方面有其独特性，这个独特性就植根于其独特的历史经验。

因此，在我看来，土耳其频频出击的各种做法，是它的实力的体现，也是实现更大的发展的战略的一部分。土耳其已经提出了在它建国一百周年的年进入世界十大经济实体行列的目标。可以说，对很多观察者而言，土耳其好像就是个世界舞台的新来者，而且各种做法似乎让人觉得扎眼。但若从我刚才提到的历史意识角度看，并不难以理解。

奥斯曼帝国历史上最危险的敌人——俄国人

来源：《世界战争与西方的衰落》作者：尼尔?弗格森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在主张统一的民族文化建设的土耳其先知子牙·格卡尔普的鼓舞下，土耳其从一个帝国变成了一个民族国家。年，青年土耳其党人——一个像卡尔普这样的知识分子群体和伊斯梅尔·恩维这样的军官群体组成的组织——作为奥斯曼帝国的政治主导力量出现了。他们的团结和进步委员会，目的在于使帝国实现现代化，从而避免沦为西方在亚洲的另一个附庸，或者由于领土割让得七零八落而蒙受挥之不去的衰亡阴影。到年，他们在君士坦丁堡开始掌权执政了。

然而，尽管青年土耳其党人嘴上说得很漂亮，但上台后因形势发生了逆转而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保加利亚人宣布了独立。奥地利人吞并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意大利人占领了利比亚。塞尔维亚人及其同盟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打败了他们，留下阿德里安堡（埃迪尔内）周围色雷斯的一小块作为帝国唯一的残余部分。这些事实，增加了境内青年土耳其党人对境内非土耳其族人的不信任。反对英国、法国和俄国帝国力量合并的更大的战争危害性在于：把不信任变成了有预谋的杀人。没有什么比这更清楚地显示：帝国统治下生活最糟糕的时候，便是其正要崩溃的时候。一个帝国的衰退和衰亡，比它上升时引起了更多的流血冲突，这在20世纪不是最后一次。

像中欧和东欧的犹太人一样，亚美尼亚人受到了双重伤害。他们不仅是宗教上的少数民族，而且也是大量从事商业的相对富裕的群体。像犹太人一样，尽管不是专门特意要集中在这些地方，但他们确实密集地聚居在奥斯曼帝国的东部边境地区6个省：比特利斯、范、埃尔祖鲁姆、拉泽伊犁、迪亚巴克尔和瑟瓦斯。

像犹太人一样，尽管亚美尼亚人更值得信赖，但仍被认为同情奥斯曼帝国历史上最危险的敌人——俄国人。像塞尔维亚人一样，他们也有旨在通过暴力获得独立的极端组织。实际上，以前一直存在着由国家对他们发起攻击的现象。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奥斯曼当局试图重申作为异教徒的吉玛人或者非穆斯林的亚美尼亚人的从属地位时，非正规的库尔德部队发动了针对亚美尼亚村庄的袭击。美国大使估计被杀害的死亡人数超过了37万人。年，在阿达纳发生了一起新的暴力活动，尽管这不是青年土耳其党人所为，但这表明了他们要将先前的反亚美尼亚的言论付诸实践。然而，从年开始至年，针对亚美尼亚人发起的残暴战争，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但这种战争如此之多，以至于现在人们普遍承认它们是第一次真正的种族灭绝。

时至今日，土耳其政府依然拒绝对这次亚美尼亚种族灭绝事件负责。这很奇怪，因为历史证据是相当充分的。西方观察家们对当时发生的事情撰写了大量报告。内政部长穆罕默德·塔拉特·帕夏发表声明说，所有的亚美尼亚人都要被消灭，因为“那些今天无辜的人，可能就是明天有罪的人”。西方传教士对所目睹的惨状，也写出了令人悲痛的作品。他们的证词，是布莱斯子爵编写的《亚美尼亚人的待遇》战时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土耳其党人坚持认为，他们只是对一支活跃的亲俄国的第五纵队进行了打击报复。这也是苏丹在回应教皇本笃十五世代表亚美尼亚人进行调解时所采取的立场。

