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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昝涛

转自：中东观察员（ID：MiddleEast）

土耳其「襟三洲而带五海」，扼守亚非欧三大洲的交通咽喉，在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占据了重要位置。与土耳其的关系更是直接影响了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行。但如本文所指出的，泛突厥主义、伊斯兰和现代性，共同影响了当代中国与土耳其的互相认知，使得二者的关系陷入一种微妙的境地中。作者通过追溯唐代以降中国与土耳其对彼此形象的建构，指出这一切的根源在于双方的互相认知都带有强烈的「自我中心主义」的色彩。能否最大程度地消解这种观念上的隔阂，将直接影响中国-土耳其关系的未来走向。

在这篇短文中，笔者无意探讨中国和土耳其之间实际发生的经贸或政治关系，毋宁从观念史的角度，围绕「历史与想象」这一主题，选择不同历史时期的几个侧面考察和分析土耳其与中国对彼此的形象建构。[1]

「历史与想象」所对应的分别是史实/事实与观念/建构。前者或可称之为客观现实，后者或可称之为主观现实。就人类历史而言，主观的或想象的现实已经变得日益重要。[2]本文的「历史与想象」这一主题，侧重于主观现实层面，也就是更加侧重关于现实的观念、想象及建构这个维度。

01背景：并不陌生的突厥突厥是中古之前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参与者。古代中国对突厥事迹的记载于近代以来的社会而言，除了学术研究的资料价值之外，还是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的思想来源，中国与土耳其之间的认知建构无不涉及关于古代「突厥」的知识。

关于「突厥」一词在中文正史中的最早出现，通常的说法是出现于隋唐时代。涉及突厥的正史多成书于唐代，从唐人所撰史书的行文中不难看出，隋唐之时，突厥并不是一个新近为当时人所了解的群体。[3]

公元年，著名僧人玄奘从高昌出发一路向西。不久，玄奘以极大的代价翻越了凶险的天山，进入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并在那里拜访了西突厥可汗——肆叶护可汗。当时，西突厥汗国对从高昌到波斯的广阔地区行使有效的控制和管辖权，在规劝玄奘留在碎叶不要再前往印度失败后，肆叶护可汗赠给玄奘50匹绢作为盘缠，还给他配了一名翻译，并为玄奘写了数封国书给沿途的统治者。之后，玄奘又向西到达了撒马尔罕，[4]并从那里往南行走，最后抵达了印度。从这个历史事件可以看出，（西）突厥在当时的内陆亚洲地缘政治现实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也正是在玄奘见西突厥可汗的这一年，唐太宗大败东突厥。对于突厥人在中国史以及内陆亚洲历史上的地位之重要性，无论是古代的中国史书还是后世的学术研究，都没有太大的异议。突厥汗国曾与强盛的隋唐帝国并立争雄，对于后世突厥语不同民族的历史叙事而言，这一段历史必然要被浓墨重彩地书写。与此同时，从历史记载的丰富性来说，中文史料也是重构这一时期突厥汗国历史的最重要支撑。中古史家也认为唐代对突厥事迹的记载已经比较完备，《旧唐书·突厥列传》开篇就说：「突厥之始，启民之前，《隋书》载之备矣……」[5]

然而，诚如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罗新教授所言，中国史书的记载侧重是在东突厥汗国，而与中亚和西亚历史关系最密切者可能还是西突厥汗国。但为了满足突厥叙事的「完整性」，现代中亚、西亚突厥语世界的历史叙述（无论是在民族主义盛期还是其后）统统都要追溯到东突厥帝国（也就是以阿尔泰山为发祥地的古代突厥）。

在罗教授看来，「中国史籍中的突厥，与现代学者所说的古代的突厥语人群，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具体来说就是，「现代社会倾向于以Turk一词作为突厥语族各人群的通称，但在古代，它只是一个专门的指称。在鄂尔浑碑铭的突厥文碑文中，只有突厥汗国的统治人群才是Türk，那些被征服、被统治的人群，如乌古斯九姓，就不是Türk」。不管后来的人们如何分类，「没有任何史料证明或暗示，乌古斯九姓曾经自视或自称为突厥」。[6]

一些西方的和土耳其的学者则倾向于把匈奴人直接当作是最早的突厥人，把公元6世纪建立的「蓝突厥帝国」（GkTürkEmpire）看成是最早的突厥帝国。[7]

上述现象显然很符合「历史与想象」或「史实与建构」这个主题。也就是说，在有了一个大致的突厥历史和人群之概念的条件下，如何来叙述或建构它们是可以有所选择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与土耳其之间因为历史记载的关系而被联系在了一起，也就是说，因为中国古代的强盛王朝（尤其是隋唐）与强盛的突厥帝国在同一时空下竞争，且汉文史料于此记载颇多，那么，中国的王朝和历史记载就成为后世突厥语不同民族也包括西方学者叙述所谓完整的「突厥/土耳其历史」的重要参照（物）。至于中原王朝如何看待突厥，我们需要将这个问题置于传统中国的夷狄观念和华夷秩序观下来理解。

由于长期的在内陆亚洲历史上的直接接触，历史上的中国人与突厥人之间相互并不陌生。同样由于中国方面较为详细的历史记载的存在，之后中国的文人士大夫对突厥之人与事并不陌生。到了近代，因为有着「同病相怜」的相似境遇，突厥与中国在历史上的关联又将被重新激活和演绎，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提及和类比。

