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这一切你们做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

邓馨庭，大家都叫她Anny。我看著眼前的女人，第一次相约的对话仍历历在耳。

「你一个人下来？有地方住吗？」听说我要亲自去拜访，她问。

「应该有，我还没找。」

「来我家吧！」

「什麽？」

「可以来住我家，和我女儿睡同个房间。」

当下，我们还是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但我也就真成了这么个厚脸皮的访客，拉了两大皮箱前去，还狼狈地坐过头，让他们夫妻等了近四十分钟。夫妻俩接著讨论，要到附近张罗什麽美食让我尝鲜，我不禁想像，这样自然的「收留」是否已成他们习惯？而她在土耳其的那群叙利亚朋友，当初看见的，也是这份笑容吗？

一踏出国境，就完全归零的人生

邓馨庭一家人是年去土耳其的加济安泰普（Gaziantep）——这座世上有名的古城，却是东南部的边陲城市，由于与叙利亚人口最多的城市阿勒坡（Aleppo）相近，也因此成为接收叙利亚难民的第一线地区。她的菲籍丈夫田安克受聘来此任教，三个女儿则在家教育，刚开始，一切都很平静，但慢慢地，邓馨庭注意到日常裡的一些不寻常。

「加济安泰普的房仲业比便利商店还多，一条街可能就矗立著两三家房仲公司。因为叙利亚难民涌入，房子不够住，所以建商拼命盖、房价一直涨，房仲还很黑暗，即使签了约，房东也可以随时赶走房客，甚至不还押金。」

街上随处可见叙利亚人：抱著孩子乞讨的女人、穿梭在车阵中卖花的青年、敲著车窗要钱的老人……他们都是难民，幸运离开了叙利亚，异乡的生活却仍然难过。一位叙利亚师大毕业的高材生，炸弹一下来，护照、毕业证书都没了，在异乡无法证明学历，仅能担任最低工资的工作；一位年轻美髮师，丈夫跑了，独自带著四个孩子来到加济安泰普，为了生存，只好白天工作、晚上卖身；还有一家人房子被炸毁，身上只剩下护照，透过人蛇集团来到土耳其……不管原本拥有什麽样的生活，一逃出叙利亚，人生全部归零。

自年叙利亚内战以来，涌入土耳其的叙利亚难民已有两三百万人，其中光是伊斯兰国（ISIS）造成的难民人数就约三十万。一开始，土耳其张开双手欢迎这些流离失所的百姓，让他们享有免费的受教权、基本就医权，也有专门掌管叙利亚教育的部门，在各地开设难民学校，然而，土耳其社会很快就起了变化。

一些土耳其人利用难民赚大钱，房仲业乐见房价不停攀升、资方大肆雇用低工资的难民劳工、慈善机构则骗走了给难民的爱心款；难民中的不良份子，到土耳其后继续作奸犯科，年还曾有难民强暴四岁儿童，引发大游行抗议；而大量劳工的涌入，导致平均工资下降，本地人失业、黑工问题增加……这一切，在首当其衝的加济安泰普更为明显，城裡每十个人，就有一位是叙利亚人，即使土耳其政府颇有诚意面对，仍有许多矛盾的问题无法解决。

在一个天气炎热的午后，田安克突然带著两男一女回到家裡，吓了她一跳：「我问他，怎么家裡突然出现这些陌生人？他说天气这么热，实在不忍心看他们一直在路上找水，就载他们回来装水，之后又送他们回去……」邓馨庭回忆：「这就是我们和难民的第一次接触。」

这间房子住了三户难民家庭，厨房和厕所在户外，雨天和冬天对他们来说是个折磨

在加济安泰普，有四个台湾人，除了邓馨庭，还有一个已经待了五年的年轻女孩陈韦慈，毕业于政大土耳其语文系。陈韦慈说，土耳其在台湾眼裡很冷门，台湾在土耳其眼裡也很冷门，每次自我介绍，很多土耳其人都不知道台湾在哪，常常以为是泰国。「而我住在加济安泰普，又是土耳其的冷门城市，结果，我永远都在台湾介绍土耳其，在土耳其介绍台湾——而无论对土耳其人或台湾人，都要介绍加济安泰普！」她笑道：「反正，我永远都跟所谓的『热门』沾不上边啦。」

