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少年时曾在伊斯坦布尔街头卖糕点。据说，要是有人想骗他，很快就会遭到一顿痛揍。认识他的老人们说他：“打架从来不会逃。”年7月5日，身为土耳其总统的埃尔多安遭遇了一场硬仗。反对者曾试图想从他手里夺过权力。但埃尔多安躲过了两次死劫。当晚，他前脚刚离开度假胜地马尔马里斯的酒店，就有25名士兵乘坐直升机携武器赶来。他乘坐的湾流4型商务机又遭到参与政变的两架F-6战机的雷达锁定和半空袭扰，但对方为何没有开火，则是一个谜。

年7月5日晚，土耳其发生军事政变

一场失败的政变换来了与其期望截然相反的结果。埃尔多安急风骤雨般的巩固并扩大了权力。在本月6号的宪法公投中，支持修宪的阵营以微弱的半数优势获胜。这意味着，自奥斯曼帝国在年立宪确立议会制以来，土耳其将第一次采取总统制：总理职位及内阁将被废除；总统不得加入政党的规定被取消，议会质询权被取消；总统有权任命高级法官和检察官。宪法法庭法官数量，由7名减少到5名，其中总统任命2名，议会任命3名。埃尔多安将成为土耳其自国父凯末尔·阿塔图尔克以来权力最大的总统。

当地时间年4月7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发表演讲，宣布修宪公投结果

许多人认为，去年的政变催化了埃尔多安攫取权力的野心。但事实上，这场改革已经酝酿了十余年。过去，土耳其总统由议会选举产生。年，总统职位改为两轮公投选举产生，这杜绝了总统难产的现象，也让军队无法因此干预政治。年，土耳其首次举行总统直选，埃尔多安以5.8%的过半数得票率当选。我们可以将它视作一次“民意测验”——一个全民选举产生的总统，他职位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早已不可同日而语。这也让埃尔多安有了成为超级总统的底气。

在一些评论家看来，土耳其这个伊斯兰民主化的样本正在彻底堕入独裁和伊斯兰化，修宪即意味着历史进程的倒退。然而，一种常见的情形是：智识阶层总是以理想化的政治框架来期待和评估政治的发展，但历史的逻辑往往并不相同。一个问题是：强人埃尔多安的崛起是否是凯末尔主义行至今天的必然？

至少在两个方面，凯末尔主义早已受到了时代的挑战。首当其冲的是如何认识伊斯兰教的角色。年埃尔多安领导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关于正义与发展党将土耳其引向伊斯兰化的担忧之声不绝于耳，但事实上，与其说是埃尔多安在塑造一个伊斯兰化的土耳其，不如说他释放了一种力量。

支持埃尔多安的土耳其民众

凯末尔认为，落后地区必然要被西方所征服，而落后地区要避免被征服就必然要以西方模式为发展目标，走向民族国家。对于伊斯兰这一土耳其最重要的文化传统，凯末尔开出的药方是政治严格地控制宗教，把伊斯兰教从公共领域清除掉。但这从来没有使伊斯兰彻底消失。用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施展的话说：“凯末尔主义只构成了公民社会和民族主义。但是对于作为个体的土耳其人，他们的生活中并不只有公共政治生活，也还有日常的精神生活。而在精神生活领域，民族主义从来给不出任何用于规范世道人心的内容。在穆斯林社会，传统伊斯兰教是用来规范世道人心的。”

