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影像与文明的跋涉

朱靖江

　土耳其的吊诡之处，在于它交叠错乱的历史岩层之间，呈现出截然不同甚至互相抵牾的文明样貌。在安纳托利亚高原的滚滚红尘中攻伐消长的赫梯人、希腊人、弗里吉亚人、吕底亚人、波斯人、罗马人以及从中亚纷至沓来的突厥人，都曾将自己的征服印记涂抹在这方土地上，并戮力遮没掉前朝的荣光。一如伊斯坦布尔被改造成清真寺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剥去内壁层层灰泥之后，显露出来的却是珠光宝气的基督圣像；抑或安卡拉城郊山坡上的古堡，历朝历代的碑碣、柱头、神坛一股脑都堆成了筑墙的砖石，莫若奈何地担当着抵御炮火轰击的宿命。但人类社会肇始以来，安纳托利亚高原就是生生不息的文明策源地，即算大浪淘沙，残留至今的古物遗存也还得以昭示昔日轮番上映的风流盛景，所谓“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跋涉于小亚细亚腹地的黄沙路上，其实也正如回放一场见证文明兴废的老电影。

　　若以古代遗存的图形影像为旅行的线索，不妨将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安纳托利亚文明博物馆作为此番行程的起点。在这座曾经当选“欧洲最佳博物馆”的旧时客栈和市场里，近万年前的岩画以炭黑或赭红的粗犷笔触，勾勒出史前人类狩猎与献祭时的图景。桀骜不驯的猎豹、公牛、野马震慑着远古膜拜者的灵魂，人与非人的分野，也从这些朴拙的绘画中渐次有了清晰的边界。新石器时代（公元前年-前年）的众多“母神”雕塑端坐或侧卧，胯下常见新生的婴儿，正是初民时期的信仰偶像，她们丰腴肥胖的形体也让人顿悟“性感”一词，其实是对肥沃与繁殖的赞美，绝不应和苍白纤瘦的体貌有何瓜葛。

　　馆内陈列的史前陶器上还多见“?d”字，这一在人类历史上播传广远、意味深长的古老符号，最早的发源地或正在安纳托利亚高原。在琐罗亚斯德教、苯教、佛教先后以其象征宇宙的奥义之后，秉持伊斯兰密宗的苏菲教派进而以真人的舞蹈演绎这一符号的功法：舞者头颈偏斜，右手掌心朝天，以向真主求乞，左手垂向地面，代表主恩泽被苍生；更以双足为轴不停地逆时针旋转，裙裾飞扬，于酣然陶醉中竟可飞旋数小时不辍。这种由十三世纪的苏菲派大师加拉勒丁·鲁米创设于土耳其科尼亚的舞蹈，让“?d”字终成一种伊斯兰托钵僧修行的法门，并在当代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甚至在土耳其的市集上，“旋舞托钵僧”小型雕像也成了最热门的旅游纪念品，“?d”这一人类思想萌芽时代的文明火种，竟辗转延续到今天。

　　安卡拉地区曾是赫梯人（Hittites）的故土。安纳托利亚文明博物馆也因此类藏品丰富，又被称作“赫梯博物馆”。这个在亚欧诸王国的序列中承前启后：既埋葬了巴比伦王国，屡屡抗衡于古埃及，却又忽然铩羽、折戟沉沙三千多年的好战民族，将他们骁勇的容颜存留在粗石刻制的浮雕上：全副武装的战士荷矛负盾，森然列队行进；贵族们驾驭着骏马战车，张弓搭箭，遥遥指向远方的敌人；而那些与神灵为伍的赫梯国王也浮现出永恒的微笑，静静等待着与他们不期而遇的后世子孙。王国崩溃后，赫梯人的史迹长久不彰于世，只在《旧约》中曾被语焉不详地提及。直到19世纪那些在安纳托利亚高原搜寻《荷马史诗》或《圣经》遗迹的欧洲学者们，贸然闯入了赫梯人尘封数千年的都城哈图萨斯，数以万计的铭文泥板与出土文物才逐渐揭开这一失落民族的真实样貌——他们强大的军事力量、娴熟的外交谋略以及在炼铜冶铁方面精湛超群的技能，足可令数千年之后的人们赞叹不已。