陈韦慈在加济安泰普大学教中文，也在安卡拉念博士，见证了叙利亚内战的起点，以及土耳其一路以来的变化。「内战前，加济安泰普就已经是边缘城市，每当土耳其朋友听到我在加济安泰普，反应大多是：那边不是有很多库德族、很恐怖吗？现在街上又都是叙利亚难民，更令他们却步。」

土耳其建造的难民营是全世界最好的难民营，但因为排斥库德族，所以库德族难民营环境最差，只用乾草和帐篷搭建，而库德族难民一直生孩子，导致难民营人满为患。

「的确，叙利亚人在土耳其製造了一堆麻烦和问题，我们身为外来者，好像也没有立场发表意见。」邓馨庭说：「但是，我在想，如果我失去国家的保护、失去存款、失去房子、失去父母和另一半……我能怎麽活下去？你呢？你觉得你会怎麽活下去？」

随著时间过去，邓馨庭认识了越来越多难民家庭。她帮助的第一个家庭，是一对21岁的年轻夫妻，「丈夫不想被抓去当兵打仗，带著老婆和两个儿子逃来土耳其，一个三岁，一个才两个月，当时白天气温摄氏六度、晚上一度，一家人在加油站睡了一个礼拜，后来找到一间旧房子，一个月里拉（约人民币元），厕所裡竟然就是楼下麵包店的出烟口，黑烟常在家裡瀰漫，小儿子还因此肺发炎。」邓馨庭帮他们在自己住的Onkologi区找了一间大房子，三房两厅，月租里拉（约人民币元），虽然环境改善了，离学区却有一段距离。

「土耳其政府在各地开办叙利亚学校，但不包含Onkologi区。如果孩子要上学，一定得跨学区、通车，每月交通费一人里拉（约人民币元），每个难民家庭至少有四个孩子，根本负担不起，所以这区失学的叙利亚孩子特别多。」那就是邓馨庭起心动念的开始：「既然我们租了间大房子、附近都是失学孩子、这对夫妻没工作，又不能一直无条件给他们金钱，我们就将客厅佈置成教室，训练他俩成为老师，邀请附近的孩子来免费上课……」

客厅就是教室，第一天，学生只有两位，一週后就暴增成十五位。

邓馨庭的小女儿和难民孩子玩耍

「刚好」遇见的叙利亚邻居们

邓馨庭接触到的难民家庭，其实都是同区域邻居，她认识陈韦慈后，两人就成为这些工作的主力。时间一久，参与的人也越来越多，渐渐地，在这间客厅，除了儿童教室，也开了成人职训与课程，而文具、桌椅和师资等支出，都靠邓馨庭一家自费和台湾朋友募款，甚至有当地大学教授愿意免费授课。

他们有一套基本救助原则和内容，包含：紧急安置、成人一定要工作、小孩一定要上学，「不然大人閒閒无事，一直生小孩，那还得了！」邓馨庭说，很多土耳其人排斥叙利亚人的原因，就是没钱却拼命生孩子。陈韦慈有次拜访一个新家庭，询问是否能帮女主人找工作，结果女主人有孕在身，当下全场震惊，「他们已经有五个小孩了，连这些孩子都养不起，现在还有第六个？」一时，陈韦慈不知该说什麽，只能劝男主人要更努力工作，并让小孩受教育，才有改变生活的机会。「走出家门，我们心情好沉重，七嘴八舌地讨论起节育、教育等问题，后来女主人因病流产，我们去慰问，也劝告40岁的她，既然身体和经济都无法负荷，就别再怀孕了。」

离开后，负责翻译的叙利亚学生只默默告诉她们：「It’simpossible.」

田安克和陈韦慈都在大学任教，学生国籍广泛，从叙利亚、叶门到马来西亚都有，每次探访，他们都会邀请学生同行、翻译。「主责翻译的学生压力很大，他要即时传达大家七嘴八舌的意见，还要被左边略懂阿拉伯文的衣索比亚学生『监听』，看他有没有漏翻……」

