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转自：经济观察报书评-12-13

作者=张信刚

来源=《丝路文明十五讲》

帖木儿帝国的兴亡

蒙古西征的时候，有一个说突厥语的巴剌斯部落随军而行，到达撒马尔罕附近时停留下来。１４世纪上半叶，巴剌斯部落是那一带的统治群体，其中有一名叫帖木儿的军官。帖木儿年轻时曾参加过反叛西察合台汗国的行动，后来又效力于西察合台汗国，并且娶了一位察合台公主，因此以驸马自居。１３６９年，帖木儿杀死与自己情同手足的西察合台汗国的汗王，宣称自己是察合台汗国的继承者，建立起以他为首领的政权。因为年轻时在战争中瘸了一条腿，后来被不喜欢他的人起了个外号，叫瘸子帖木儿(Tamerlane)。他渐次征服了很多地方，自称是“真主之鞭”，是为执行真主的命令而战，但是他打击的对象往往是笃信真主的穆斯林。

帖木儿先后攻打过许多地方，也占据甚至屠杀过不少城市。包括花剌子模的玉龙杰赤(乌尔根赤)、伊朗的尼沙普尔、高加索的第比利斯、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格达、小亚细亚的安卡拉和印度的德里。到１４０５年帖木儿去世的时候，他建立的国家已经是以撒马尔罕为首都，占有整个伊朗高原，东到印度德里，西到两河流域，南抵阿拉伯海和波斯湾，北到高加索山脉、咸海和锡尔河的世界性大帝国。帖木儿帝国共维持了１００多年。

尽管帖木儿武功如此之盛，在中亚、西亚以及钦察草原上，人们仍然觉得只有成吉思汗的后代才有资格统治。所以帖木儿终生不敢称汗，而不得不立成吉思汗的后代为傀儡，他则自称埃米尔(Ｅｍｉｒ)。埃米尔是军事统帅的意思，许多伊斯兰世界的地方首长也称为埃米尔。帖木儿继承了西察合台汗国的土地，基本在葱岭以西，而在葱岭之东，从喀什到哈密一带，仍然在东察合台汗国的控制之下。

帖木儿帝国曾定都于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乌兹别克斯坦在独立后，把帖木儿视为民族英雄，正如蒙古国独立后把成吉思汗视为民族英雄一样。

波斯伊斯兰文化的复兴

帖木儿信奉伊斯兰教，他的母语是河中区的突厥语，他也会说波斯语。他不会说蒙古语，却自称是蒙古人，这主要是为他日后的统治找寻合法性。与蒙古人特别是黄金家族拉上关系在政治上对他十分有利。他出生、成长的地方是波斯文化兴盛的区域，心中可能更中意波斯文化。直到今日，乌兹别克斯坦仍然深受波斯文化的影响，每个城市里都有很多塔吉克人，他们在社会上说乌兹别克语，到家里则说波斯语(Ｆａｒｓｉ)。塔吉克人基本上是粟特人的后裔，但是粟特人说的东部伊朗语在９—１１世纪萨曼王朝时代被伊朗西部的方言Ｆａｒｓｉ所取代，Ｆａｒｓｉ即今日伊朗的官方语言。

跛子帖木儿

帖木儿汗国在蒙古帝国摧毁了中亚的波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之后，重树了这种文化的地位，同时也在这一地区树立了与波斯文化有关联的突厥蒙古文化。

帖木儿和他的后人在撒马尔罕建立了不少伊斯兰经学院(Ｍｅｄｒｅｓｅ或Ｍａｄｒｅｓａ)，使这里逐渐取代了旧日的巴格达，成为１５世纪伊斯兰文化的中心。突厥蒙古人，因为崇尚波斯文明，在两三代人中，重振了波斯伊斯兰文明，这又是一个文明交流和融合的案例。这里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帖木儿的孙子兀鲁伯(ＵｌｕｇｈＢｅｇ)９岁时就被祖父带在身边随军出征，帖木儿为他请了不少老师在营帐中给他上课。后来他被分封到河中地区，除了建立许多经学院外，还在撒马尔罕修建了有当时全世界最大象限仪的天文台。这不能不归功于帖木儿生前有意对他进行文化熏陶。

