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IC导读：

“一带一路”带来的新的文化契机，对未来的对外文化政策和对外文化交流都影响深远。

论坛现场

11月12日，由中共上海市浦东新区区委宣传部、中共上海市虹口区委宣传部、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上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建设基金会、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上海市浦东新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上海市虹口区文化局、上海文化研究中心、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世界城市文化协同创新中心、英国BOP文化创意产业咨询机构、海派文化中心主办和承办的以“一带一路：城市发展新空间，文化发展新动力”为主题的世界城市文化上海论坛()在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召开。

香港文化中心艺术总监荣念曾

香港文化中心艺术总监荣念曾跟大家分享了个人对“一带一路”战略的看法。他表示，“一带一路”提供了看待目前中国与全球文化交流情况的机遇与挑战，举办世界城市文化论坛有助于集众人智慧去思考怎样建立一个长远的文化交流型智库。

荣念曾认为，“一带一路”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文化交流的一种评论。“一带一路”带来的新的文化契机，对未来的对外文化政策和对外文化交流都影响深远，有必要构建一个文化的交流智库。对于文化智库的构建，他提出了三方面建议：第一是研发，包括对外和对内的网络。对内使文化工作者有清晰的对话平台，对外以城市为单位进行政策和项目方面的文化交流，联络全球不同城的市文化组织以深入了解当地的政策，从而使中国的文化交流政策能有一个更好的模式;第二是规划，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如何建立大的蓝图，并在试验中寻找到一个框架;第三是网络，通过内通外联的实践与全球建立起一个双赢的平台。

荣念曾在发言中还分享了自己参与世界文化论坛、亚洲基金会民间议会和四城会议(香港、台北、深圳和上海)的经历与感受。他介绍说，三者的目标都希望做一个世界文化的智库以促进世界文化的交流。就大文化而言，多样化、多元化是寻找异同的重要方法，世界城市文化论坛未来可设立一个稳定的秘书处，来推动政府、民间和企业三方之间的合作，用“城市”做单位是可行的方向。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传媒与文化经济课程主席、教授JustinO’Connor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传媒与文化经济课程主席、教授JustinO’Connor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如何利用跨国创业的基础设施来构思一个好的项目。

JustinO’Connor表示，“一带一路”的顺利实施需要全方位的互联互通，其中就包括文化之间的流动和不同网络节点的建立，现阶段横向的网络建立是比较重要的。在国际交流中，90%的文化公司为中小型企业，也是真正能带来活力的组织，希望能通过一个好的创意找到一个优质的平台，让中小企业深度参与到跨国的合作当中。国际合作对于全球文化创业公司来讲都是一大障碍，只通过网络交流会影响创新进程，希望能通过世界城市文化论坛这个平台，建立良好的机制，找到业务交流的机会。数字协议工具有助于促进远程交流，从而促进跨国界的文化交流。不同的国家和司法区域在语言、数据存储上存在着限制，因此，在整个跨文化过程中必须考虑到基础设施和框架的差异，这样才能使中小企业能够跨越鸿沟，更好地进行跨国交流。

为使中小企业能够迈出跨国文化交流的第一步，JustinO’Connor认为首先需要打造一个框架，开发基础设施并加以部署，在跨国和跨文化之间形成创意产业的集群，包括孵化器和其它创意场所等。同时，要充分考虑需求和供应的匹配度，聚焦于一些特定的项目、部门和专业。

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副所长徐清泉

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徐清泉以《文化发展建设时代演变与创新谋略》为题，在发言中就如何看待文化建设发展领域中的“新时代”作了个人解读。徐清泉表示，文化的发展是靠人推动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一个人为的行为，一个建设的动作，发展中带有按照文化自身规律成长的意思。他认为，文化发展新时代里出现了很多确定性的因素：趋势一，文化正在加速生产自己，同时文化也成为了所有市场领域中最活跃的一个因素，资源调配活跃度非常大。据统计，从年金融危机以来，常规的经济领域平均增速一般不超过6.5%，但文化领域增速基本维持在10%-12%，甚至更高。文化资源配置的活跃度也很显著，通过并购等方式，大量的非文化企业向文化企业进军;趋势二，从世界范围来看，文化产业处于版图重建的变动时代。其中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全球化、全球性的特征在凸显，二是本土化的诉求不断增长;趋势三，科技越来越成为引领行业，特别是文化事业产业发展的主要推手。当今社会正从“文化为王”的时代向“科技为先”的时代转变，科技在引领文化事业快速发展进行中作用凸显;趋势四，文化已经逐步向所有领域渗透。

围绕“新时代”的背景与发展趋势，徐清泉分析了文化发展方面存在的新机遇：机遇一，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外交思想，它会把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红利推向世界;机遇二，从改革开放的成果来看，文化领域相关产业已成为推动城市更新与升级的抓手;机遇三，文化新业态和科技发展的叠加应用与加速普及，正在成为缩小区域发展落差的重要驱动力;机遇四，文化的权重和地位如今已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而当今文化发展的挑战主要在于以下几方面：挑战一，是大量生产的文化内容与受众不断提升的对质量与内涵的要求之间的矛盾;挑战二，是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公共文化空间方面的规划布局;挑战三，是现有的条块管理体制与文化跨界融合的趋势不相匹配，宣传文化条线很难渗透覆盖到所有行业;挑战四，是文化在享受科技红利的同时，也在被科技绑架;挑战五，“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以及与文化的有机结合需要文化领域做深度的思考。

