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张瑾华

中秋之夜，满月照在北纬四十度之上。

北京植物园里，有一个“北纬40度”的地理标志。

北纬四十度，是首都北京地理的纬度。曾是古中国的九州之一幽州。

那么，从此地延伸，北纬四十度向西，向东，将延伸到哪里？

从全球视角看，北纬40度线横穿北京、敦煌、马德里、伊斯坦布尔、安卡拉、盐湖城、华盛顿、纽约、费城等世界名城。

让我们将视线收回，收回到中国伟大的长城，它也是以北纬40度这条纬线为横轴的。

北纬四十度，多年来又是如何影响着大中国历史上各朝代的生命线，王朝之兴亡盛衰？

有一个人，一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他叫陈福民，他反复打量着北纬四十度，并且用脚丈量着这条纬线，来回穿梭于历史深处。

《北纬四十度》是第一部围绕北纬四十度进行探究的文化大散文。作者陈福民，乃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学者、批评家。他以漫长的华夏历史为经，以北纬四十度地理带为纬，绘制了一幅雄浑的千古江山图。

“北纬四十度”是一个地理概念，一个伟大的纬度，这条地理带与万里长城生死相依成就了彼此，它穿过整个北中国，那是中国最壮丽的山河。

陈福民说，书中所有主体地点，他都实地考察过。

他是一位生于北纬四十度的学者。他说，“我的父亲是朝阳人，母亲是赤峰人，而我生长在承德。老热河的承赤朝三地都是我的家园。这种‘巧合’对于右北平来说，除了用天意去解释，我找不到更好的言辞。”

他站在北纬四十度的地表之上，遥想着一切。风，有些大。

他再一次看到——在它的南方，定居民族修城筑寨掘土开渠，男耕女织安居乐业，却也将息得辛苦恣睢小富即安；而它的北方，游牧民族辽远开阔骏马驰骋，寒风劲凛雨雪交加，却也砥砺出坚忍豪强自由奔放。

围绕北纬四十度，那些不同的族群相互打量着对方，想象着对方。长河流淌，鸣镝尖啸，伤感吟成诗句，痛苦化为尘土，带走过生命也带来过生机。在长城内外他们隔墙相望，侧耳远听，深情凝视了几千年，最终完成了不同文明类型的融合。

就此，他提出了“北纬40度”的跨界性文化概念。他发现围绕着北纬40度所处理的题材，“从公元前年的赵武灵王直至十七世纪尾声的康熙皇帝，每一个具体的话题都牵涉到繁巨的历史容量。

“它是一次前行的尝试，我还会继续往前走，只是这条路走起来并不轻松。”也许下一次往前走，他将沿着北纬四十度，走出国境？

多年来，自古如此。只是新的时代催枯拉朽，北纬四十度之于历史与当下，其意义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对北纬四十度的打量与观察，也连接着历史、当下和未来。

从今人的角度来看，在古代要会打仗，没有卫星来导航，像“飞将军”李广那样一出北纬四十度的广漠就容易迷路可不行，而像霍去病那样的天才体质“自带导航”，才可能驰骋在完全陌生的漠北之境，一击千里。

汉高祖曾吟诵：大风起兮云飞扬。北纬四十度北境上的大风，从历史的深处吹来。

一个个站在北纬四十度之上的历史人物，通过陈福民的笔端，一一向我们走来，带着热气腾腾的生命的气息，带着情感、带着理想、带着矛盾和不安，带着壮志未酬的忧虑，带着得意和失意，他们走来，如此鲜活，个性鲜明。

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是疯狂的。比如推行“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究竟有着怎样的一种脑回路；为全面汉化而迁都，而奔走的孝文帝，又是怀着一种怎样狂热的理想？

司马迁偏爱的李广，又为什么是一个总是“李广难封”又吃败仗的“倒霉蛋”？

没有什么军事指挥经验的朱祁镇，又为什么会一厢情愿不自量力地要“御驾亲征”？

卫青和霍去病，一代名将，为什么会被打入“倿臣”的另册，公不公平？

蔡文姬真的那么愿意“归汉”吗？

安禄山这个人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究竟又是怎么上位的？仅仅是因为情商高吗？

他们，在北纬四十度的大风中，一一完成自己的历史角色。

也因为那大风，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也是人类的宿命。

“北纬四十度”，与你印象中的北中国有关？你，曾经到过吗，行走过吗？

“拖着两千年成熟完备的农业文明体系尾巴的中国人，在尝试进入现代工业文明时，承受着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要沉重的负担，备尝艰辛和挫败。但中国人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也最善于学习的一群人，对科学技术及其相应的制度因素的理解与渴望，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热切和清晰过。北纬四十度究其实质意义，从来都不是固步自封的象征，相反，那是为生存而进行的创造。它提示着今天人们，不要误读了它。”在回答钱江晚报记者的提问时，陈福民这样说。

