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慕克将神话和现实拧在一起，想要讨论的依然是权威与个体、国家与自由、传统与现代乃至世俗与宗教——这些始终撕扯着土耳其的问题。他强化小说里父亲角色的权威、专断，是因为他发现，他的国家越来越专制。

土耳其作家帕慕克

帕慕克的最新小说《红发女人》是他所有作品中最受土耳其人欢迎的一部。

土耳其语版本的《红发女人》自年发行以来，销售已经超过40万册。帕慕克的朋友对他开玩笑，说它之所以最畅销，是因为又薄又便宜。这么说也不无道理，它确实短小、紧凑、好读，10余万字的篇幅和他上一部小说《我脑袋里的怪东西》相比，体量差不多只有其三分之一。所以，帕慕克欣然接受了这些玩笑话。不过，他在接受本刊专访时告诉我们，或许还有更重要的原因：他的作品不再像以往大多数时候那样，讲述上层中产阶级的故事，而是关于普通的、工薪阶层的土耳其人，关于那些更保守的人，以及从安纳托利亚迁移到伊斯坦布尔的人。

这本书，帕慕克是从两个挖井人的故事讲起的。他多次谈到创作的缘起，当时是年夏天，他正在伊斯坦布尔的王子群岛上写作《黑书》的最后一部分，在他房子旁边的土地上，一个挖井人和他的徒弟正在使用古老的手工挖井的方式劳作。这是一种从年前的拜占庭时期就开始使用的方法。当人们开始使用机器，只用三个小时，就可以达到这种手工挖井三五个星期才能到达的深度。

“我一边写作，他们一边挖掘，他们比我快乐得多、有效率得多，他们知道目标在哪儿。”出于作家的本能，帕慕克对这对挖井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于是开始观察：他们每天早上四五点钟就会起来生火做饭，然后进入工作，便携式电视机几乎提供着唯一的娱乐，偶尔他们也会去市中心，但待不了多久就会回来，晚上早早入睡。一次，挖井师傅告诉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西郊，一个雇主雇他去打井。那片土地干旱贫瘠，在那里找到水，就等同于找到宝藏。然而他最终没有找到。后来，帕慕克把这些故事和细节都写进了书里。

挖井师徒之间的关系让帕慕克着迷。在干活时，中年挖井师傅经常用一种非常有力的、带有威严的声音发出怒吼，责骂徒弟，而当他们一起看电视、吃饭时，师傅却完全像变了一个人，会非常温柔地关心徒弟，你饿了吗？你要放姜吗？两种截然不同的画面让帕慕克难忘。相比之下，帕慕克自己的父亲完全不同，他从不骂他，与他平等相处，但同时，他也从未有过那样的嘘寒问暖，常常不在身边，甚至不清楚他在学校读哪个年级。专断的父亲与开明的父亲，这种对比一直盘旋在帕慕克的头脑之中。

准备写《我的名字叫红》时，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以及10世纪波斯诗人菲尔多西的《列王纪》中鲁斯塔姆与苏赫拉布的故事又引起了帕慕克的注意。这两个来自不同文明的神话故事，前者是俄狄浦斯在不知情的状况下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后者是没见过父亲的苏赫拉布被父亲鲁斯塔姆杀死。“弑父”与“杀子”的镜像关系背后，是东方与西方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差异。

很多年过去后，帕慕克发现，这两个神话和挖井人的故事在他的脑子里慢慢融合在了一起。年，他决定写作《红发女人》，他在挖井师徒找水的故事中不失时机地嵌入了俄狄浦斯和苏赫拉布的神话，使它们既是书中人物阅读、追寻的故事，表演的剧本，同时也是他们无法逃脱的命运的蓝本。“生活在重复传说。”他在书里这样写道。

帕慕克已经不是第一次对古代的故事进行重述和改写，《我的名字叫红》就曾这样做。他相信土耳其需要接受西方的价值，但他并不赞成土耳其的“健忘”，不赞成去忘记与伊斯兰教相关的传统，尤其是文化上的经典。比如那些古老的传说，与西化进程并不冲突，可是它们却依然被土耳其人抛弃。

帕慕克说，如果你去问一个土耳其人“苏赫拉布是谁？”，他大概已经回答不上来了。可是，如果你给土耳其人讲苏赫拉布和鲁斯塔姆的故事，他们一定会说：“哦！我在电影里看过这样的情节！”这就是说，这些看似被遗忘的古老的文化，实际已经根植在土耳其人的潜意识之中。帕慕克想要做的，是通过自己的重新讲述，发掘其中新的感觉和意义。在这个过程中，他或多或少会去除一些宗教的、专制的、保守的因素，更新它们的面貌，使这些故事更加具有现代性。

《红发女人》是一个充满隐喻的故事。当帕慕克将神话和现实拧在一起，并用很快的节奏讨论父子关系时，实际上，他想要讨论的依然是权威与个体、国家与自由、传统与现代乃至世俗与宗教——这些始终撕扯着土耳其的问题。他在小说里强化挖井师傅权威、专断的一面，因为他发现，他的国家越来越专制。他认为，“我们的人民依然选择现在的统治者，投票给他，尽管他们知道他是一个独裁者。这或许是因为，人们选择了跟随挖井师傅一起‘找水’，也就是说，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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