木儿的儿子、兀鲁伯的父亲沙哈鲁(ＳｈａｈＲｕｋｈ)把首都从撒马尔罕迁到今日阿富汗的赫拉特(又译哈烈，Ｈｅｒａｔ)，此地曾属于波斯的呼罗珊省。此后波斯文化在帖木儿帝国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帖木儿汗国朝廷的日益波斯化，直接和间接促成了１５—１６世纪波斯文化的复兴。波斯文学(主要是诗歌)和波斯艺术(主要是细密画与工艺品)都在帖木儿汗国发扬光大。今天的波斯诗歌是那个时候定型的，细密画也在帖木儿帝国时代有了很大发展。

兀鲁伯建立的天文台的遗址保存至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兀鲁伯天文表》记录了１０００多颗恒星的位置，以及太阳和一些行星的运行轨迹。兀鲁伯精通数学和诗歌，还是教法学专家。阿拉伯语以“乌里玛”(Ｕｌｅｍａ)泛指拥有伊斯兰教知识的学者，没有地位高低之分，只有学问深浅之别。乌里玛一般都要在经堂学院里学习若干年，值得一提的是，兀鲁伯在他建立的经堂学院里面开设了数学、物理和通识教育的课程，有时候亲自到学院授课。

面讲过的纳沃伊(Ｎａｖｏｉ)是帖木儿时代在赫拉特出生，在撒马尔罕受教育的著名诗人。他先以用波斯文写作诗歌著称，后来又按波斯诗歌的格式以他的母语突厥语写作诗歌，被称作“突厥人的乔叟”。乔叟(Ｃｈａｕｓｅｒ)是１４世纪第一个不用拉丁文而用英文写作的英国作家，他的名著《坎特伯雷故事集》(ＴｈｅＣａｎｔｅｒｂｕｒｙＴａｌｅｓ)被公认是英国文学史上的开创性作品。此外，１５世纪的诗人贾米(Ｊａｍｉ)是公认的波斯语诗歌的集大成者，为今日的波斯语诗歌奠定了基础，他成长于帖木儿汗国的首都赫拉特，也在撒马尔罕生活过，作品很受帖木儿的奖掖。

乔叟

５—１６世纪著名的细密画大师比扎德(Ｂｉｈｚａｄ)在赫拉特学成并且出名，后来他移居大不里士，在那里收徒授业，为伊朗萨法维王朝的细密画发展打下基础。１６世纪，细密画逐渐传到奥斯曼帝国，至今仍然是土耳其著名的艺术形式。细密画大致分三种。第一种就是波斯的细密画，在蒙古西征之后，波斯的细密画表现出一些中国绘画的风格，如卷云、盘根、留白等。帖木儿汗国的细密画实际上就是由波斯风格发展出来的。第二种是奥斯曼帝国的细密画。第三种是印度的细密画。前面讲过，印度有３００多年的时间是由说突厥语的蒙古人后代所建的莫卧儿王朝统治。“莫卧儿”就是波斯人和印度人对“蒙古”这个词的发音，莫卧儿王朝就是蒙古王朝的意思。莫卧儿帝国的开创者巴布尔(见前讲)是帖木儿的后代，他被自钦察草原南下的乌兹别克人逐出中亚，逃到了印度，同时也把细密画带到了那里。这些都是波斯文化和突厥蒙古文化结合的例证。

比扎德创作的细密画

这幅细密画很有特色，描绘的是一位英雄与龙搏斗的场景。中国人认为龙是好的，但在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都认为龙是坏的，屠龙常常成为英雄的业绩。比如传说中圣乔治很重要的功绩就是杀死了恶龙。可是中国人则认为龙是吉祥的象征，以龙的传人自居。中西方文化中龙的形象也不一样，中国的龙融合了许多种不同动物的特征，比如牛的鼻子、鹰的爪子、鱼的鳞片等等，掌管降雨，而西方的龙往往有一对翅膀，会喷火。这是大家理解的不同。这幅画里面龙的形象略微接近中国龙的形象，画中的石头、树木，也体现了某些中国绘画的风格。这幅画可以说是以受中国绘画影响的波斯艺术形式，表现了一个主要是波斯文化的主题。

