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编辑：自家小编

“一带一路”战略中少数民族语言研究

的战略性思考

——兼评王远新《突厥语族语言研究》

01引言

　　我国政府于年提出“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下同）的国家发展战略，主张建立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实施的前提是“五通”：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其中蕴含了以语言为先导的互通机制。“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使用的官方语言达60余种，非官方语言和方言更是难计其数。为充分发挥“一带一路”战略中的语言功能，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制订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语言规划研究行动方案》，宁夏大学和江苏师范大学分别刊布《“一带一路”国家语言状况与语言政策（第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国情手册》（商务印书馆，）。此外，商务印书馆、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单位分别创办《语言战略研究》《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语言战略动态》等杂志或学术辑刊，中国语言学会成立二级学会“语言政策及语言规划研究会”。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国内学者发表的期刊论文达30余篇、报刊和 　　从“一带一路”为切入点的研究成果看，多是从宏观层面论述语言分布、语言规划、语言战略部署、外语能力、外语教育、少数民族语言管理与保持、以关键语言为依托的信息传播等问题，虽提及“一带一路”战略涉及的边疆少数民族语言与周边国家语言的关联，甚至分析了这些语言的战略关系，但从微观层面系统深入研究相关语言的结构、功能、语言关系、语言发展等问题的成果还比较少。

　　作为“一带一路”的核心区，新疆境内有多种具有“一带一路”战略意义的关键语言，如跨境少数民族语言，它们多为毗邻国家的共用语言，或至少是境内外互通的语言。从学科史角度看，我国西域境内少数民族对译辞书的上限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5-8世纪的《古龟兹语-回鹘语》《梵语-龟兹语》、公元6-10世纪的《汉语-于阗语词汇》《梵语-于阗语词汇》。我国也是最早调查研究新疆及中亚等地突厥诸语言和方言的国家。早在公元11世纪，突厥语文学家马合木德·喀什噶里（Mahmudb.HusainibMuhammadKashghari，-？）就详细调查和描写了突厥语族语言的差异及特点，并于11世纪70年代编成阿拉伯语版《突厥语词典》。在机构设置方面，明朝政府为加强民族和外交事务中的翻译工作，于洪武十五年（公元年）命翰林侍讲火源洁、编修马沙亦黑等人编纂《华夷译语》，于洪武二十二年（公元年）刊行。永乐五年（公元年）设置四夷馆，分设鞑靼、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八馆，后又增设八百、暹罗等馆。各馆均设专职，从事国内少数民族语文和外邦语文的翻译工作。清顺治元年（公元年），四夷馆更名为四译馆，其编纂的《华夷译语》包括朝鲜、琉球、日本、安南、占城、暹罗、鞑靼、高昌、西番、满剌加、百夷等十多种语言与汉语对译的《杂字》《来文》等。清代官修大型辞书《御制五体清文鉴》（共36册）包括满、藏、蒙古、维吾尔、汉五种语文对译，在我国辞书史和语言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详见戴庆厦、王远新，）。近现代，韩儒林、王静如、陈寅恪、耿世民等一批学者发表了古代突厥语文方面的论著，详见王远新（：-）。

　　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中语言互通的角度看，“一带一路”沿线相关语言的本体研究仍比较薄弱。中央民族大学王远新教授继《中国突厥语言研究史》（土耳其文版，安卡拉，）和《突厥历史语言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之后，于年推出以突厥语族语言特别是哈萨克语、土耳其语比较为主题的研究文集《突厥语族语言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本文以“一带一路”战略为背景，总结、评介该书的内容和特色，并以此为基础，思考“一带一路”战略中的语言功能。

02《突厥语族语言研究》的评价及其相关问题

　　《突厥语族语言研究》（）以作者年后发表的突厥语族语言研究论文（少数几篇为20世纪80年代发表）为基础，分正文和附录两部分编纂成书。正文部分包括12篇专题论文，附录部分为作者的9篇译作（主要涉及国内突厥语言学界研究不够或存在意见分歧的问题），另附有《突厥历史语言学研究》书评。

　　该书结合综合采用历史比较语言学、描写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以微观与宏观、历时与共时、材料与理论相结合为脉络，考察突厥语族语言特别是哈萨克语和土耳其语的诸类本体问题，包括并列复合词词素、状语、名词修饰语的语序规则及其认知特点，方位词的语法化及相关理论，副词的构成特点及构词法问题，鉴别借词的原则和方法，完全重叠式和变音重叠式的构成及语义特点。另有涉及哈萨克语诗歌结构特点、土耳其语口语化与文字拉丁化政策等问题的专题研究。

　　从该书涉及的语言及内容看，可分为六个部分：（1）哈萨克语研究，侧重哈萨克语名词修饰语的语序、与-向格的功能及哈萨克族诗歌的结构特点；（2）土耳其语研究，涉及状语的语序及其认知特点、人称代词、土耳其语口语化与文字拉丁化政策与改革；（3）哈萨克语和土耳其语比较研究，包括并列复合词词素顺序、意义特点与文化特征，以副词构成为例探讨构词法问题，讨论哈萨克语和土耳其语完全重叠式的构成与意义特点，以及两种语言变音重叠的方式及其意义特点；（4）突厥语族语言研究，包括突厥语族语言方位词的语法化趋势及其语义特点，突厥语民族时空观念的发展及其特点，突厥语族诸民族确定方向的方式和术语以及后置词的词源考证；（5）阿尔泰语系语言研究，包括从阿尔泰语系比较的角度讨论鉴别借词的原则和方法，人称形式的包括式和排除式范畴等；（6）克普恰克语研究，涉及克普恰克文献介绍、文献性质界定、文献语言的语法变迁和特点，以及《克普恰克语法》的编写背景、资料来源及相关研究成果，兼及《库曼语汇集》的刊本与译文等问题。