关于“北纬四十度“，陈福民有很多的话要说。为此，本报记者与陈福民有了如下对话——

钱江晚报：你的书是从赵国修筑长城开始的，也写到了孟姜女，能说说您走过了长城的哪几段吗，还记得自己在长城之上的感怀吗？跟书中是何种对应？

陈福民：说起来，我对长城的了解应该跟很多人一样，都是从明长城开始的。毕竟山海关、居庸关和嘉峪关这些著名的关隘太耀眼了，对于普通公众而言，明长城基本上就是“万里长城”的代名词。读大学时，我第一次登上了八达岭，努力模仿和体会“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豪壮情怀，其实现在我们知道，毛泽东当年所写的长城并非明长城，而是秦长城。后来我陆续走过了燕长城、赵长城、玉门关一代的汉长城以及张北、崇礼一带的北齐长城，才逐渐知道了事情的复杂性。我发现它们完全无法跟明长城相提并论，因为它们并没有想象中的壮丽巍峨，绝大部分都没有坚固整齐的包砖，受限于当时的国力和建筑水准，它们往往是夯土加草秸结构，在悠久的年代中坍塌损毁了。

钱江晚报：今天的长城已经完全失去了它的国家战略意义，今天如果你要描述一下长城作为一个历史文化符号，你会怎么说呢？

陈福民：长城是农耕文明时代人类交往史上最伟大的创造之一。尽管它的出现最初是服务于具体的战争目的，但就今天的立场去看，长城更是民族竞争与融合的历史见证。围绕长城，不同族群及其文明形式都呈现了各自的活力，并在向对方学习的过程中获益。

钱江晚报：为写这本书的准备工作，你做了几年，其中既有书宅冷板凳故纸堆生涯，又有热血的亲身行走，你觉得成就此书，哪一部分的“功课”更为重要？换句话说，作为一名学者，如果不通过行走探究北纬四十度这条线上的中国国家地理，似乎也可以写出来一本有深度的书？

陈福民：具体动手写作大约用了四年左右，对于一部30万字的著述而言，这个时间在很多作家那里是相当漫长了。因此我很钦佩和羡慕那些才气充沛落笔生风的作家，我不行。在宽泛的意义上说，这本书的准备工作其实开始得更早，只不过那不算是有具体目标的“准备”，而是日积月累的阅读思考，一点一点接近了目标。很难说读书与行走的哪种功课更重要，中国古人信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康德终生不离哥尼斯堡也能写出三大批判来。仅就我处理的题材看，这次写作是个身心活动互相印证而不可偏废的过程。特别是涉及到历史地理学层面的知识，走不走及看不看，区别还是蛮大的。

钱江晚报：在写作此书中，你如何解决自己的文学身份和历史学题材之间的差异？

陈福民：所谓“差异”确实存在，譬如非让一个厨师去打拳，难免要出洋相。但我以为，这个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制度”层面而非科学层面的。在现代学术分工条件下很多人都成了“专家”，而通家的成长变得很难。民国时期很多前辈大师并不画地为牢，鲁迅既是伟大的文学家，也是出色的学者，钱钟书如果沿着《围城》继续写下去，可能还有更好的小说出来。想到这些，我就给自己壮一下胆。

钱江晚报：还有读您的书，让我们再一次打量写《史记》的司马迁，我想问一下您的评价，他到底是在写历史文学，还是写真正的严肃的历史，因为我们也知识，《史记》中有很多的文学手法，以及大量的个人判断，比如您书中写到的“飞将军”李广，可以说，您用全新的角度重新诠释了李广这一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您对司马迁也提出了质疑，并且以班固为对照，您说班固的《汉书》是史学不受文学主观情感干扰的典范？一部《史记》推倒重来，是否完全可以是另一部价值判断的史书呢？

陈福民：从先秦到魏晋很长时间内，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构成是“文史哲不分家”，曹丕说“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章”，也不是单指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文学”，所以先秦两汉的同一种典籍能够为文史哲各家所征用。作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毫无疑问是“真正严肃的历史”，他书中所述的很多不确定情形，后来都得到了考古支持，足证太史公的严谨科学。从今天的观点看，他同时兼具卓越的文学才能，不仅“刺客列传”中每篇都可以当作短篇小说来读，弥散在全书中各处的描写也非常具有感染力。即便是他对李广这个历史人物充满同情爱戴，也并未讳言李广的缺陷——他是如实描写的，我们今天也因此才知道李广诸如不训练、不放哨以及“迷路”等不适合大规模运动战的各种短板。与其说我在质疑司马迁，不如说我对后世乃至今天的读者不加分析，全盘接受司马迁的价值立场感到担忧。换言之，如果真的该打板子，也打不到太史公和《史记》身上，应该检讨的，是我们自己学习历史分析历史的态度与方法。