波斯细密画的内容的主要来源是１０世纪时萨曼王朝末期波斯人菲尔多西用波斯韵文体写作的波斯历史《诸王纪》，这本书在帖木时代因为诗歌、细密画和工艺品制作的发达而得到广泛的流传。菲尔多西的家乡是位于今日伊朗东部的尼沙普尔，那里有一个菲尔多西纪念馆，有他的塑像，附近的小学生一定会由老师领着去参观这个凸显波斯文明的纪念馆。由此可见，虽然帖木儿在战争时曾经在尼沙普尔大肆屠杀，他后来建立的汗国却在１００年间对经历了蒙古时代浩劫的波斯文化起到了保护与发扬光大的重要作用。

明朝初年的海上政策

帖木儿汗国时期，蒙古的势力已经被明朝逐出中国北方，但他们并没有被彻底击败，而是继续控制着长城以北的大片土地。在明朝的北方，东有鞑靼，西有瓦剌，瓦剌再向西才是帖木儿汗国的势力范围。其中西蒙古(瓦剌，亦称卫拉特)的一支后来逐渐迁徙到伏尔加河下游，被俄罗斯人称为卡尔梅克(Ｋａｌｍｙｋ)人，成为欧洲少数信仰佛教的人群。明朝建立后，帖木儿汗国曾派遣使团绕道西藏到南京；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帖木儿汗国也曾派人到北京致敬。因此帖木儿时代中亚广大地区就已经和中国明朝建立了联系。最初帖木儿本人和明朝也比较友好，可是他晚年忽然决定要攻打明朝，结果在行军至讹答剌的时候病死。讹答剌就是当年花剌子模的地方长官杀害成吉思汗派遣的商队，引发第一次蒙古西征的地方。这里是从中亚到中国的必经之路。帖木儿的儿子沙哈鲁对明朝比较友好，双方彼此派遣使团到过对方的首都；明朝曾先后派出三位使臣多次到帖木儿汗国，其中陈诚在１４１３年至１４２４年之间曾经五次率团出使帖木儿汗国，到过哈烈(即赫拉特)和撒马尔罕，著有《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等书。

前面一讲已经提到，在宋元时代，中国和西亚的海上交通已经很发达了。明朝建立后，这些交通路线当然也延续了下来。明代对外关系的发生和发展依托于很多必要条件，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蒙元帝国崩溃后国际格局面临的大动荡、大改组，以及亟待重建的欧亚大陆上的贸易往来。这里既有历史的延续、制度的继承，也有明朝人自身的抉择，他们对后世影响甚巨。

《丝路文明十五讲》张信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年11月

洪武朝是明代外交的奠基时期，明初人对于天下和中国的认识当然是有局限的，但他们对于周边乃至世界的认识，直接影响到明代中外关系。比如朱元璋立下的“家法”，叫作《祖训录》：

至于开导后人，复为《祖训录》一篇，立为家法，大书揭于西庑，朝夕观览，以求至当。首尾六年，凡七誊稿，至今方定，岂非难哉????今令礼部刊印成书，以传永久。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

意思就是说朱元璋花了好几年的时间，七易其稿，定下了家法。“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就是要求明朝后世的皇帝，不要自作聪明，改变朱元璋的成法，一个字也不许改动。按照现在的说法，这样很缺乏与时俱进的精神，但是朱元璋是中国传统帝王专政的集大成者。

对于对外关系，朱元璋的家法里面有很具体的规定：

凡海外夷国，如安南、占城、高丽、暹罗、琉求、西洋、东洋及南蛮诸小国，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逼近中国西北，世为边患，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

意思就是，凡是地处海外的小国，如安南、占城、高丽、暹罗、琉求、西洋、东洋及南蛮诸小国，与中国山海相隔，地处偏远，即使占领了它们的土地、人民也得不到什么人力物力上的好处。双方不论是谁主动去攻击对方，都会带来不祥。这是很保守的农业社会的思维。“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这句话我相信直到今日还有一定的意义。“但胡戎逼近中国西北，世为边患，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这里的意思是应该全力防备的就是历史上多次进入中原的北方民族。

郑和七次下西洋

朱元璋没想到，他去世不久，就发生了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之事。郑和参加过靖难之役，是拥立永乐帝有功的从龙之臣。靖难之役，其实就是身为叔叔的燕王朱棣发动政变，推翻了侄子建文帝的统治。靖难之役得胜后，朱棣成为明朝皇帝，他曾下令编纂《永乐大典》，五次亲征漠北，派郑和下西洋，１４２１年迁都北京，修建今日的北京故宫，又在东北设立奴儿干都司，文治武功十分显赫。其中仅郑和下西洋一项，船队中动辄包括两三百艘大小船只，人员最多时达到２.８万人。

