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斯普鲁斯海峡

一、

九月，小亚细亚半岛对岸的伊斯坦布尔贝依奥卢区，青旅就坐落在加拉塔的旁边。一个人住在空荡荡的楼房最顶层的房间里，四周墙壁雪白，床边的窗户正对着旁边清真寺的宣礼塔。每日清晨五点半时，清真寺宣礼塔上的喇叭传来阿訇响彻云霄的宣礼声，把我和整座城市一同吵醒。房间旁有一个不大的户外阳台，它面对着博斯普鲁斯海峡口。每日黄昏时分，古城区华灯初上，脚下的步行街人潮涌动，商贩吆喝不绝于耳。坐在阳台的桌边，吹着从海峡飘来的咸咸的海风，远眺着金角湾的渡轮在海峡间穿行，海浪和汽笛的声音隐约可闻。海峡的对岸是亚洲的新城区，而我的身后，则是欧洲的海岸。

架着天线的有轨电车从年就在贝依奥卢区的街道来回行驶，把塔克西姆广场、加拉塔桥和其他古老贫穷、似乎属于另一个国家的历史街区串连在一起。电车叮叮当当的声音回荡在古城的巷弄里，怎么躲也躲不掉。入夜，路边的餐厅散发出迷人的烤肉和水烟的香气，一排排的小桌沿着街道排列，桌前座无虚席，客人们神采奕奕，男女侍者端着餐盘哼着歌，在桌子的缝隙间灵巧地飞动。甜品店的橱窗里，点心在灯光的映衬下如宝石水晶一般。琴行的老板独自坐在街头调拨着吉他的琴弦。花猫慵懒地睡在街头，不时接受着路人的抚摸。卖冰淇淋的小贩卖力地吆喝，用长长的铁杆在冰淇淋桶边敲打出有节奏的声响。清真寺旁坐着贩卖宗教读物、念珠和灯油的老人，加拉塔桥两旁站满了垂钓的人群，海鸥栖息在生锈驳船上，午夜的海潮不停滴拍打着海岸……每日上街买菜，和邻居聊天，在咖啡店里闲坐，在拥挤的人潮中和披着黑袍的蒙面女人擦肩而过，再和当地人学几句简单的土耳其语。当我挤进一群当地人中间，手里拿着里拉向着卖石榴果汁的小贩喊着蹩脚的土耳其语“你好，一个、一个（merhaba,bir,bir！）”的时候，我忽然才察觉到，原来自己身处异乡，开始另一种生活已经半个月之久。

无论有再多的现实的烦恼，这里有无数的古迹能够让你发出时空错落的感叹，马尔马拉海的海浪能够把你的心头褶皱熨得平平展展。行走了二十几个国家上百个城市，唯有伊斯坦布尔，能给我一种真正的休憩。

贝依奥卢区，青旅旁的清真寺宣礼塔

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中提到，法国文豪福楼拜在他出生前一百零二年造访伊斯坦布尔，对熙熙攘攘的街头上演的人生百态感触良多。福楼拜在一封信中预言她在一个世纪内将成为世界之都，事实却相反：奥斯曼帝国瓦解后，世界几乎遗忘了伊斯坦布尔的存在。帕慕克在书中说：“我出生的城市在她两千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如此贫穷、破败、孤立。她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我一生不是对抗这种忧伤，就是让她成为自己的忧伤。”

客寓伊斯坦布尔的日子里，翻看着帕慕克的这本自传体的散文集，书中的文字是黑白的，图片是黑白的，作家记忆中的街道、公寓，甚至树木都是黑白影像。他笔下的伊斯坦布尔是一座忧伤的城市，这里蕴藏着他的童年，她的家人，他过往的情感和对城市的独特记忆。如同英文版的封面上描绘着的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一辆黑色的道奇车停在苏莱曼尼耶清真寺前，穿着黑色风衣的男人用手按着头顶的黑色礼帽，白茫茫一片的大地上，一座城市正逐渐地老去。

的确，自凯末尔革命以降，土耳其放弃了大半的领土，奥斯曼帝国的耀眼光环不再，世俗化的进程已逾百年，政治中心也迁到了安卡拉。从世界的中心沦为欧洲的东南一隅，历史的眼光从此很少在伊斯坦布尔停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贫穷找不到方向的年轻人每每回望历史，面对着民主富足的欧洲大陆，帝国昔日的辉煌更加令人神伤。