问邓馨庭，这样「自找麻烦」不累吗？她回答：「我无法看著邻舍飢饿受苦，却不做些什么。叙利亚人那麽多，我当然不能帮助所有人，但能帮助其中一些人。」每次家访，邓馨庭都会看到很多失学超过三年的孩子，生活没有动力，到处在外游荡；而大部分女人才30几岁，就已有七到九个孩子，完全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价值，对人生也没有期望。

「我曾发现一个小女孩的手，做家事做到冻得发红，也知道当这个女孩18岁嫁人后，仍然会在夫家低声下气、做一辈子的家事。」还有一对父母，生了五个小孩，叙利亚内战时没钱出来，现在伊斯兰国来了，不得不逃跑，但边境海关已关闭，无法取得难民身分，只能透过人蛇集团逃到土耳其，全家只剩身上衣物跟一张户口名簿。透过邓馨庭，他们虽在旧城区找到了便宜住家，爸爸当了夜间管理员，但月薪仅约人民币元，扣除车费元、房租元和水电费，仍然所剩无几，他11岁的大儿子因此必须在甜点店洗碗，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一週薪资约元。

他们持续提供物资给十五户这样的家庭，有次月底结算，花在难民身上的支出约人民币元，她开玩笑说：「我得去卖血了！」却还是认为一切都值得。「真的，如果帮不了全部，帮一个也好。」

安置听起来很简单，其实就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要买」——包含找房子、提供前两个月房租，还有瓦斯、洗衣机、食物等基本生活用品。

上图为难民家庭的厨房一隅。

（上图中右一为陈韦慈，左一为田安克）

邓馨庭安置的第二个家庭，是父母很快就找到稳定工作的幸运例子，他们一家逃到土耳其时，女儿才出生七天。然而，虽然是双薪家庭，又住在房租便宜的旧城区，一家收入大概也只有台币两万多，在土耳其的生活只能算是「过得去」。

教室熄灯，从此消失的叙利亚夫妻

某天，邓馨庭发现最初收留的叙利亚女老师眼眶瘀青，原来她的先生一直都会家暴。「我们帮他们找房子、带孩子看肺炎、师资培训，以为一切就会慢慢好转，没想到最后还会跑出这种问题。」邓馨庭回想：「叙利亚女人普遍没有地位，早已习惯被打骂，这位女老师被妈妈逼著成婚后，跟先生逃来土耳其，一路上都还在忍受暴力。某晚，先生回家按电铃，妻子在睡觉没听到，太晚去开门，他就一巴掌把她掴在地，又看到厨房碗盘没洗，就把所有食物碗盘摔在地上……」厨馀和碗盘的碎屑散了一地，让赶去调停的邓馨庭夫妻看傻了眼。

「我狠狠骂他，他还嘻皮笑脸，最后我警告他，他的妻子就像我妹妹，他的孩子也是我的宝贝，要是他们受伤，我真的会生气。」叙利亚男人不停点头，田安克也帮他们做了几次婚姻谘商，希望先生可以趁年轻改掉这个「习惯」。那段时间，听说先生不敢打妻子了，「只会」往她身上吐口水，邓馨庭才稍微放心，以为这场婚姻可以渐渐改变，隔一阵子，突然又听说女老师想跳楼自杀。

「我才安慰自己，那位先生终于不打老婆了，结果，原来还是照打，只是小心不留疤……」束手无策的邓馨庭，在日记中写道：「我好伤心……」

此时，这个社区的土耳其人也越来越不欢迎叙利亚人，对他们下了逐客令，「房东将我们赶出来，连押金也不还，顿时二十个孩子就没了去处。」教室关了，老师走了，而叙利亚夫妻决定回到叙利亚，还将教室裡的大部份用品一起带走，从此失去联络。那位受暴妻子和两个孩子的未来，再也无从得知。

「那是很大的打击，一夕之间，好像所有努力都白费了。」但是，笃信基督信仰的邓馨庭那时读到一段圣经：

「耶稣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这一切你们做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