然而，土耳其人自己的战时盟国代理人揭露了这些声明是谎言。在亚美尼亚担任土耳其军事总督察的一个南美雇佣军人拉斐尔·德·诺克斯报告说：该省总督已下令阿迪尔·贾瓦地方当局“将亚美尼亚族12岁以上的男性全部消灭”。根据奥地利在君士坦丁堡军事全权代表约瑟夫·波米恩科斯基的说法，土耳其人“在小亚细亚正在对亚美尼亚民族实施种族灭绝”。波米恩科斯基拒绝了土耳其政府的说法，他们正在采取行动，以回应对亚美尼亚人蓄意发起的一场叛乱。在他看来，在范和其他地区所谓的“起义”，是那些“意识到这场普遍的血腥屠杀已经开始，并且很快就轮到杀他们了”的亚美尼亚人的“绝望行为”。一位他在奥地利大使馆的同事，提到了土耳其人的“亚美尼亚种族灭绝”。他的大使把这场大屠杀说成是“土耳其政府的一个污点”，为此，土耳其人终有一天会遭到清算。

土耳其人所采取的措施是非常有计划的。首先，到了服兵役年龄的亚美尼亚男子全都被应征入伍，他们的政治和宗教领导人遭到逮捕并被驱逐出境。尽管年年底仍有一些孤立的事件发生，但在年，大部分暴力事件才开始发生。周围的亚美尼亚村庄被烧毁，十岁以上的男孩和男人遭到了屠杀。同样，对亚美尼亚妇女、儿童和老人的驱逐也组织得很好。开往巴格达的火车，沿途都有数以万计的人搭乘，每一次都有八九十个人挤上车。除了搭乘火车，人们不得不一直步行，直到走掉队丢失为止。对于那些半裸着身体、没有水，还要穿过叙利亚沙漠地区的人来说，“驱逐”便意味着死亡。巴伐利亚神学家约瑟夫·恩格特在一份递交给尤金·佩斯利——时任教皇大使和未来的教皇庇护十二世的备忘录中，对这些恐怖活动做了总结：

大约万亚美尼亚人死亡……即使是亚美尼亚人有反抗之罪（证据尚未提供，因为某些在前线的德国官员使我确信：是巨大的需要和不断的酷刑，使得亚美尼亚人拿起了武器），但这里的妇女和儿童何罪之有？与男人相比，这些人的命运悲惨得更加骇人听闻：他们数以千计地被抛弃在沙漠和草原上，在那里，留给他们的，只有饥饿、干渴和各种各样的痛苦……数以千计的妇女和女童遭到贩卖……为区区20里拉钱，被人从一个主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主人手里。他们委身于人，成为妾……男孩被遗弃在土耳其孤儿院，被迫皈依伊斯兰教……土耳其人说“我们必须解决亚美尼亚人的问题”，实际上意味着要灭绝亚美尼亚人。

正如恩格特所明确描述的，强迫改宗事件也发生了，特别是强迫年轻的妇女和儿童改变宗教信仰；叛教和性奴役成为“亚美尼亚人问题”的替代性解决方案，但死亡显然是青年土耳其党人的第一选择。被杀害或过早死亡的亚美尼亚男人、女人和儿童，甚至可能超过了万，占了战前人口数量的很大一部分，那时总计最多是万人，但很可能实际上只有接近万。总之，这些大屠杀与俄罗斯帝国风格的大屠杀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丝绸之路上的土耳其驿站

来源：文汇报作者：沈坚

　　土耳其的小亚细亚半岛，占其国土面积大部分，又称安纳托利亚，土耳其语念作安纳多卢，多高原地貌。早春四月天，还时不时飘着点雪花。我们看的这处古驿站，就位于半岛腹地的苏丹哈纳（Sultanhan）小镇，人称“苏丹大客栈”，近奥布鲁克高地。这一广阔地区自古即有卡帕多西亚之称，处在横贯半岛的东西方通道上，以更大范围论，当属丝绸之路系列的一部分。由此看来，苏丹哈纳驿站应是当时遍布各地驿道的众多驿站中得以残留至今的代表之一。