悲愁与内省相互交叠，潜藏于古老的废墟和海峡畔的斜阳之中。这是土耳其民族潜藏于灵魂深处的忧伤，也是这座城市所独有的精神气质。生存在欧洲的边缘，罗马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十字路口，东西方之间游移不定的漂泊感，伴随着奥斯曼帝国遗留下的长长的阴影。东方，还是西方，向左，抑或向右？盲目、不幸、挫败与焦虑的情绪，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挽歌。那个时代的土耳其作家们将这种逐渐老去的记忆称之为“呼愁”。

现在，留在我脑海中的是雪夜里街道旁行人伴着电车的伊斯坦布尔，是雨天博斯普鲁斯海峡畔伴着打伞的人们的伊斯坦布尔，是拥有着会冒着浓烟鸣着汽笛的渡船的伊斯坦布尔，是夜晚闪烁着璀璨灯火的伊斯坦布尔，是令我迷失在残旧的拜占庭围墙和破败的羊肠街巷的伊斯坦布尔......在熙熙壤壤的城市和海峡的两岸来回的摆荡，时而由内，时而由外看城内，脑海陷入到一连串的矛盾的想法中，不是西方，也不是东方，不完全是过客，也不完全是异乡人。一座城市的呼愁，借助着旅行者的眼光，是被看者，也是观看者，是手指所触眼之所见的点滴小事，是历史，是现实，是我们无法目睹的和亲眼看见的忧伤，是一种诗歌和音乐唤起的情绪，甚至仅仅是气味、声音、颜色、触觉和氛围。沿着文艺作品中的足迹，寻找着帕慕克书中所迷恋的色彩和故事，或许，这就是我探索这座城市精神内核的最好的方式。

二、

“我还要寻找你多久，一栋房子又一栋房子，一扇门又一扇门？还要多久，从一个角落到另一个角落，从一条街到另一条街？然而，我直觉相信，等我们到了七十三岁，当如梦不再有条件盼望另一种生活的时候，她终将会爱我。”

帕慕克的另一本小说《黑书》讲述了一个伊斯坦布尔土生土长的年轻律师卡利普寻找失踪妻子的故事。故事始于一个朦胧的清晨，妻子如梦失踪，只留下一张字条，卡利普开始了搜寻，也开始了在伊斯坦布尔大街小巷的无目的漫游。如梦离开他的那个早晨，卡利普爬楼梯走上位于旧城巴比黎的大楼，前往他的办公室。他把刚刚看过的报纸夹在腋下，心想着多年前他掉进博斯普鲁斯海峡深处的绿色钢笔。那个时候卡利普和如梦得了腮腺炎，他们的母亲带他们去乘船郊游。

卡利普逐渐相信，如梦的出走与她同父异母的哥哥耶拉的失踪有关，后者是知名的报纸专栏作家。他开始追寻耶拉文字后的深层含义，探访耶拉曾经到过的地方，甚至用耶拉的方式进行思考，最后偷偷潜入耶拉的公寓，穿他的衣服，接他的段话，假扮他来写作报纸的专栏。这个男人为了读出自己的过去，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里寻找着美丽妻子遗留下来的痕迹。她究竟是为谁而躲他，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一厢情愿地想像着妻子所追逐的那个男人，或是城市的某个某个角落，一定存在于记忆的某处。

为了不让自己的记忆枯萎，从早到晚浇水，悉心照料。因为怕忘记，所以回想，再回想。失踪妻子的线索深藏于城市某个角落，在三年前如梦的家中，在街头小贩阿拉丁的店里的外国杂志的图片里，在他们两人一起上课的中学，在两个人曾经牵手站着的电影院休息区。或许，在阴暗恍惚的记忆中，在惟一一块阳光照耀的角落里，如梦和卡利普可能正要出发去划船。