这段话让我决定，绝对不能放弃。」

曾经多数是叙利亚住户的社区，因为土耳其人的排挤，已不见当时满满叙利亚人的景象。

问陈韦慈，是什么感动她加入邓馨庭的行列？她飞快回答：「以身作则的信念。」有次冬天，旧城区孩子没鞋袜穿，葬兮兮的脚都冻得冰红，他们开车去送物资，邓馨庭看到家长们牵著孩子过来，就从车上搬下物资，拿鞋子一双一双去试每个孩子的脚，合适的马上穿走，不合适的就换到合适为止。「这一幕让我很感动，因为他们其实不需要做到这个地步，大可把物资放著，让人们自己来拿，但他们从不随意处置物资，也不会随便交给别人发放。」有些孩子看到人就想握手，但伸出来的手，一开始真会让人吓到，「不只是『葬』，整隻都是『黑』的。有些第一次去探访的学生，会避免跟孩子握手，但他们夫妻没有。」若要陈韦慈举出邓馨庭在这些工作中最大的影响，或许不是金钱，也不是物资，而是她亲自在这些妇女中活出来的榜样。「所有大小事都是Anny出面洽谈、处理，田安克也很支持她，很多难民妇女都是在认识Anny之后，才知道原来一个女生可以这样活著。」

无论如何，都要送孩子上学

免费教室开不成，Onkologi区的难民家庭又付不起跨区上学的车费，邓馨庭和陈韦慈知道，Onkologi区必须有自己的叙利亚学校，她们决定大胆一试，向土耳其教育局请愿。「我们发现，土耳其政府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合作，让小学到高中的难民孩子都能免费受教育，只要我们做好调查，经教育局评估、同意，就可以开设公立学校。」因此，他们利用休假时间做田野调查，统计学生数、师资来源，写好请愿书请叙利亚居民连署，最后真的联络上了土耳其教育局——然而，原先官员承诺一个月建立学校，最后却无法如期实现。

这段期间，她们只能硬著头皮先送现有的孩子跨区上学，只是，每次家访完，又会发现更多需要上学的孩子。「有栋废弃别墅裡住著五个家庭，他们不用缴房租、电是偷接的、水到外面扛，光学龄孩子就有十三个，还有一堆在地上爬的。」陈韦慈说：「我告诉其中一家男主人，我能做的就是送物资、送孩子上学，他面无表情地说好，我透过翻译知道，他很不相信我。」男主人说，很多团体来这裡拍照，但他们没拿到任何钱和资源，屋内地板仍旧破碎、窗户没有玻璃，孩子们在废弃的泳池裡玩耍，这样的生活没有任何改变。

「透过物资援助和沟通，父母们终于答应让十三个孩子上学，开学时，我带著这一批新生去学校，学校主任的办公室门庭若市，都是临时前来请求入学的学生和家长。」陈韦慈等了四十分钟，主任一看到他们，便面有难色地表示班级已经额满，逼急了几位无法入学的女孩，当场哭了起来。「我又衝去主任办公室，重新陈述孩子的背景，主任被我弄烦了，强调绝对不能再带孩子过来，便叫我快带这批学生去注册。」陈韦慈不禁开心地抱起一位女孩，「她11年以来都活在家人的压力中，现在可以期待她因教育掌握自己的人生！」同时，她心中也更急迫地确信：我们需要本区的叙利亚学校。

国际组织「人权观察」（HumanRightsWatch）曾报导，土耳其境内有超过40万名叙利亚儿童未就学，由于经济困境，难民通常负担不起学费或交通费，必须再次冒险到欧洲或返回祖国。上图为住在废弃别墅裡的孩子。

上图为正在教孩子土耳其文的陈韦慈。

跨区上学的车费一人约人民币元／月，光是原本在免费教室的二十个孩子，一个月就要人民币元。陈韦慈豁出去「搭讪」，竟真的找到一位愿意帮忙接驳的司机，一人只收人民币元，她们再和家长平摊，才解决车费问题。这位司机除了载小孩上学，也非常支持探访、发物资的活动，几乎快变成她们的「专人司机」。

带孩子上学前，邓馨庭和陈韦慈会让他们挑选新衣和新书包，「之前有些孩子没有书包，就提著塑胶袋上学，书还会把塑胶袋勾破。其他孩子看到他们用不好、穿不好，会嘲笑他们。」添行头不但要找对尺寸，还不能超出预算，精挑细选的结果，约人民币元就能让一个孩子拥有两件上衣、一件长裤、两双袜子、一双鞋子，并装在写有自己名字的盒子裡。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己的全新衣物，孩子的笑容持续了整个晚上。陈韦慈说：「从他们不断想牵我手、摸我的头髮和脸颊等亲近我的小动作，我知道他们真的很开心！」