　　据说土耳其别处还真有几处古驿站遗址，比国内现存的多，而苏丹哈纳是目前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一处。它始建于13世纪塞尔柱王朝时期，距今已有余年。今日土耳其所在的小亚细亚地区，民族文化背景素来繁复，11世纪西突厥的一支侵入西亚，称塞尔柱突厥人，建立塞尔柱王朝，才使这里逐渐开始了突厥化过程。塞尔柱帝国衰落后形成的鲁姆苏丹国，就是以我们刚刚逗留过的科尼亚城作为首都的。科尼亚苏丹阿拉-阿尔丁·凯伊·库巴德一世统治期间，经济贸易繁荣，文化艺术昌盛，苏丹哈纳驿站就是这一时期为推动商业活跃而兴建的。13世纪下半叶经一场大火，毁后重建、扩建。再往后说，历史上名头更响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也是在鲁姆苏丹国又经分化重组的基础上崛起。如此说来，苏丹哈纳的古驿站，实际上也就具备了那个独特时代存藏下来的一份历史遗产的意味。

　　与中国古代不同的是，西亚、中亚一带的驿道驿站，没有我们在国内见过的盂城驿那样沿河行船的水驿，而都是旱驿，以骆驼或马匹为主要交通工具。土耳其当时在驿道上设置驿站，大致依据骆驼每日的行走里程，约莫相隔三四十公里的距离。国家调动的军队不论，但凡商队，皆可在驿站歇息，得享三天的免费食宿待遇，每个驿站且有卫兵守护，大大增强了商队行旅的安全性，促使丝绸之路的贸易量大增。当然，精于计算的政府也不会做赔本买卖，它从过往商旅头上征收的通商税，就远高于驿站的维护成本，政府通常是可以经由保证贸易运转而大获其利的。

　　跟砖木结构建筑的盂城驿不同，苏丹哈纳驿站采用的几乎全是牢固的石结构，历经风雨沧桑，至今不朽，原貌原样。远远望去，古驿直如一座满满登登的设防城堡，四周耸立着高巍的石墙，即有盗寇袭掠，怕也不易叩开。驿门壁立，呈塞尔柱风格的尖拱状造型，显得端庄威严，门洞两侧镌有两位塞尔柱苏丹的名字，门墙上饰有极为精致繁复的伊斯兰式图案浮雕。所以，光看这座驿站城门，就足堪视作一件艺术尚品，大可玩味的了。

　　进城门即见一方宽敞庭院。院落中央矗立一座四方建筑，分两层，上为四扇狭长尖窗，分朝四方，下部四面分别为互通的半圆拱门。建筑上部业经修缮过的部分，以红砖镶嵌，以与石构区分，体现的显然是一种国际通行的文物保护和维修理念。这座建筑究竟派什么用场呢？原来是一座简易清真寺，供商队和军人中的穆斯林祈祷之用，这就像在欧洲，城乡处处都有教堂，在伊斯兰教流行地区，则清真寺随处可见，如影随形，精神生活跟人走。

　　庭院的两旁，紧挨城墙，是连排的敞开式圆形拱廊，或曾为当年的客房、餐厅、浴池、驿站管理机构，或亦作马房、骆驼棚和商队活动场所。驿站拴放马匹骆驼的地方，平时一般就在庭院或敞廊内，而到特别寒冷的冬季，为避免冻坏牲口，也会移至室内，就是穿过庭院到底，一处相当进深的城堡式后厅。其面积颇大，拱廊全部以加工过的块石砌筑，有柱有拱，坚实而不透风，屯驻军队或安置驼马皆宜。粗粗估算，在此屯驻个千百军马似亦无妨。那时常驻驿站提供服务的，可能还有医生、理发师、鞋匠、兽医、挂马掌的铁匠一类专业人员。驿站建筑功用的考量如此精到，设施齐备周详，让人不由得叹服。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后来威震天下，称雄几个世纪，恐怕不是偶然的，而制度建设在一定时代背景下的正面功效，终不可否认。驿传制度承自西方的罗马、东方的中国，又流布甚广，在古代条件下发挥的中央与地方联络的有效性，也都显而易见。土耳其人由此获益匪浅，驿道驿站的开辟，便利了各地经济文化的流通，军事卫戍的增强，这是维系一个庞大帝国所必备的前提。苏丹哈纳驿站留给今人的，不仅有一组物化的建筑，而且也还有一种曾经的历史存在，体现先人智慧的制度设计在内。