前面讲过，郑和的祖先在１３世纪中叶被蒙古人从中亚带到云南。郑和本来姓马，后来被永乐帝赐姓郑。既然是皇帝赐姓，为何不赐国姓“朱”呢?这是因为郑和是１３岁时在云南被俘虏的，之后成为永乐帝朱棣身边的小太监，既不是大臣，也不是著名学者，不值得赐国姓———赐国姓是要有一定的地位的。另有说法认为，靖难之役时，马和在一个叫作郑村坝的地方表现英勇，立下了战功，所以后来被赐姓郑，马和改名为郑和。

朱元璋

郑和在１４０５年开始下西洋，这正是帖木儿去世那一年。此后他一共七次下西洋，１４３３年结束，大致上和陈诚五次从陆路出访帖木儿汗国的时间重合。郑和的家世很清楚，他的父亲名叫马哈只。“哈只”的意思是“朝觐者”，也就是对曾去过麦加的穆斯林的尊称。前面讲到，云南有很多来自中亚的穆斯林。他们是在随同忽必烈征云南的时候留下来，帮助蒙古人统治云南的。郑和的家世也是如此。简单地说，他们就是蒙古人占领中亚后被带到了中国境内帮助攻打湖北、四川、云南，最后留在那里的中亚人的后裔。郑和船队中的通译和管理航海事务的人也多为穆斯林，因为他们在那时候比较善于航海贸易；这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交往方便，中国回族的父系以来自中亚的穆斯林为主，所以当时许多人都会阿拉伯文和/或波斯文，特别是有宗教素养、念过一点经堂学院的人。但是郑和本人自幼成为太监，曾经在宫中受菩萨戒成为佛教徒。他下西洋时，每每选择访问佛教昌盛的地方，并受到欢迎，这可能与他尊崇佛教有关。

郑和七下西洋，几乎每次都是从南京附近的刘家港出海，每一次都必然经过马六甲海峡，经过印度南部的古里到忽鲁谟斯，然后才去别的地方。郑和下西洋的目的至今仍然有很多争议。宣扬国威绝对是其中之一，即朱棣希望通过下西洋使海外知道有一个明朝，知道明朝的皇帝很有作为，希望海外各国来朝，建立朝贡贸易。也有学者认为，因为靖难之役中建文皇帝下落不明，而民间传说建文帝并没有自焚而亡，而是逃亡海外，所以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他的下落。

但我认为除了上述两种主流说法外，一定还有别的原因。明朝的确是欧亚大陆上的一个大国，需要了解其他重要地方的具体情况。明朝派人艰难地绕过北元的势力，经由西藏跟帖木儿汗国建立关系，说明和另外一个大国往来确是明朝的外交政策；在《祖训录》里朱元璋也提到了这一点。既然海路早已能通波斯，而帖木儿帝国的版图又包括波斯，那么经过海路到达帖木儿汗国不是一个有效可行的办法吗?有一张洪武年间制作的《大明混一图》可以证明，明朝的确清楚从南京到波斯的海上路线，派郑和去波斯不是为了发现新航路。有一种臆想认为，明朝试图超过元朝在海路的经营，也想要像西班牙王室鼓励哥伦布航海那样，做出新发现(详见后)。