　　赫梯人留给土耳其的文明遗产，除了博物馆内陈列的石雕、铜器与泥板之外，还有他们独具风情的红陶酒具。当代的土耳其陶匠们模仿公元前16-14世纪赫梯陶器的样式与纹样，让绘有彩色人像或禽兽，状若空心圆轮或鹰首鸟喙的彩陶酒器在坊间大行其道。虽然鲜有人再捧起它们斟酒佐醉，但对酒当歌时，遥想昔日的赫梯大军在小亚细亚的滚滚黄沙中匆匆行过，也不妨喟然一叹“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走出安纳托利亚文明博物馆，顺着山坡上行不多远，便是本文开篇时提到的安卡拉城堡。因思古而郁积的幽情或可在这座历经沧桑的古堡中疏浚开来。史载该城堡最初由迦太基人修建，后来在罗马人手上得以大成。随着波斯人、阿拉伯人、突厥人潮水一般地与东罗马帝国争锋鏖战，安卡拉城堡也在千年的攻防转换中不断被摧毁与重建。在厚重的城墙上游走，脚下是一眼望不到边际的红顶老屋，漫山漫谷地铺陈开去，洋溢着奥斯曼帝国时代的市井风情。安卡拉虽是土耳其的首都，却因地处内陆，景色荒芜，并非海外游客青睐的观光热点，因此来城堡上消磨时间的大多是本地人：情人坐在石阶上私语，孩子们站在敌楼上放风筝，高墙四合的瓮城之中也有三五少年郎踢球，一派不求闻达的草根气息。

　其实自古以来，安卡拉便是帝国政治版图的边陲，直到年穆斯塔法·凯末尔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这座与旧势力瓜葛不深的内地城市才被重新定义为新政权的首都，但无论外人抑或是本国民众，内心里大抵仍以千年古都伊斯坦布尔为土耳其的首善之地，安卡拉人比起其他大国首都高傲的居民，显得格外的朴实与热情。

　　但与美国华盛顿、巴西首都巴西利亚等政务专区相似，安卡拉的影像气质偏重于国家意志的强力表达：满目皆是红底白星月的土耳其国旗，国父凯末尔的巨幅肖像也无所不在，有关他的一切——从长眠的陵寝到他生前用过的汽车、武器、服装——也都为一种不可侵犯的圣洁光环所笼罩。神庙风格的纪念堂、列队敬献花环的学生、军姿威武的士兵以及神道两侧彰显出爱国主义激情的土式“翁仲”，都延续着亚细亚传统的东方文明血脉。而对于来自亚洲另一厢的中国游客来说，这番熟悉到骨子里的情景，倒的确能抚慰一点淡淡的乡愁。

　卡帕多奇亚乖张的风蚀地貌和玄机暗藏的地下迷城，让全世界观光客都趋之若鹜。莽莽荒原上参差林立的石笋、石堡、石蘑菇、石骆驼固然奇诡，但看得多了，特别若是早先在新疆戈壁滩上受过些视觉的洗礼，也就不再觉得这些“魔鬼城”的表兄弟们有何特异卓绝的魅力。然而卡帕多奇亚又的确是一方不容错过的风土，人类文明藉由斑驳的影像附丽于如此贫瘠的山谷之中。十多个世纪前窜逃至此的基督徒们在火山岩锥间开凿出避世乐园。他们将这片小亚细亚腹地的荒野雕琢成一个生意盎然的社区，虽说深藏在地下，若以一千年前的标准来说，居住品质却并不苟且：卧室、客厅、厨房、厕所一应俱全，水源清洁、通风顺畅，还有礼拜堂与酿红酒的作坊。