他恍惚想起和如梦一起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乘船的往事。那时候，卡利普的母亲和如梦的美丽母亲苏珊伯母，会分别或相偕牵着卡利普和如梦，公车摇摇晃晃地驶过碎石路，缓慢地驶向海边的港口。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土耳其人相信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干净空气可以治疗腮腺炎。清晨的海峡水面平静，岸边白色的划艇上总是有一位友善的船夫在等候着客人。母亲和伯母总是坐在船尾，如梦和卡利普则并肩坐在船头，躲在随着划桨动作忽高忽低的船夫身后。划艇随着波浪轻轻地摆荡，他和妻子如梦伸出同样细瘦的脚踝，浸在水里。他们注视着清凉的海水缓缓流过脚尖，海水下的光滑的鹅暖石和飘动的海草依稀可见，柴油引擎的漏油在水面上反射出浅浅的彩虹。卡利普从船上失手将钢笔掉进了海里，但他知道，这只笔其实并没有丢，它只是掉在了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哪个地方。

这是一个年代久远的巧合，或许，待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干涸的那一天，我们称之为乐园的博斯普斯海峡会变成一片乌黑干涸的沼泽，沾满泥巴的沉船骨架在太阳照射下闪闪发亮，像是鬼魂森白的牙齿。干枯的海草包裹着古希腊的石柱，还有凯尔特人和罗马人的骸骨，拜占庭的金银宝藏以及一桶桶沉睡千年葡萄美酒。幽深恍惚的博斯普鲁斯山谷中新生命将会展开，码头上不再会有海浪的波涛，曾经有水的海峡里会长出荒草和雏菊。那只绿色的钢笔，可能还静静地遗忘在博斯普鲁斯山谷的泥泞中，旁边是拜占庭的钱币和汽水瓶的盖子。

金角湾与远处的加拉塔桥

这是一个巨大而有丰富纹理的故事，一个作者试图捕捉精神分裂的、焦虑的伊斯坦布尔。故事的最后，卡利普站在阳台上俯瞰笼罩在黑暗中的伊斯坦布尔，良久无语。雪花零星地飘落，他在寒冷中一边发抖一边思索，一丝照亮烟囱的青烟、清真寺的墙壁、水泥房舍的光线，从城市的深处倾泻而出。

在这个卡夫卡式的结局中，他在寻找他人，最终自己成为了他人。他的感官直觉闯入了各种故事，真实的、虚构的，从一路上所见的遍布城市的符号与图像寻找着自己或他人的痕迹。伊斯坦布尔到处是咖啡馆，一个人可以绕遍整座城市，每隔三五步就能找到一家咖啡馆歇脚。他看着城市在黑暗中沉睡，心痛地想念着如梦。此刻，我从书桌前起身，注视着窗外城市的黑暗，想念着如梦，想念着忧郁的伊斯坦布尔。

毕竟，没有什么比生命更让人惊奇。深夜，巨大的忧郁袭来，对于卡利普，对于我而言，书写成为了惟一的慰藉。如果有一日，你若在伊斯坦布尔的某个街头见到如梦，请代我向她问好。

奥尔罕·帕慕克《纯真博物馆》手稿

三、

达尔科奇·楚库尔主麻街2号，纯真博物馆就坐落在贝依奥卢区的一条小巷里。这也许是世界上第一座以同名小说改建的博物馆。年，奥尔罕·帕慕克先生以《我的名字叫红》史诗般的历史描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于年终于完成了酝酿十年的又一部力作《纯真博物馆》。年，这座与小说对应的博物馆正式建成，并正式对公众开放。帕慕克亲自设计，监工，博物馆里的每一件藏品几乎都由他亲自收集，撰写甚至亲自布置。几万件的物件从伊斯坦布尔、巴黎、雅典、贝鲁特，罗马的跳骚市场聚集到这座狭小的博物馆里。密集罗列的展品形成了浑然一体的巨大装饰艺术，直观记录了土耳其人跨越半个世纪的呼愁记忆，同时也完成了帕慕克年轻时的艺术家之梦。

故事始于爱情，又不止于爱情。

已有婚约在身的贵族少爷凯末尔在街头的香榭丽舍精品店无意间邂逅了自己的远房表妹，18岁的少女芙颂，也从此拥有了一份一生难以割舍的挚爱。平淡的生活因为她而带来了一丝激情，他享受着她的肉体，却让自己的婚期如期的举行。他们的爱情翻来覆去，凯末尔想找回爱人的心，却又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他毁掉了自己的婚约，背叛了自己的阶级，疯狂地寻找着恋人。然而当他再次见到芙颂时，她已嫁作人妇，不得不消失在了凯末尔的世界里。凯末尔失去了自己的爱人，在这座令他心碎的城市里，他近乎疯狂地收集着芙颂摸过的一切物品，香水瓶、小狗摆件、发卡、耳坠、钢笔、纸牌、照片、胸针、钥匙甚至个烟头，并在芙颂去世后，将这份思念筑成一座纯真博物馆。