拒绝接受公投结果的土耳其示威群众

事实上从年实行多党派民主政治体制以来，土耳其就出现了穆斯林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由于政党的根基浅薄，而传统宗教组织往往有很强的传播、动员和组织能力，民主化也就必然伴随着伊斯兰主义势力抬头。一个典型的例子是，50年代，土耳其宗教出版物的种类和数量、戴面纱的妇女人数、清真寺的数量等都有了大量的增加。年,军队发动了第一次政变并掌握了国家大权。但政变并没有将土耳其带回到凯末尔执政的时代。96年的宪法明确每个公民在他或她的宗教信仰方面都是自由的，这回应了土耳其社会兴起的宗教需求。事实证明，土耳其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政变几乎都是这场政变翻版——“一个成功的宪政秩序，必定要包含着其形式（宪法典章）与质料（社会现实）之间的匹配关系，”施展指出，“倘若其匹配度很差，却仍要坚持其形式的话，则无法避免地会走向用暴力强制推行。”作为一个人口99%为穆斯林的国家，土耳其的各项政治安排里面完全没有伊斯兰的因素，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年，埃尔多安出生在伊斯坦布尔。他的父亲是国家海事局的一名舰长，母亲是家庭主妇。埃尔多安曾回忆自己受到的宗教教育的影响：“我所有的一切都得益于伊斯兰宗教学校，我的生活轨迹在那时已经定下来，我学会爱国、爱他人，为国家服务、礼拜、团结他人等等”。埃尔多安常常朗诵那些蕴含着苏菲教派哲理的诗歌。他还经常运用伊斯兰术语。在90年代担任伊斯坦布尔市长时，他宣称自己是伊玛目。遭到批评时，他反驳说：“当你们听到伊玛目这个词语时，你只是想到清真寺的领拜人，而在伊斯兰教中，伊玛目指的是拥有权威进行统治的人。”

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

早在大学期间，埃尔多安就追随了土耳其前总理吉梅丁·埃尔巴坎(NecmettinErbakan)。埃尔巴坎认为，凯末尔主义者以西方模式取代伊斯兰以及奥斯曼国家的历史和文化是个历史错误，同时也是当代土耳其各种不幸的根源。他坚信土耳其应该以安纳托利亚为基地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措施，创造一个远离西方的强大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埃尔巴坎并不对西化和西方持完全拒绝的态度，他将西方文化与技术分开，赞成土耳其通过技术革新走向强国之路。从本质上，他与凯末尔主义者有着共同的关切：如何实现土耳其的现代化？只不过，他走向了一条不同的路径。

80年代后，在土耳其回应全球化浪潮的过程中，凯末尔主义也受到了挑战。年，凯末尔政府专门颁布《奖励工业法》，借助政府力量推动经济工业化，在进口替代政策的指导下建立自己的工商业体系。到80年代时，土耳其国有企业已占据整个经济的半壁江山。这一经济策略的结果是土耳其的世俗主义政治代表多是传统的国有大型企业的代言人。他们是精英主义的代表，是过去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害怕竞争和全球化。

年厄扎尔上台后，经济发展战略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土耳其开始拥抱新自由主义。在自由贸易和市场开放的条件下，土耳其的中小企业搭上了转包合同的春风，并被迅速纳入了全球经济体系之中。有统计称，土耳其80%以上的中小企业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建立的,其中一半是在90年代以后建立的。其中，纺织业和服装制造业中的新建企业最多。这些企业发展虽然快，但他们在国家机构中没有代理人，政府政策总是支持大企业。在繁荣党执政前的十年内，国家机构和国家银行给予中小企业的贷款只占总贷款量的3%～4%。土耳其企业家阶层出现了中心与边缘的分野。一个标志是，亲凯末尔主义的“土耳其工商企业家协会”是20世纪70年代由家大企业建立的。而年，中小企业建立了自己的“独立工商企业家协会”。

“土耳其之父“凯末尔

“独立工商企业家协会”在年土耳其经济的报告中直截了当的批评军队干政。土耳其著名的伊斯兰主义经济学家穆斯塔法·厄扎尔对藏在凯末尔主义背后的“寻租者”进行了猛烈抨击，认为这些“寻租者”都是靠政府保护剥削国内市场的掮客。这种话语在工人阶级中也大受欢迎。从繁荣党到正义和发展党，伊斯兰主义政党都使用这样的话语方式，这成功地将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中受益者与失意者都团结了在它们的周围。