奥斯曼帝国被瓜分后的新生：凯末尔与土耳其的现代化之路

本文首发于《文史天地》年02期

老去的西亚病夫

　　奥斯曼帝国与大清帝国，在近代被称作为西亚、东亚两病夫。这两个老大帝国都遭到了西方列强的侵略，也都曾经尝试过维新变法，以求独立自强，但最终都告失败，陷入了衰败状态之中。为了挽回奥斯曼帝国的颓势，年爆发了青年土耳其党人领导的革命，革命胜利后，青年土耳其党拥立70岁的穆罕默德五世为苏丹。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奥斯曼帝国在名义上保持中立，但暗中亲近德国。帝国内掌握军权的陆军大臣恩维尔是著名的亲德派人物。年10月，恩维尔邀请了24名德国军官来改编帝国军队，德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李曼·冯·桑德斯被苏丹任命为帝国军队总监，在帝国军中有着极强的影响力。

　　凭借桑德斯在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力，德国积极拉拢奥斯曼共同对付俄国和英国。和德国的积极努力争取相比，英国对于奥斯曼帝国显得不那么热心，一方面是在大英帝国眼中，它实在太弱了，不值得去努力；另一方面，俄罗斯一直垂涎于奥斯曼，将它留给这个盟友，可以满足俄国人贪得无厌的心。

　　奥斯曼帝国内部也存在着分歧，熟谙国际事务的外交官们清醒地认识到，保持中立会为奥斯曼取得更多的好处。但军方领导人迷信于德国的军事实力，又受德国的重价诱惑，将天枰倒向了德国一方。年8月，德国给土耳其的第一批黄金运抵伊斯坦布尔，9月，土耳其舰队与德国舰队联合向俄国海军开战，11月2日土耳其与俄、英、法断交，次日向协约国方面宣战。这样，奥斯曼帝国被绑上了德国战车，踉踉跄跄地冲入了战场。

　　德国这驾战车在一战中被协约国给碾碎，同在车上的土耳其也摔得头破血流。随着奥斯曼军队的节节败退，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五世解除了恩维尔的职务，并任命了新的首相，负责同协约国谈判停战。年10月30日，奥斯曼帝国与英国签署停战协议。协议签署后，英国首相阿斯奎斯说道：“这次这个病夫真的死了。”

　　对这个行将入土的病夫，英、法、俄三国早在年就达成了瓜分的秘密协定。根据协定，黑海海峡和首都伊斯坦布尔给俄国，黎巴嫩、叙利亚给法国，伊拉克、巴勒斯坦、埃及给英国。一战结束之后，在英、法支持下，原先附属于奥斯曼的阿拉伯地区纷纷独立，曾经横跨欧亚非的奥斯曼帝国，现在只剩下亚欧交汇处的土地了。值得庆幸的是，由于俄国爆发革命，沙皇政权垮台，土耳其保住了海峡和伊斯坦布尔。

常胜将军“加兹”

　　一战后，作为战败国的土耳其被处于各国分割之下，其世仇希腊则乘机吞并土耳其土地。在此国家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凯末尔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使土耳其避免了山河破碎的命运。凯末尔生于年，原名为穆斯塔法，因为这是土耳其比较普遍的名字，学校的老师给他在名字后加上“凯末尔”以便识认，凯末尔意为“正义”。

　　凯末尔从小家境贫困，父亲逝世之后，12岁的凯末尔离开家乡，去不要学费的军事预备学校就读。在学校期间，凯末尔醉心于法国启蒙思想，大量阅读了被列为禁书的此类书籍。对欧洲思想家著述的广泛涉猎，为他后来的现代化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