帮孩子买鞋，对陈韦慈特别困难：「那时Anny不在，突然要单身的我帮十几个孩子买鞋子，真的很挑战！我想来想去，最后让他们赤脚踩著白纸，一个一个画尺寸，纸上都是他们脚上的泥沙……」到了卖场，店员上前询问陈韦慈要买几号鞋，她拿出那张沾满黄土的白纸，对店员说：「我不知道，你可以帮我看一下吗……」

叙利亚的未来，要交给叙利亚的下一代

终于，土耳其教育局给的承诺，在十个月后兑现——年12月，Onkologi区有了第一间叙利亚学校，两百多个孩子得以上学。

「土耳其政府还是很有诚意的，他们虽然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但其实可以成立几间、意思到了就停止，也可以用任何理由打发我。」陈韦慈说，接洽的官员脾气很好，只是她在等待的过程太煎熬，三番两次去询问下文，有天对方终于受不了，冷冷地丢下一句：我很忙！

「虽然我有些急躁，但我也很受伤，不禁心想，我到底在做什么？其实这根本不关我的事啊？我不是叙利亚人，也不是土耳其人，为什么要在这裡看人脸色？」正在攻读教育博士的她又停顿一下：「但是，孩子是无辜的，他们的教育不能等。」

为什么这么执著于教育？邓馨庭说，土耳其和中东各地一样，也有圣战学校或伊斯兰国的秘密学校，专门吸收贫困家庭，将下一代送回叙利亚，投入战争和恐怖行动，他们必须确保小孩不会掉进这些地方。「失去教育就失去整个世代，无论再怎么困难，都不能让孩子因战争成为失落的一代。我们盼望，当战事结束，这些青年可以回到叙利亚，重建自己的国家，因为只有叙利亚人，才可以完全改变叙利亚。」

上图为陈韦慈接送叙利亚孩子上学。

土耳其的叙利亚难民学校是这样的：在公立学校，土耳其学生早上七点到下午三点上课，放学后，就换叙利亚孩子上学，一直到晚上七点。

年初，邓馨庭夫妇和加济安泰普教育局副局长Munis先生会面——他是他们口中的「大好人」，一路帮忙设立学校。

家访时，有时只要聆听对方的声音，就是一种关怀。

Onkologi区的第一间叙利亚学校开学了！

在战乱中，看见人性

学校开学了，这间在众人努力下成立的叙利亚学校，包含小学部1-4年级和中学部5-6年级，目前正式注册的学生近百人。场地、师资、水电等经费都来自联合国和土耳其政府，但物资和设备，还是必须靠民间募集。「就像之前那间学校一样，文具、清洁用品、球类等等，我们都会持续支援。」

在战乱中，似乎仍能看见那麽一点人性之光，但对于人性，邓馨庭和陈韦慈看见的不只如此。

「我的生活圈都是老师和学生，有些能在土耳其一路念到大学的叙利亚学生，都出身上流社会家庭，本来就很少跟这些底层难民接触。」陈韦慈说：「看见我们做的这些事，他们都是精神上鼓励：『哇！谢谢你们这些外国人帮助我们国民。』但基本上还是不太关心。」

邓馨庭也说：「人就是有好有坏，有暴戾、有软弱。叙利亚坏人来土耳其继续为非作歹，土耳其人则利用难民赚大钱；丈夫在逃难路上仍施手家暴，妻子放弃改变而选择认命；欧洲害怕难民破坏他们纳税得来的安稳生活与福利，难民则证明了『人往高处爬』，即使生活渐渐丰足，还是永远想到福利更好的国家……」

「连我们自己也没有完全的良善，许多人讚赏我们的作为，但这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邓馨庭回想：「毕竟，当初来加济安泰普，我只是个想支持丈夫工作、又担心三个孩子安危的妈妈。」

只是，我们刚好在这裡

邓馨庭说，她原本对台湾的一切很满足，田安克任教于私立大学多年，两人有三个女儿，小女儿才刚满一岁，她则刚从神学院毕业，是一位忙碌的传道人，生活充实又愉快。不过，年起，田安克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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