我也有一种比较合乎历史发展的猜想：张骞通西域是因为汉武帝想通过西域来包抄匈奴。明朝的永乐帝在登基之前负责防卫北方，他把首都从南京搬到北京，就是为了便利防守北部边疆，所以他对北方的威胁和他的父皇看法一致，始终耿耿于怀。朱棣可能是想派遣使者与西边的帖木儿汗国联络，希望跟帖木儿汗国互通声气，包抄瓦剌蒙古的势力。我这个猜测不是凭空虚造的。首先，郑和航海之前，永乐皇帝在诏书中就特别提到“今遣太监郑和往西域忽鲁谟斯等国公干”，忽鲁谟斯(今译霍尔木兹)就是波斯湾的入口，他没有提到东非、印度、苏门答腊之类的地方。所以郑和七次航海，每一次都到位于波斯湾东南部的忽鲁谟斯。其次，郑和手下有一个叫马欢的宁波穆斯林，回国后曾写了《瀛涯胜览》，他有一首诗：“忽鲁谟斯近海傍，大宛米息通行商。曾闻博望使绝域，何如当代覃恩光。”忽鲁谟斯是由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的第一个海港，所以说它“近海傍”。大宛就是今天的费尔干纳盆地，当初汉武帝想要汗血宝马，派张骞去的地方就是大宛；明初这里是帖木儿帝国的心脏地区，距离蒙古人仍然盘踞的新疆非常近。米息就是埃及，阿拉伯语为“Ｍｉｓｒ”，汉语音译即是“米息”；明初这里是马木留克王朝当政，商业很发达，是地中海世界和亚洲各国交通的重要枢纽。前两句的意思是忽鲁谟斯向东可以到费尔干纳，向西可以到埃及，商路都很顺畅。第三句“曾闻博望使绝域”，是把郑和比做张骞。张骞回来以后，汉武帝封他为博望侯。结尾句“何如当代覃恩光”，马欢认为郑和受到的皇帝的恩典一定会超过张骞。张骞“使绝域”是为了联络西域来夹攻匈奴，但是结果并不十分成功。马欢这么说，是不是表示郑和去联络帖木儿汗国的任务完成得更好呢?

前些年有一本关于郑和下西洋的书，内容颇多穿凿附会。书名叫《１４２１：中国发现世界》(：TheYearChinaDiscoveredtheWorld)，在中国还一度十分流行。作者是英国的前海军军官，曾担任潜水艇的舰长。他列举了很多种“可能”，没有说确实发生了什么，只说假如怎么样的话，便有可能怎样。可能即便有，几率有多大呢?书中说郑和的船队到了印度尼西亚，本来是应该向西走，但是有一支分遣队转而向东，到了今天的新西兰，从新西兰到了南美洲的边缘，发现了美洲。他说按照他的海军常识，综合考虑海流的温度、方向等等，有可能会是这样。不知道是出于民族自尊心还是虚荣心，有很多中国人愿意相信他所说的。他来中国演讲过很多次，把郑和和中国说得太了不起了，我只能说，toogoodtobetrue。当时哥伦布还没有为了寻找到亚洲的新航线而意外到达中美洲，葡萄牙人也还没有因为想绕过非洲而意外到达南美洲东北角。中国素来没有过地圆说的讨论，也不知道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郑和为什么会派一个分遣队向东去发现什么地方呢?

从本质上说，１５世纪初期的明朝也不可能像一个世纪后的欧洲民族国家那样，探索新大陆、建立殖民地。中国千百年来是个农业大国，几乎可以自给自足；中国又是陆地大国，除了近海的岛屿之外，所有国土都可以由陆路抵达。中国统治者并非不想开拓疆土，而是没有越过海洋寻找国土的想法。杜甫的《兵车行》中的一句话“武皇开边意未已”就能说明这一点：拓展　　疆土是“开边”，不是下海。因此明代中国没有建立海外殖民地的政治和文化传统。这里讲一个生动的例子：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到苏门答腊时，有一个中国逃犯潮州人陈祖义，在苏门答腊南部的旧港(Palembang)建立了一支武装力量，自立为王，经常抢劫客商。郑和到达后，谕令其投降，陈见郑和的官军船多兵广，于是诈降，暗中却谋划袭击官军。郑和知悉后对陈用兵，杀死“贼党”数千人，生擒陈祖义，将他解回南京“伏诛”。陈祖义的遭遇和后来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英国的冒险家因为在海外抢夺到土地而受皇家册封的事例相差何异天壤?

学者们根据《大明混一图》上标注的地名，推测这是洪武年间制作的。从这张地图可以看出，郑和开始远航的时候中国人大致是如何认识世界地理的。这张地图与２００年后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很不一样，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大明混一图》完全没有美洲的内容。那个时候中国人还不知道有美洲，如果画上美洲的话，此图就一定是伪造的了。在这张图上，朝鲜半岛被放大了好多倍；也可以看出，从中国可以绕过印度半岛，进入阿拉伯海。