　　12年的军校生活之后，年轻的凯末尔被分配到驻叙利亚第五军团，在这期间，他和几个挚友组织了“祖国与自由协会”。年，在马其顿第三军团服役时，凯末尔加入了青年土耳其党，并参加了青年土耳其党人领导的年革命，已获少校军衔的凯末尔在革命中立下功劳。但革命后，凯末尔因为批评当局而被调离伊斯坦布尔，后被派往保加利亚担任武官。在保加利亚期间，凯末尔对世界上最先进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进行了系统研究，提高了自己的军事素养。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保加利亚的凯末尔主张土耳其应保持中立，但他的建议未被采纳。年2月，英国和法国联合出动将近50万部队，进攻土耳其的加里波利半岛。凯末尔被紧急召回国内，被任命为第十九师上校师长，率部前往海峡迎战。8月，凯末尔被任命为海峡战区司令官，全权指挥部队作战。经过11个月的苦战，凯末尔最终击退了英法联军的进攻，赢得了一战期间土耳其唯一的一次胜利，获得了“海峡及首都保卫者”的美誉。

　　一战之后，希腊乘机扩张领土，派兵在土耳其伊兹密尔港登陆，想吞并土耳其的欧洲部分和爱琴海地区。对于阿拉伯各省的独立，土耳其尚能容忍，到底非我本族，随他去了。但曾经的附属民族、世代的仇敌希腊，竟然侵入到土耳其的心脏地区，这对于土耳其人来说是无法容忍的耻辱。希腊军队在各地遭到游击队的顽强抵抗，但这些抵抗都是零星、自发的，要想有效对抗希腊，就必须有一个强力人物出面整合各方力量，这个人物此时已非凯末尔莫属。

　　年5月19日，在希腊人于伊兹密尔登陆后的第四天，凯末尔受命来到黑海沿岸的萨姆松，遣散剩下的土耳其军队。但他没有遣散军队，反在此基础上组织了一支军队。以此为基础，他联合各地武装团体，召开全国各地代表大会，以拯救土耳其于危亡之中。

　　穆罕默德五世在年暴毙之后，他的弟弟继位成为穆罕默德六世苏丹。凯末尔的努力被穆罕默德六世所敌视，他被谴责为“冒充国家代表的人”，准备讨伐他的“讨逆军”也已经组织起来。年3月，凯末尔被伊斯坦布尔军事法庭缺席审判为死刑。至此，凯末尔和穆罕默德六世已不再能和平共处。年5月，凯末尔在安卡拉组建大国民议会，建立政府，宣称自己是土耳其唯一合法最高权力机构，与穆罕默德六世处于对峙状态之中。

　　年8月，老迈昏庸的穆罕默德六世与英、法等国签订了屈辱的《色佛尔条约》，将土耳其最为富庶的地区割出，仅存的领土上没有任何工业，没有必需的自然资源。土耳其没有了独立的军队，战略要地海峡、国家的财政预算也要受协约国监管。屈辱的条约，使土耳其人将签署条约的这天视为国耻日。

　　由于以凯末尔为首的安卡拉政府和土耳其民众的强烈反对，穆罕默德六世也不敢执行《色佛尔条约》。英、法见不能达成自己的利益要求，便支持希腊在年下半年发动攻势，企图以武力来执行《色佛尔条约》。

　　从年至年，先后进行了三次希土战争。希腊人在第一次、第二次希土战争中，轻松地击败了土耳其人。在年7月的第三次希土战争中，凯末尔指挥自己创建的新军，击败希腊军队，取得了胜利。击败希腊后，大国民议会授予他“加兹”称号，意为“常胜将军”。

利箭般的改革

　　独立战争结束之后，土耳其的命运仍悬而未决，它将走向何方？每个人都看着凯末尔，而他心中早就有了明确的方向。一次朋友在大国民议会里私下问凯末尔，未来是不是将建立一个共和国，凯末尔反问道：“难道这还有什么疑问吗？”

　　独立战争胜利后，凯末尔的政治目标是：“消灭苏丹制、废除哈里发、建立共和国。”在凯末尔领导独立战争胜利之后，穆罕默德六世仓促从伊斯坦布尔出逃。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大国民议会捧出穆罕默德六世的堂弟阿卜杜勒·麦志德来做苏丹。

　　凯末尔熟读西方典籍，对西方政治、社会、经济有深入了解，他的夙愿是建立一个欧洲式的共和国。要建立共和国，就必须废除苏丹制和哈里发制。“哈里发”是伊斯兰教最高宗教领袖的名称，从阿拉伯帝国开始一直沿袭下来，“苏丹”则是国家世俗政权的最高统治者。在奥斯曼帝国，神权（哈里发制）与王权（苏丹制）是合二为一的，成为对境内外所有穆斯林进行统治的宗教和法律基础。