　在毗连成片的山谷中，最为堂皇的要算修道者们留存在洞窟石壁上的壁画，这些源自《圣经》以及民间传说中的“耶稣本生故事”，从“天使报喜”、“三王来朝”一直演绎到“下十字架”、“基督升天”，再加上各路传道殉教的圣人奇迹，把当时还处于半地下状态的基督教义浓墨重彩地描绘成连环画，将来自不同地区，却怀有相同信仰者的血脉彼此勾连在一起。

　这些石窟壁画无论从形制、画风、色彩运用还是宗教价值上，都能令东土远来的游方者似曾相识，让人在某些时刻联想起新疆克孜尔千佛洞或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作品。虽然后者理想中的极乐世界与基督徒们的彼岸天堂少有雷同之处，但丝路两端的艺术交流却未必因宗教的异趣而彼此淤塞。卡帕多奇亚地区自亚历山大帝国以降，一直笼罩于古希腊的文明光辉之下，笃信正教的早期基督徒们自然也以希腊传统的绘画技法描摹圣经中的场景。而克孜尔与敦煌的早期壁画曾深受犍陀罗风格的影响，其渊源亦可追溯至泛希腊时代。因此不同民族与地方的信仰容或有异，供养者和修行者用以礼赞神明的艺术却可能源于一脉。

　　在卡帕多奇亚地区，除了葡萄酒的酿造技法，希腊人的影响似乎早已消弭殆尽。许多希腊村庄成为连绵的废墟，牧人的羊群从断壁残垣间走过，荒芜得着实令人伤感。昔日的基督教堂大门闭锁，或者被改造成清真寺。土耳其与希腊之间的民族恩怨，从奥斯曼帝国时代一直绵延到今日。两国在上个世纪更因希腊独立以及塞浦路斯争端互相驱逐侨民，这些渺无人烟的希腊荒村想必正是希、土冷战时代的离乱遗迹。五年前，希腊导演塔索斯·波尔美迪斯拍摄过一部名为《香料共和国》的电影，恰是这段悲情历史的抒情体写照，只是将缅怀的场景搬到了更具象征意义的伊斯坦布尔——很多希腊人仍愿称之为君士坦丁堡。

　　《香料共和国》讲述世居伊斯坦布尔的希腊少年范尼斯，自幼便在祖父开的香料店里熏陶，既有调味烹饪的天赋，更与一名土族少女青梅竹马。后因希、土国族冲突，范尼斯一家被迫离开客居的故土，前往陌生的祖国希腊安身立命。心灵受创的少年将香料的芬芳埋藏在记忆深处，长大后成为卓有建树的天文学家。但故国乡愁终将他带回到伊斯坦布尔，寻找童年旧梦与他的初恋情人。虽然一切皆成往事，弥漫在老城街头的香料芬芳却依然令人沉醉。

　　在伊斯坦布尔的香料市场摆摊售卖茴香、桂皮、番红花之属的商贩，今天仍大有人在，只是不再像《香料共和国》中的百年老店那样迷离暧昧，而是排挡林立，井井有条。虽然本地人也会来此选购调料用品，但这家四百年老市场最重要的主顾，还是如潮水般汹涌而来的外国观光客。他们所青睐的商品，也未必是古老的东方香料，反倒是丝巾、瓷器、金饰或其他林林总总的旅游纪念品，圣母、基督的小像也和古兰经的箴言悬挂一起，点缀着土耳其传统的“辟邪眼，”颇有些天下大同的景象。香料市场中还有一家“成龙的店”，据说成龙拍摄《特务迷城》的时候曾经在这个摊位上大秀其功夫杂耍。年轻的店主汉语流利，不单每一件商品都插有中文标签，还凑趣地张贴着“抵制日货”的窝心标语。

　　对中国人来说，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和蓝色清真寺固然壮丽，彰显着这座大城千年的沧桑与荣光，却总有些隔靴搔痒的意思，除了观赏建筑与镶嵌壁画之美，未必能感受到它们在各自信仰体系中超凡的宗教价值。倒是奥斯曼帝国历代苏丹世居的托普卡珀宫，会让到访的华人参照北京故宫的形制与功能，发一番东方两大帝国的兴亡之叹。