公元１５—１６世纪的世界态势

除了分析郑和下西洋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之外，我们还应该把郑和下西洋放到世界历史，尤其是蒙古帝国之后的世界历史的整体中去考察。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世界是什么样子呢?当时的朝鲜是李朝主政。为了奖励文化学术，李朝建立了集贤殿，设立成均馆教授儒学。李朝世宗大王在１４４３年创立了音标字母训民正音，即当代朝鲜文字的原型，但是因为当时仍然以汉字为主，所以这套字母文字在早期并不流行。直到今天，儒学、孔子在韩国仍然备受尊重。我去过成均馆大学，成均馆大学的校长邀请我跟他一道祭拜孔子，直到现在仍然每年春秋两季向孔子报告共有多少弟子。

朝鲜太祖李成桂

安南，即今天越南的古称，在当时是明朝的藩属，开科举士，诵《论语》，宗教方面基本上信仰大乘佛教。在明成祖的时候，明朝一度占领了安南，在那里设置了布政使司，但后来因为没有办法长期坚守，又撤了出来。日本是室町幕府时期。当时日本和中国一直有贸易上的问题。明朝以及后来的清朝，都认为海外贸易的商人是来朝贡的，把对方带来的货物视为贡品，然后赏赐更高价值的物品补偿对方，称为朝贡贸易。所以才有乾隆时期闹的笑话——年英国人来华贸易，清朝仍然希望以朝贡贸易的方式来对待，还要对方行叩拜礼。朝贡贸易的方式之一叫作“勘合贸易”，就是说向有资格来贸易的商人颁发证明，注名某某船，什么时候来过中国，可以凭此券再来一次。只有拿到凭证的商人才能来贸易。这种凭证分为两部分，双方各拿一半，作为检验的凭证。日本商人有勘合券时，就用勘合券，没有勘合券的话就直接来海边骚扰，甚至抢劫，这就是所谓的倭寇。

１５世纪时，菲律宾群岛上的居民主要是游耕农民、猎人和渔民，实行一种叫作巴朗加(barangay)的制度，村落靠着广泛的亲缘关系组织在一起。15世纪，伊斯兰教传入菲律宾，出现了新的社会和政治观念。苏禄王在明成祖的时候曾来华朝觐，后病逝于山东德州。郑和下西洋的时候，马六甲地区已经以伊斯兰教为主建立了苏丹国，并且在年得到明朝的册封。从那时起，很多华人从广东、福建等地移居当时的海上贸易中心马六甲。久而久之，华人改说马来语言，穿着当地的服饰。但到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来到的时候，发现这些人跟其他人还是不一样，最主要的特征是他们不信奉伊斯兰教。这种马来化的汉族移民，在东南亚的华人社区称作“峇峇娘惹”，在英语里叫作“Peranakans”。

暹罗在当时叫作阿瑜陀耶王朝，信仰南传佛教，阿瑜陀耶城是当时非常富有和四通八达的城市。暹罗通过柬埔寨，受到印度文化的很大影响。到１４世纪，苏门答腊北部已开始伊斯兰化，其他各地也出现了不少海港国家。贸易发展后，伊斯兰教传播得愈发广泛，阿拉伯、印度、欧洲、中国的商人和朝圣者在沿海地区频繁贸易，非常活跃。

锡兰岛位于印度半岛的东南角。今天，岛的北部有很多主要来自印度南部、信仰印度教的泰米尔人；南部居民以信仰佛教的僧伽罗人为主，保有一个佛祖的佛牙舍利。僧伽罗人的英文是Sinhalese，Sinhal就是狮子的意思，所以这个地方在中国古代被称作狮子山国、狮子国。新加坡(Singapore)被称为狮城，其中Singa也是狮子的意思。

郑和下西洋时，印度北部德里苏丹国的赛义德王朝，是帖木儿征服北印度之后扶植上位的波斯化的突厥裔军人政权；帖木儿的儿子沙哈鲁也对赛义德王朝有很大影响。他们大概兼有塔吉克人和突厥人的血统，说一种不同于正规波斯语的波斯语言，但信奉逊尼派伊斯兰教，并且热心推广波斯文化。德里苏丹国一直存在到１６世纪，亡于帖木儿的后代巴布尔。１５世纪的印度南部则是维查耶那加尔(Vijayanagar)王国，信仰复兴的婆罗门教(欧洲学者开始称之为印度教)，鼓励使用梵文，是婆罗门文化和达罗毗荼文化的中心。印度洋上的交通要道古里就在印度西南部，归维查耶那加尔王国管辖。１４０５年，郑和曾在这里立碑，写着“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熙暤同风，刻石于兹，永昭万世”。