结合上述机遇与挑战，徐清泉提出了适应变革的谋略：谋略一，要推动文化事业产业从粗放型向精细型发展升级;第二，在“经济发展文化化、文化发展科技化”的过程中，要确保文化自身的主体性，保持不被科技所绑架;第三，要借助当今时代已经触手可及的新技术(如高铁、支付、移动互联等)，大力缩小区域之间的文化发展落;第四，要以开放的眼光去凸显文化建设中“以民为本”这个诉求，推动“空间正义”的实现;第五，主动将本地、本城的文化发展建设搭到“一带一路”战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快车上去。

北京大学教授、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主任李国新

北京大学教授、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主任李国新围绕中国特色的公共文化分享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给国人带来最多优惠和文化福利的新动力便是公共文化。“公共文化”是一个非常有中国特色的概念，有着特殊的内涵与外延。从年起，中国的公共文化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主要标志是“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要构建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十年间，公共文化领域取得的成绩可以用“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全面提升、快速发展”这几个关键词作总结。在这个过程中，公共文化形成了中国方案，积累了中国经验，走出了中国道路。

李国新表示，“中国方案”或“中国道路”，有五个方面的特色和亮点：第一，是形成了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的制度，并使该制度法律化。如今，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服务标准已写进今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当中;第二，是互联网在中国的迅速发展。互联网与公共文化的深度融合，带来了中国公共文化服务的全新样态。比如国家云等公共服务云，一方面体现了国家的制度优势，另一方面体现了公共文化和互联网深度融合的自觉意识;第三，是体制机制改革迈出了重要步伐。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功能任务实现转型，已从原来的乡、镇、村、街道这一级的阵地服务转变成一个有组织、有协调、有联动的组织体系，让基层设施能够实现互联互通;第四，是社会化发展取得重多突破。比如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在中国已经实现了常态化、法律化，政府向老百姓提供公共服务的方法、手段、内容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第五，是中国文化法治建设的力度和速度空前巨大。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公共图书馆法已经先后出台，已从原来的“两部半法律治文化”变成了现在的七部。

通过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就是要最终解决公共文化服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要构筑起与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相适应的、具有中国传统精神和文化自信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世界城市文化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黄昌勇

上海戏剧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世界城市文化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黄昌勇在发言中表示，在“十九大”报告中，文化作为一节被前所未有地单列出来，可见新时期对文化发展的高度重视。从“十五大”提出“政治、经济、文化”三大布局，到“十七大”“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个方面，再到“十八大”进一步完善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文化的重要性越来越被提高。“十九大”提出“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就国运兴”，已经把文化的发展跟国家的命运发展紧密相连。

黄昌勇介绍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的问题，这个判断代表中国城市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近两百年的道路，迅速发展也必然会带来许多问题，其中文化便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此过程中，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与文化发展的关系，上升为我国发展战略的核心和主线之一。从本质上讲，城市化的发展与文化的发展，两者遵循不同的规律，具有不同的空间形态和时间顺序。在整个城市化的进程中，人们更加注重的是经济发展的规律，特别是在工业化时代，以大生产作为标志的，会更注重地理空间。文化发展显然有着不同的规律，但文化发展一定是和经济基础联系在一起的，是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一个建设，它更多的是崇尚个性化、多样化的发展，更多地追求精神价值。特别是到了后工业社会，文化的作用会更加彰显。

改革开放后，中国在文化建设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不平衡、不充分依旧是非常重要的特点。这种特点在空间上体现为东部和西部发展的不平衡、城市和乡村发展的不平衡;在内容上体现为不平衡下的不充分，即无论是中部、西部，还是城市、乡镇，在内容发展上都具备不充分的特点。目前，中国城市文化发展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几个方面：一、“主流文化+群众文化”。其特点是政府组织、基层群众参与;二、“雅文化+通俗文化”。在中国的文化市场中，雅文化与通俗文化占据着主体地位，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娱乐和旅游。两者相结合的文化构成了一个市场主体，其共同的特征是集体创作，大规模的复制或模仿，因而缺乏个性和创新，缺乏创造性和审美意识;三、本土与国际化的问题。目前占据中国文化市场的基本上都是外来品，都不是中国最传统的文化形态;四、文化贸易问题。中国的文化贸易占据了发展中国家文化贸易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文化贸易依然存在总量小和处于价值链低端的问题。未来要把文化交流与文化贸易做一个切分，将意识形态性强的文化交流归政府，将商业性强的文化贸易归市场，做好文化交流向文化贸易的转型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主任金元浦

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主任金元浦发表了题为“城市文化创新：活力与动力”的演讲。金元浦表示，他今天主要讲如何在对话交往沟通的基础上，来实现新的中国方案，世界城市的文化发展之路。一共分四个方面，第一个关于“新时代”。第二个关于基本矛盾的问题，就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第三个方面，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全球化的理论，尤其要更多的探讨它背后的文化哲学的观念。第四个是关于文化多样性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道而行的思路。

金元浦指出，年歌德满教授提出了“城市圈”的理论，弗里德曼提出了世界城市的假说。根据这些，他们提出了第一级城市、第二级城市这样的档次。还有肯恩的跨国指数和跨国金融指数，这两个指数来判定什么是国际的中心城市或者叫世界城市。对于中国来讲，有一个人影响比较大，他就是兰德乐利，他提出了9项测度创意城市的指标。

金元浦强调，信息化对于建设全球化城市十分重要，互联城市、互联经济和智慧国家，这都是未来发展中特别重要的部分。在中国实践与中国方案上，对于文化在社会发展、城市发展作用的高度重视是新时代一个重要的特点，也是中国实践中指出的未来城市发展的一个方向。中国方案中的第二个方面，是对于城市创新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高度







































白癜风医院贵阳哪家好
北京治疗白癜风定点医院


转载请注明:http://www.qiweiq.com/aklfz/1470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