　　土耳其与中国在19世纪末叶并称亚洲的两位“病夫”，被西方列强瓜分蹂躏。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于年退位，结束了中国漫长的帝制时代；年，奥斯曼帝国的末代苏丹穆罕默德六世亦遭国民废黜，地跨欧亚两大洲的帝国版图更分崩离析。在废墟中重生的两国共和政府都将昔日的皇宫内院辟为博物馆，供民众观瞻游览。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珀宫在规模上虽远较故宫为小，但宫廷建筑华美而庄重，突厥—伊斯兰气质纯正，在绿树环抱中次第铺陈，反倒少有紫禁城的那份森严与压抑。

　　走过苏丹处理国政的朝房，一道门扉之后，便是令全世界男子想入非非的土耳其后宫内院。庭院深几许，香榻尚温存，虽然衣衫曼妙的嫔妃佳丽早已芳踪难觅，但过往的音容却未必云散烟消。19世纪的欧洲新古典主义画家们留下了大批香艳的画作：单是安格尔笔下的《大宫女》、《土耳其浴室》、《土耳其宫女与女奴》，便令时人与后人神魂颠倒。到电影人能运用光影营造太虚幻境时，土耳其后宫更成了一种撩人的意象，被接二连三地搬上银幕，其中又以土耳其裔导演弗赞·欧兹帕特克拍摄的《后宫规条》（LeDernierHarem，）最有奥斯曼帝国时代的奢靡风致。

　　《后宫规条》以一名被送入土耳其后宫的意大利女子茜菲的命运为线索，缀连起宫廷里的浮华百态与阴谋倾轧。影片剧情虽欠高妙，在场景服饰、气氛渲染上却下足功夫，好似安格尔油画的活动版本，一唱三叹，骨子里浸透着对王朝没落的无奈悲情。后宫嫔妃作鸟兽散，作为两千年古老文明的终老之地，伊斯坦布尔也放弃了她在政治上的悠久传统和古老权谋。“奥斯曼帝国瓦解后，世界几乎遗忘了伊斯坦布尔的存在。我出生的城市在她两千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如此贫穷、破败、孤立。”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在其自传作品《伊斯坦布尔》的开篇写到，“她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我一生不是对抗这种忧伤，就是（跟每个伊斯坦布尔人一样），让她成为自己的忧伤。”

　　帕慕克在文字中流露的忧伤，也弥散在与伊斯坦布尔相关的影像当中。摘得过戛纳电影节奖项的土耳其影人努里·贝吉·锡兰在其影片《乌扎克》（Uzak，）中，冷峻地凝视这座冬日里落寞萧条的老城。失却激情的摄影师，谋生无门的乡下表弟，疏离的情感，压抑的欲望，踟蹰在主流世界边缘却无可归属的异乡游子??或许这才是伊斯坦布尔在风光明信片背后隐藏的现世困境。

　　虽然伊斯坦布尔的街头充斥着来自欧美的游客，虽然欧洲杯足球赛尚能接纳这支脚法粗犷的突厥劲旅，但涉及到欧洲一体化进程时，这个近百年来始终追求脱亚入欧的穆斯林国家却只能当一名门外汉，听任以基督教为主体信仰的欧盟各国对其地缘政治或人权问题百般责难。徘徊在亚、欧两大文明板块之间的土尔其，又何尝不是一名歧路彷徨的游子，漂泊在传统与未来之间的中际线上。曾经架设起第一座欧亚大陆桥的马上民族国家，仍在艰难地寻求她身份的皈依。

朱靖江，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获人类学博士。现任职于中央民族大学影视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著有《中国独立纪录片档案》、《田野灵光》、《民族志纪录片创作》，译有《影像中的正义》、《滇缅公路》等著作。民族志纪录片导演，摄制《二战电影地图》、《七圣庙》等影像作品。曾创办国内艺术电影网站“电影夜航船”，并担任CCTV-6年度《世界电影回顾》总编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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