安纳托利亚地区是这些中小企业的大本营。安纳托利亚远离伊斯坦布尔，有着保守的、根深蒂固伊斯兰教传统。凯末尔革命作为精英主义运动从未在这里获得胜利。北京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土耳其研究专家昝涛曾指出，在讨论伊斯兰复兴的原因时，人们多会谈到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挫折，但诚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所指出的那样，不仅是现代化的挫折，现代化的成功也可以是传统文化复兴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个社会在取得现代化的巨大成就之后，往往倾向于从自身的文化和文明传统中，寻找成功的原因，并将其内化为一种自信和自豪的情感。

安纳托利亚地区

安纳托利亚的工商业者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面貌：一方面接受西方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一方面努力践行一种伊斯兰色彩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这恰恰是正义和发展党执政以来所遵循的路线。美国国家战争学院教授，土耳其问题专家奥默尔?塔什珀纳尔(?merTa?p?nar)说，“伊斯兰加尔文主义者”更关心利润最大化和参与国际市场的机会，他们更愿意保持政治稳定，而不是引入伊斯兰法，制造一个神权国家。埃尔多安很清楚他们想要什么。在过去5年的执政中，他解除了数十年历史的头巾的禁令，那些在文职机构和政府部门工作的妇女被准许自由选择是否带头巾。去年7月的政变当天，埃尔多安在降落安卡拉机场后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即使准备极为仓促，埃尔多安依然对发布会现场进行了布置：镜头里，他的身后摆上一张凯末尔的肖像。

今天的修宪公投同样也是土耳其对当下回应。年，被称为“白色宫殿”的土耳其新总统官邸正式落成。一支新仪仗兵队伍是新总统府的配套产品：士兵佩剑悬刀，身披重甲，头顶铁盔，是6-7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鼎盛时期突厥士兵的典型装束。埃尔多安从来不曾隐瞒自己的“大国梦”。而这个“大国梦”并不只属于埃尔多安一个人。

土耳其总统官邸“白色宫殿”

从80年代厄扎尔执政以来，土耳其一直在寻找和重建自身的主体性。当时，厄扎尔就提出了把土耳其变成伊斯兰世界的中心的观点。土耳其开始介入巴以冲突的调停，积极参加伊斯兰组织，鼓励土耳其境内的伊斯兰宗教团体在东欧、巴尔干和中亚地区加强宗教活动。在厄扎尔看来，土耳其只有同时奉行伊斯兰主义和土耳其民族主义，才能期望在国际舞台上获得强有力的地位。从“桥梁”到“中枢”，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延续和发展了这一战略，并一度以“零问题”外交成为国际舞台上令人瞩目的角色。如今，土耳其已经是世界第8大经济体。国家心态已经与凯末尔时期有了天壤之别。

“大国梦”硬币的另一面则是危机。土耳其的外交官们经常告诉他们的西方朋友：“我们没有摊上好邻居”，“土耳其人惟一的朋友就是另一个土耳其人”。如何在政治上动乱不堪的中东保持自身的安全，如何在传统经济伙伴欧盟不景气的情况下继续发展之路，今天的土耳其正处在一个渴望明智政治决断的时刻。

修宪的支持者们相信，如果没有议会常常阻止或者延迟决策，政府将会更加迅速和有效地工作，而一个强力的总统将会实现经济增长和降低失业率。埃尔多安和他的盟友也抓住了人们在危机中恐惧心理。副总理纳曼·库尔图默（NumanKurtulmu）在今年早些时候曾说，投赞成票能够终结恐怖。他指的是库尔德工人党的恐怖抵抗。今年2月，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领导人巴尔扎尼领导的“库尔德民主党”和塔拉巴尼领导的“库尔德民主联盟”宣布将会举行库尔德地区的“公投”来决定未来库尔德自治区是否会独立。这条来自伊拉克的消息给安卡拉带来了恐慌。任何国家库尔德人的独立诉求都有可能在土耳其造成连锁效应，触及土耳其最根本的国家利益。

（图片来自网络）

在《三联生活周刊》上看到自己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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