　　对于土耳其人来说，共和国是遥远而陌生的。在他们看来，由苏丹来统治国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几百年来一直如此。凯末尔如果想登基成为新的苏丹，他所遇到的阻力将比推行共和制更小，但凯末尔不想如此。

　　废除苏丹哈里发制激起了国内很多人士的反对，保守的宗教人士在报纸上宣传，如果没有哈里发，就没有土耳其，废除哈里发不符合民族利益和感情。更有激烈者警告凯末尔“废除哈里发，你就要永远被埋葬，这将是穆斯林世界的灾难”。凯末尔的亲密战友劳夫奥伊则表示：“我对哈里发和苏丹的爱戴是我所受的教育的结果。废除哈里发和苏丹将造成灾难，这万万做不得。”

　　尽管国内一片强烈反对之声，但凯末尔顶住了国内的巨大压力，建立共和国，废除了苏丹哈里发制。年10月13日，大国民议会宣布安卡拉为土耳其新政府所在地，而在过去的几百年里，奥斯曼帝国一直以伊斯坦布尔为首都，这昭示着凯末尔将与过去决裂，也预示着将建立共和国。10月29日，土耳其宣布成立共和国，凯末尔成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年大国民议会决定取缔苏丹哈里发制，将最后一任苏丹哈里发阿卜杜勒·麦志德驱逐出境。废除哈里发制激起了一系列的骚乱。年2月，土耳其东部各省爆发叛乱，在托钵僧的唆使下，叛乱者联合起来准备推翻共和国，使哈里发复位。叛乱很快被镇压下去，47人被判处死刑。此次叛乱之后，凯末尔查封寺院，禁止托钵僧活动，并以严厉手段打击任何反对改革的势力。至年，在凯末尔的铁腕镇压之下，所有反对他的宗教、政治、军事力量都被镇压下去，凯末尔全面掌权。

　　凯末尔强调：“苏丹制度必须废除。宗教和政府事务必须分开。我们一定要抛弃这一切，将我们的东方文明转变为西方文明。”奥斯曼帝国的百年改革史，使熟读启蒙主义的凯末尔认识到，要实现土耳其的进步强盛就必须学习西方文明，并且需要将西方文明扩散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在政治上进行改革的同时，在社会生活上凯末尔也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以彻底融入西方文明。

　　年，土耳其以当时最先进的瑞士《民法》为蓝本，颁布了《民法》。民法中废除了一夫多妻制和休妻制等习俗，规定男女平等，妇女可以自由结婚、离婚，穆斯林妇女可以和非穆斯林男子结婚，女子有权参与国家一切政治、社会生活等。但改革也有妥协的一面，如没有强制规定妇女必须摘除面纱，以避免社会的强烈反弹。

　　改革之后，土耳其女子地位得到上升，原先公共电车上男女分开的车厢消失了，妇女可以上学、就业、参与公共生活。在凯末尔主持下，许多妇女第一次被邀请参加公共场合的男女共舞，虽然在舞会上她们尚羞羞答答。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也开始出现，年，一位土耳其美女参加了选美比赛，并被选为欧洲小姐。年，13名妇女当上了法官，随后一批妇女当选为议员。

　　服饰方面的改革，在今人看来无关紧要，但在当时却是凯末尔改革的重头戏。改革从废除土耳其传统的圆柱形红色帽子着手，这种帽子是一个多世纪前引入土耳其的，为土耳其人所钟爱，并成为宗教和帝国的象征。年8月，凯末尔戴着一顶巴拿马式礼帽出现在一些保守的城镇，开启了“帽子革命”的风潮。

　　9月份立法规定凡非教会工作者禁止着宗教服装，同时规定政府工作人员必须着西服，戴政府配发的西式礼帽。11月又以立法规定戴土耳其红帽是犯罪，这在土耳其东部引发了骚乱和游行，一些骚乱者还被判处了绞刑。在凯末尔的强力推行下，欧式帽子终于在土耳其遍地开花，其中最为流行的款式是鸭舌帽。