总结一下。１３世纪的蒙古西征，摧毁了很多伊斯兰文明的成就，但是也把中国文化的很多东西带到了西方，比如绘画、青花瓷、火药、纸币。突厥人和突厥蒙古人，在欧亚大陆东西交通要道上都曾拥有雄厚的实力。他们往往先掌握一朝的军权，进而取而代之，成为政治统治者。今天的阿富汗和伊朗都曾是帖木儿汗国的一部分，但是在文化上，阿富汗和伊朗从来没有突厥化，它们始终以波斯文化为主。即便是操突厥语的统治者也都心仪波斯文化。其实中国维吾尔族的语言也受到很多波斯语的影响。帖木儿汗国从１４４９年迁都赫拉特之后，波斯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成为与突厥语并列的重要语言。波斯诗歌艺术的集大成者，不是今天的伊朗人，而是帖木儿汗国时期一个叫贾米的学者。而细密画也是在赫拉特发扬光大，后来经由设拉子、伊斯法罕、大不里士传播到土耳其。在这一时期的宗教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发展，即一个被称作纳克什班迪(Naqshbandiyah)的苏非派教团在中亚发展起来。这个教团的创始人纳格什班迪(—)出生在中亚的布哈拉，本身是说波斯语的，但是这个教团初期以说突厥语的人为主，逐渐发展成中亚地区最重要的苏非教团。后来，它传播广泛，影响东及中国河西走廊，西达罗马尼亚，曾经得到帖木儿汗国统治者和后来取代帖木儿汗国的乌兹别克斯坦昔班尼汗国的大力支持。

纳克什班迪教团

郑和下西洋体现了明朝初年国力的雄厚，但是很快因为财政问题和朝廷内部的争议难以为继。郑和下西洋和欧洲人海外扩张的时期相同，过程和结果却很不一样。欧洲人是一批一批逐渐扩散的，在美洲、非洲和亚洲由不同的人建立了很多殖民地，逐一受到本国政权的认可。郑和下西洋从客

观上讲，在航海史上、在军队的运作和补给上面，是皇权集中的明朝的国家行为，的确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对世界历史整体的发展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冲击。所以我认为，因为郑和下西洋发生得太早，而且完全出于皇家的意志和财政支持，导致中国和整个世界当时都还没有准备好接纳、利用这七次远航所创造的商贸或是移民的可能性。

本书的讲述从公元前多年亚历山大的东征开始，结束于公元年前后。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这一年大体上可以视为欧洲勃兴，开始对外扩张的时间。

年，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一个旁支后代昔班尼汗，带领乌兹别克游牧民赶走了帖木儿的后裔巴布尔，占领了撒马尔罕。同年，波斯在经过一段混乱后，属于突厥族裔的伊斯玛仪国王(ShahIsmail)依靠土库曼部族和什叶派信徒的支持，统一了波斯，建立以什叶派为正统的萨法维王朝。于是，波斯萨法维王朝和乌兹别克汗国因为宗教派别的不同，也因为争夺地区霸权而互相斗争。

同一时期，奥斯曼帝国的赛利姆一世也带兵和波斯萨法维王朝交战。因此，丝绸之路的陆路交通不再安全，而海上交通的发展也使陆上交通的重要性不断降低。因此，自蒙古时代以来东西畅通的陆上交通再次中断。杜甫的诗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成为近五百年来陆上丝绸之路的写照。

所以，年是近代世界的起点，西盛而东衰，欧洲人开始在世界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里讲的欧洲人是广义的欧洲人，包括后来的美洲人、澳大利亚人等。年也是中华文化趋于停滞的开始，中华文化在11世纪的时候非常有活力，在８、９世纪的时候活力更盛。如前文所言，唐朝特别有活力的一个基本原因在于不排斥外来的影响，服饰、饮食、社交行为上，都愿意接受外来的东西，甚至女子也能打马球。但中华文明到了后来不但禁止女子打马球，甚至女子连走路也因为要裹小脚而举步维艰。所以停滞或发展同心胸是不是广阔，愿不愿意接受外来的东西，有很大的关系。当然接受外来影响要经过自身的筛选，并非凡是外来的都要学习、拿来。但如果总是强调保护自己的传统，而保护的结果就是外来的新事物都不想接受，那一定会落后于人，最后受制于人。历史上不少民族都是前车之鉴。年以后，世界大势的发展就可以证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