钱江晚报：再延伸一点说，您自己是如何处理《北纬四十度》的“文学抒情”的?我们在书中确实读到了那种抒发，对历史的激情，写这样一本书，“文学抒情”是您要彰显的，还是警惕的呢？

陈福民：我在书中很“抒情”么？果真如此的话，真是令我意外和惭愧的事情。面对这个题材，我主观上是抱着某种学术研究的立场和态度出发的，对于史料的丰富与准确我始终孜孜以求战战兢兢。我不自量力地希望建立起一种能够与普通读者沟通对话的“研究”性写作，从而使躺在历史典籍中那些冰冷的材料和人物在拥有生命力和表现力的同时，仍然保持其准确与客观的品质，所以我一直都很警惕那种干扰客观性的过度抒情。

钱江晚报：“抒情”不是反义词，一种最冷静的表达方式，没准也会带动起读者的情绪来。我们能够在您的《北纬四十度》这本书的阅读中，感受到一种浓烈的家国情怀，是有一种情感的东西在“北纬四十度”之间流动的，这算不算抒情呢？

陈福民：在一个特定的意义上说，这本书的写作，就是我个人在历史态度上“反对抒情”的产物。但很显然，我做得不够好。而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证明了文学影响力之润物无声深刻巨大。

钱江晚报：您写了一批影响着北纬四十度历史进程的人物，其中有成功者有失败者，您写哪个人物时最为动情，或者最有感同身受？又怎样看待北纬四十度线上的“成王败寇”？似乎可以读出，比如写“土木堡之变”，您对明英宗这样的人物也有同情在里面，写安禄山，让我们看到了他的人格的各方面，您与这些人似乎都到了“促膝谈心”的亲近了？

陈福民：怎么说呢，其实这种立场来源于一些非常朴素的质疑与感受。在传统书写和民间评价中，往往存在一种从结果反推起点的道德绝对化的倾向，好人就生而圣洁光环绕身，坏人就是基因里带来的一坏到底。鲁迅对此深深厌恶，所以才盛赞“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以长城为例，秦始皇在燕赵长城基础上完善了“万里长城”，这肯定需要耗费巨大人力物力，不仅造成帝国财政困难，也伴随着人道主义悲剧，这都是毋庸讳言的。但是，修筑长城直接关系到农耕文明的生存与国家战略，有其在当时条件下不得不然的理由，但是这么简明易懂而重大的历史动机几乎是没有人愿意认真对待的，人们只愿意看到孟姜女的“哭倒长城”并累世传颂这千古一哭，仿佛秦始皇修长城就是为了弄死万喜良（传说孟姜女的老公）。不得不说，这不是理解历史的正当态度，这才我所反对的“抒情”。与此相类似的是隋炀帝修建京杭大运河，欧洲史学普遍评价这是一项伟大的创举，但在中国民间，则被说成隋炀帝修这条河仅仅是为了方便自己去扬州泡美女。诸如此类的例子太多了。因此，理解一种历史现象，分析某个历史人物，“促膝”并不能保证得其真实复杂，但不去“促膝”是肯定得不到的。这个功课任重道远。

钱江晚报：这本书中，似乎小人物并不重要，决定历史走向的都是大人物？特别是像霍去病这样的青春帝国少年领袖，似乎就是为了某一历史使命而生的英雄，完成了任务肉身也随之消失了，虽是历史，但有时这样的历史也让人有“神奇感”和“晕眩感”。或者说，小人物们都已藏身在北纬40度线的背后，成为一个巨大的背景，您同意吗？

陈福民：历史上的“大与小”其实是个动态的辩证关系，就像中国人习惯于讲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卫霍就其出身说，从开始就是彻底的小人物，只不过因为非凡的军事成就而被历史记录了而已。这一点与欧洲军事贵族集团牢固控制着社会权力相比是非常不同的。当然，从写作的角度说，我们也只能面对所谓“大人物”，但这并不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后遗症，而是海登·怀特意义上的历史叙事。“沉默的大多数”或“无名者”作为政治正确的姿态，其修辞性远大于实际意义。

钱江晚报：我注意到这本书中围绕着北纬四十度，也有几位留在了历史的帘幕后的女性人物，王昭君、萧太后、北魏冯太后、蔡文姬等，您觉得女性在历史时空局限中，少数人仍然能有所作为的条件是什么？

陈福民：我对女性问题没有研究，但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说的话我一直记得：“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这句话是一副解毒剂，不仅把我们从“红颜祸水论”中解放出来，也拨开历史迷雾看到被遮蔽的真相。