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土认知的互构到了清末，随着中国内外局势的变化，一些知识分子尤其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开始重新将突厥（奥斯曼帝国）作为重要的时代参照和对应物提出来。在年6月，康有为在《进呈突厥削弱记序》中提出突厥与中国命运相近，[8]又属同种。[9]

根据学者的研究，早在康有为撰写《进呈突厥削弱记序》之前，徐继畲就在其《瀛寰志略》中将英文的Turkey译为「土耳其」，且以此音译为最正，已经约定俗成为一个规范用词。但康有为非要舍「土耳其」而用「突厥」，其原因在于康有为跟当时的革命党人都看重奥斯曼帝国的镜鉴意义，但彼此的观点差别很大，革命党认为土耳其与中国处于相似的发展阶段，可谓「同形」，又同样遭受深重的外患，可谓「同病」。而康有为不止于 　　法国东方学家勒内?格鲁塞把占据着俄罗斯南部以及西伯利亚西部草原地带的古代民族统称为「突厥-蒙古人」，「古代的突厥-蒙古人中的统治民族是被中国人称作『匈奴』的人」（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黎荔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年版，第27页）。东方学家们根据中国的历史记载认为，匈奴人与突厥人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他们都崇拜天（腾格里），都以狼为图腾。关于狼图腾在突厥-蒙古人之中的早期传说，可以参见韩儒林：《突厥蒙古之祖先传说》，收入韩儒林《穹庐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目前似乎没有什么疑问的是：「突厥族一度属于阿尔泰人种族的一个部分，同属阿尔泰人种的还有蒙古族、满族、保加利亚人，可能还有匈奴族等」（戴维森：《从瓦解到新生：土耳其的现代化历程》，张增健译，学林出版社年版，第18页）。伯希和的看法是：「一般认为匈奴就是民族大迁移时期欧洲人所称的匈人（Huns）。他们不是印欧人种。现在认为匈奴或匈人属于突厥（Turc）系，这点几成定论。突厥这个名称虽来源于一个形容词，但尚不能加以解释。根据最新的土耳其历史教科书，「Türk」这个词在历史上有很多种含义，但经过学者们的研究，关于该词的两种解释被认为是比较正确的：一个意思是「诞生、出现、增加」；另一个意思是「力量、强大的、有力的、成熟的」；而「突厥」一词作为一个政治名称，最早的是指「蓝突厥国」（GktürkDevleti）（Tarih，Lise-1，Istanbul，MilliEtimBasmevi，，p.38）。又据薛宗正，「突厥」一名是西魏译自茹茹对突厥人的称呼，习久沿用，遂成定译；突厥一词本有「帽」的含义，据此，薛氏推测「Türk」的来历似与古塞人的族称「锐帽人」（Tigra-hauda）有关，tig有「锐」的意思，它进一步音变为Türk，则有「刚锐如铁，皆堪伐人」之意（薛宗正：《突厥史》，第77-78页）。匈奴的统治层虽说是突厥人，但不能说匈奴或匈人联盟内部不包括伊兰人的成分。「伊兰人」是公元前几世纪时生活于南俄草原及西伯利亚西部草原上的印欧人种，其中有斯基台人和萨尔马特人。参见巴尔托里德、伯希和等：《中亚简史》（外一种），耿世民译，中华书局年版，第-页。[8][9][12][13]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中华书局年版，第、、、页。[10]到年代，仍然有学者翻出唐代安置东突厥一事，论述土耳其与中国之同种。[11]参见戴东阳：《康有为〈突厥游记〉稿刊本的差异及其成因》，载《近代史研究》年第2期。[14]汪精卫：《汪精卫集》，光明书局年版，第页。[15][16]转引自陈鹏：《近代中国人对土耳其的认知》，第、?页。[17]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新疆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18]以上相关观点散见于AhmetKemallkul，in-TürkistanHatralarveanghayHatralar，Istanbul：tüken，；以及AdilHikmetBey，Asya』daBeTürk，Istanbul：tüken，.亦可参见MustafaSerdarPalabyk，「TheOttomanTravellers『PerceptionsoftheFarEastintheEarlyTwentiethCentury.」[19]恶石：《祝基玛尔将军胜利》，载《民国日报·觉悟》年第9卷第22期。[20]柳克述：《新土耳其》，商务印书馆年版。[21]董正华：「ChineseViewsofAtatürkandModernTurkey」，载于AnkaraniversitesiSiyasalBilgilerFakültesi（安卡拉大学政治学系）编：UluslararasKonferans：AtatürkVeModernTürkiye（《「阿塔图克与现代土耳其」国际会议论文集》），AnkaraniversitesiBasmevi，，pp.?.[22]程中行编译：《土耳其革命史》，民智书局年版，「译者自序」。[23]边理庭编著：《新土耳其建国史》，独立出版社年版，第6页。[24]到30年代，随着中国政局的变化，把蒋介石视为土耳其之凯末尔者大有人在。[25]黄志高曾经撰文讨论-年中国共产党对凯末尔革命的观察与反应问题，认为中国与土耳其的同病相怜，以及凯末尔革命在苏俄援助下的成功，均促使中共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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