　　从作者的研究成果角度看，该书的内容可分为五类：（1）语序及其认知特点研究；（2）语法化研究；（3）鉴别阿尔泰语系语言借词的原则与方法；（4）哈萨克语和土耳其语完全重叠式和变音重叠式的构成及意义特点；（5）哈萨克族诗歌结构特点，土耳其语言政策。

　　这部著作的特点之一是语料丰富，分析细致。比如，哈萨克语和土耳其语并列复合词词素顺序、副词构成、完全和变音重叠式特点等方面的研究，几乎囊括了两种语言所有并列复合词、副词、不同重叠方式的语料，为细致描写规律、揭示特点奠定了坚实基础。该作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不仅仅停留在描写规律和揭示特点层面，还对规律和特点做进一步的解释，包括语法化、结构类型、语言接触、认知心理、哲学观念、社会文化因素等方面的解释。

　　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突厥语族语言研究》的出版，可谓国内突厥语族语言微观研究的一大力作，标志着国内突厥语族语言研究的新进展（贾洪伟：）。同时，该书还具有抛砖引玉之功效，可为研究者和相关人士提供突厥语族语言的知识参考。有关该书的价值，可引用大连理工大学刘文宇教授在自媒体上的评价为佐证：“（该书）意义重大，这些研究才是真正的‘一带一路’语言研究。”

　　《突厥语族语言研究》可谓当前国内突厥语族语言研究的缩影，大体反映出国内突厥语族语言研究的基本状况。就该书涉及的理论和方法而言，国内突厥语族语言本体研究已涉猎历史比较语言学、结构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和形式语言学诸领域，功能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等理论和方法的应用尚待加强。从研究内容看，当前国内突厥语族语言研究多局限于语言本体问题，包括语音和音系、语素、词汇、句法、语义等层面，而本体外部的一些内容如隐喻、转喻等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从传播程度和生存状态看，国内学界对突厥语族语言的传播脉络与路径、媒体 　　从国家安全和国际战略高度看，“一带一路”战略本质上属非传统安全战略，涵盖经济、军事、语言文化等领域。就国际形势而言，自年10月4日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美国已意识到语言安全的重要性，并出台了一系列与语言安全相关的政策和法规。年，美国出台《国防教育法案》（NationalDefenseEducationAct）；年，《美国国家安全局法案》（NationalSecurityAgencyAct）规定，国家应为国家安全人员提供专门的语言培训；年，《国家安全教育法案》（NationalSecurityEducationAct）提出，政府要为美国情报和外交部门培养熟练的外语人才。海湾战争中，因缺乏通晓阿拉伯语的情报人员，阻碍了情报传达，致使美国政府进一步意识到关键外语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并将外语看作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九·一一”事件后，美国政府出台“国家旗舰语言启动计划”（NationalFlagshipLanguageInitiative）、“国家安全教育项目”（NationalSecurityEducationProgram），通过《国家安全语言法案》（NationalSecurityLanguageAct），设立“国家外语协调委员会”（NationalForeignLanguageCoordinationCouncil），最终促成“国家安全语言启动计划”（NationalSecurityLanguageInitiative）的实施。美国政府的一系列举措，均说明语言安全对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性。

　　中国加入WTO后，贸易壁垒被打破，美国试图联系相关国家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目的是屏蔽中国。面对国际安全战略升级和国际形势的骤变，我国政府于年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把战略中心转移至“丝绸之路”周边国家，并以此为主要阵地建立互利互易的经济阵营，从而凸显了语言互通的必要性与重要意义。

　　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具有丰富的语言文化资源，其中一些少数民族语言与周边国家共用互通，如国内哈萨克语与国外哈萨克语、国内柯尔克孜语与国外吉尔吉斯语等。这就意味着周边语言研究不但涉及国外语言研究，还涉及国内边疆地区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之所以说周边语言研究对语言互通具有重要意义，是因为要想成功地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势必需要通过语言这一重要媒介掌握周边国家的语言文化，了解周边国家人民的思维习惯和行为范式，进而熟悉与其交往互动方式和操作规则，以便为互利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目前，“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开拓点是双边或多边贸易。按照国际惯例，开展贸易合作须以涉外法务为先导。举凡当事双方拟开展相关的经济合作，均需由双方律师参与的代表团先行洽谈。待细节商定后，双方政府派出签署合作协议的代表。涉外法务操作的要旨是以语言沟通为桥梁，这一具体工作须以当事双方的官方语言为主，以第三方语言为辅助，因此，开展双边或多边贸易的基础与语言沟通有直接的关系。倘若语言沟通出现问题，双边或多边合作便难以有效进行；倘若不能通过语言媒介及时掌握相关信息，彼此就可能失去合作机会。

　　总之，要事半功倍地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有必要从语言互通战略入手。在实施语言互通战略时，应该大力推动小语种建设，同时将边疆跨境民族与周边国家共用或互通语言纳入战略部署，加强跨境民族语言研究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进一步推动我国跨境民族与周边国家共用互通语言的本体、功能及应用研究，将语言内部和外部问题结合起来做更加全面深入的探讨，为语言文化互通奠定学术和理论基础，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提供充分的语言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讲，王远新教授的《突厥语族语言研究》已为该领域的研究开启了一扇窗户，期待以后能有更多的应用性研究成果问世。

作者信息：贾洪伟（～），男，汉族，黑龙江阿城人，首都师范大学大学英语部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方向硕士生导师、天津外国语大学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北京外国语大学语言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研究兴趣：国外语言学汉译史、中国现代语义学史、翻译符号学、社会语言学等；Email:yywhyj

. 　　有意在语言文化研究公众平台发布学术成果者，请将文章以word形式发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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