　　年，土耳其通过立法，将阿拉伯字母改为拉丁字母，此后又禁止使用阿拉伯字母。在政府的支持下，各种传播西方文化的展览会、学术团体和艺术学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从年开始，广播电台上播放的几乎是清一色西方音乐。在教育领域中，大学中的神学系被取消，原有的大学被按照西方模式改造，各种类型的世俗学校纷纷建立起来。依照凯末尔的要求，这些学校必须向学生传播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

　　年的一项立法规定，每个人都必须有姓氏。而在此之前，只有名门望族才能拥有自己的姓氏，大多数土耳其人有名无姓。姓氏改革后，议会授予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姓，意为“国父”，故凯末尔全名为穆斯塔法·凯末尔·加兹·阿塔图尔克。

改革成功的因素

　　尽管有着种种阻力，但凯末尔在各个领域成功地推行了改革，使土耳其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凯末尔改革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凯末尔牢牢地把握住军权，这是他改革得以推行的有力后盾。凯末尔曾经给阿富汗国王阿马努拉以忠告，在建立起一支可以信赖的军队之前，不要推行任何招致社会不满的激烈改革。正是凯末尔一手创建的军队的强力支持，使得凯末尔渡过了一次次难关。

　　军人出身的凯末尔个性坚强，意志坚定，常以军人的雷厉风行来推行改革。如在进行字母改革时，总理伊斯梅特·伊诺努认为在6个月内根本无法完成从阿拉伯字母过渡到拉丁字母的任务，要求最少给他7年时间。但凯末尔以军人的刚毅，要求必须在6个月内完成。他亲自向议员们介绍新的字母，巡视各地时，他当场将官员叫到黑板前测试他们对新字母的熟悉程度。政府开办了大量国民学校，教会人民新字母。在凯末尔所要求的6个月内，果然完成了向新字母的过渡任务。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打击保守力量，推行改革措施，避免国家分裂，凯末尔在世的时候实行的是“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领袖”的威权政治。但就个人而言，凯末尔极度反感专制，在他去世之前，曾有人要求他指定一个接班人，被他坚决拒绝，并声称继承人必须由人民选举而出。

　　其次，凯末尔左右逢源的外交政策为土耳其赢得了和平的国际空间，并获得了大量外国援助。凯末尔当政之后，通过谈判，使英、法等国放弃了在土耳其的特权，并成功收回了海峡。和世仇希腊也通过谈判，以人口交换的方式，使土耳其境内的万希腊人离开，解决了困扰双方的领土和民族争端问题。

　　土耳其推行多方位外交政策，与各个大国进行交往，但又保持一定距离。如凯末尔虽对法西斯深恶痛绝，认为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书“语言卑鄙，极端疯狂”，却又保持并发展与德国的经济贸易关系。对于强大的旁邻苏联，凯末尔既保持警惕，却又从苏联获得了大量优惠贷款。30年代初，当全世界被经济危机所困时，凯末尔从苏联得到了第一笔万美元的贷款，对土耳其渡过危机、开展工业化起了很大的作用。凯末尔多方位的外交政策，使得土耳其获得了和平的国际环境，能专注于国内的全面改革和建设。

　　再次，凯末尔在改革中推行了一系列利于民众的政策，得到民众拥护，这是改革得以推行的坚实基础。在多年战乱之后，土耳其国内民生维艰，提高民众生活质量成为凯末尔 　　凯末尔政府既对重要的工业部门和外贸加以控制，同时又鼎力扶持私人经济的发展，使土耳其在短期内走向繁荣。在凯末尔担任总统的15年里，土耳其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每年经济增长都保持在10%左右。年，土耳其连面粉、糖、布这样的生活必需品都要靠进口，到了年时，土耳其已经兴建起了完备的工业体系，能生产各种生活必需品，初步完成工业化。

　　在领导土耳其取得巨大成就之后，年11月10日，凯末尔在伊斯坦布尔逝世，享年57岁。凯末尔曾说过，我终归于尘土，而共和国却将永存。凯末尔领导土耳其15年，身后给土耳其留下了一只精锐强大的部队，一个根除了专制的共和国，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一个文明有序的社会，一个崭新的土耳其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