钱江晚报：北纬四十度线上，还有“北边”和“南边”之分，您在写作此书时，有没有一个“中心站位”，比如说，站在以今天看来更为“正统”的北纬40度以南的政权位置上来展开主体性思考？或者说，您写此书时面对“南”和“北”，有没有这方面的犹豫？在写作中，您觉得叙事主体的一贯性是否重要？

陈福民：文章写法讲究“立主脑”，仅就这个技术性的含义说，“中心占位”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个站位并不意味着某种“中心主义化”的政治民族立场。文明的竞争与融合会假手政治动作，也会产生民族纠纷，但文明的含义还是要远远大于政治民族生活，而“北纬四十度”本身就是竞争与融合的历史见证。这是个非常复杂纠缠的关系，需要阅读者和写作者仔细区分。有些人看历史容易主动站进去，并且代入某种“正义或正确”的现代立场，我觉得这不是个高明的办法。

钱江晚报：这里还不得不提一个“汉化”问题，比如孝文帝的迁都，您称他是伟大的，其他各北纬40度以北的政权也面临着汉化问题，如果延伸到当下，身份认同依然是个进行时的问题，这其中的得失，您是怎么看“身份认同”对现代文明的影响的？

陈福民：这个问题如果延展出去，其实是个非常复杂难解的话题，或者说以我个人的知识能力而论，尚不足以处理这个话题。仅就中国历史上的“汉化”与“胡化”来说，在尚未出现欧洲的“现代民族国家”理论之前，无论汉化还是胡化，都不具备今天政治史或民族史那些尖锐难解的含义，而只是不同族群围绕北纬四十度展开的文明竞争与融合的结果。在这个演进过程中，我们看到太多的事实，是不同族群互相学习的清晰的双向过程。北魏孝文帝是个比较极端的不成功的案例，但北纬四十度上内附或内迁的游牧民族都变成了中国人。同理，汉字名物中的各种“胡”，从“胡服骑射”到胡椒再到胡琴等等，一路胡下去，包括服饰时尚以及围圆桌聚餐等习俗，都见证着农耕文明向不同族群及其文明学习之后的伟大成果。

钱江晚报：文学史上，跟匈奴有关的作品流传也很多很广，比如蔡琰的《胡笳十八拍》等等，今天人们读到“匈奴”大约略等于外敌的一个比喻，不过它已定格在历史深处，这方面您有推荐的相关文学作品和历史书吗，可以让我们更多地了解匈奴的？

陈福民：了解匈奴最好的文本不是文学，而是太史公写的《史记·匈奴列传》。这个世界之所以能够谈论匈奴，完全是因为司马迁的贡献。尚未创造出文字的游牧民族不具备自我表述的能力，他们能被人们知道多少，要依赖于相对发达的民族典籍对他们的记载。蔡文姬“事件”已经是与东汉末年内附南匈奴的纠葛了，不具有典型性。后世文人或现代作家确有一些匈奴题材的文学作品，我个人对此基本持保留态度。在这方面，我是顾颉刚的信徒，不信任那些距离遥远而天花乱坠的小说。我宁可去读历史。

钱江晚报：无论过去的冷兵器时代还是现代化的当下、更科技大爆炸的未来，一个民族的创造性和善于学习都是很重要的？能否谈一点您站在北纬40度的历史上，对当下的一点想法？

陈福民：很多年前，我曾经写过一句话：一个时代尚未结束，另一个时代就迫不及待地破门而入了。现代工业文明及其社会生产体系永久性地改变了一切，就像那个心酸而又煽情的说法：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是人类的宿命吧。拖着两千年成熟完备的农业文明体系尾巴的中国人，在尝试进入现代工业文明时，承受着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要沉重的负担，备尝艰辛和挫败。但中国人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也最善于学习的一群人，对科学技术及其相应的制度因素的理解与渴望，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热切和清晰过。北纬四十度究其实质意义，从来都不是固步自封的象征，相反，那是为生存而进行的创造。它提示着今天人们，不要误读了它。

钱江晚报：可否透露一下，下一步，您是否打算要跨出国门，继续“北纬四十度“关于世界、历史和文明的探究？

陈福民：我还是先把中国的事情搞明白再考虑其他吧。而且我有些悲观，中国真的太复杂了，靠几个人的智力活动收效甚微。

人物简介

陈福民，学者、批评家。先后就读于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学位。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工作。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小说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作协理事，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文学委员会副秘书长；多届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委；著有文学评论集《阅读与批评的力量》、历史文化随笔集《北纬四十度》等。目前致力于边疆史地研读与写作。

本文为钱江晚报原创作品，未经许可，禁止转载、复制、摘编、改写及进行网络传播等一切作品版权使用行为，否则本报将循司法途径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