王尔德说，艺术的世界只分美丑而无论对错。或许，多年以后，就像人们津津乐道的广岛之恋或是布拉格之恋一样，人们会将奥尔罕·帕慕克笔下的伊斯坦布尔之恋牢牢地铭记在伊斯坦布尔的每一条巷弄上。故事的结局令人唏嘘，人性怯弱在艺术性的冲突中被无限地放大并被刻画到了极致。在那个飘荡着呼愁的忧郁年代，会有电影审查，夜晚会有宵禁，女人外出要戴着头巾和面纱，西欧的舞会在土耳其的上流社会方兴未艾，加拉塔桥旁的楼房上挂着银行的广告，雪弗兰汽车在伊斯坦布尔的道路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海峡上偶尔会有漏油的邮轮燃起的大火，街头也会有卖比萨饼和烤肉的小贩，商店里也有着排长队购买生活用品的普通市民。泛黄的老照片中，芙颂蜜色的胳膊、忧伤的脸和曼妙的身体。即便在照片拍摄四十多年后，她那充满了人性的热情又多愁善感的面容，依然令人为之心动。

时间定格在了上世纪七十年代，记忆如同远隔经年的琥珀。五月，在达尔科奇·楚库尔主麻街破旧的公寓阁楼里，潮湿的床垫散发着发霉的味道。窗外，是伊斯坦布尔的春天独有的朗朗晴空，带着海水味和椴树花香的暖风掀起了阁楼的窗纱，窗纱轻轻地飘落在床边。那是凯末尔只有当行将就木之时才察觉到的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他如同当今的大多数年轻人一样，胃里有午饭，脖颈上有阳光，脑子里有爱情，灵魂里有慌乱，心里则有一丝刺痛。在故事的结尾，这个忧伤的男人，通过对帕慕克的交流，带着胜利的喜悦，告诉所有的读者，他一生过的很幸福。

"Leteveryoneknow,Ilivedaveryhappylife."

四、

瑞典文学院的诺贝尔奖颁奖词中说：“奥尔罕·帕慕克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其实对于帕慕克先生而言，他并不喜欢使用冲突这个概念，在他的眼中，文化天然就是混合体，好像土耳其古老又传统的细密画一样，来自古罗马的、古希腊的、阿拉伯的、中亚的以及中国的，各种复杂神秘的文化元素凝聚在一笔又一笔浓淡勾勒的线条中，是一种精神上的启示，是一种看待事物、理解世界的哲学。就如在旅途中，真正有趣的，不是那些新城区的高楼大厦，商业街头的香榭丽舍精品店，游客手中的相机和脸上精致的妆容，恰恰在于朴实的街道和不经意间的转角，在里弄里乱拉的天线，城市中心和边缘的街区，铺着鹅卵石的坑坑洼洼的街道，在汽车、行人和垃圾桶之间，在不知何处传来的的清真寺的宣礼或教堂的钟鸣声中，抑或在灰暗的街灯和巷子里一群踢着半瘪的球的孩子身上。

无论是在伊斯坦布尔，还是在巴黎、伦敦、柏林，或是哈瓦那，无论我在哪里，到了晚饭的钟点，我都会去当地人的街区徜徉，我希望能够透过半开着的窗户，在窗帘的缝隙中看到房子的里面，看见那些围坐在餐桌或电视机前吃饭的家庭。我希望能够看见在厨房里做饭的母亲、父亲、孩子、年轻的已婚女人和让人失望的丈夫。也许，几年后、几十年后，我仍能记得我的足迹踏过的每一个城市，仍能记起某一座城市的哪个部分，记忆起爱她的理由。像一个家庭，在某个不经意的角落刻录下我们每个人生命中的点滴细节，一个又一个的坐标，无数个第一次，第一次外出求学，第一次坐着火车和飞机去所谓的远方，第一次带着心爱的姑娘去旅行……

我有三次受难：流浪、爱情、生存

我有三种幸福：诗歌、王位、太阳

——海子

贝依奥卢区书店一角

伊斯坦布尔加拉塔上的俯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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