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安卡拉 >> 安卡拉美食 >> 程恩富侯为民当前中国七大社会思潮评析
一、六大社会思潮及其评析
在一个急剧变革的社会中，除了传统的思想观念仍在发生作用，也常常会涌起各种新流行的、或旧思想经过包装的思想流派，在中国这样经济快速发展、思想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中也不例外。当前典型的传统思潮主要有传统马克思主义、复古主义等流派;在包装过的思想流派中以民主社会主义和折衷马克思主义最为典型。相对而言，新自由主义、新左派等思潮的盛行，更反映出思想界斗争的激烈化。
(一)新自由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思潮是近年来在中国兴起的思想流派，受西方思潮的影响，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主张“三个化”。
第一，新自由主义主张经济的非调控化(自由市场化)和自由化。主张金融、贸易和投资等一切都自由化，让私人垄断集团及其寡头自由掌控国内外经济、媒体、教育和政治等。只要有可能，私人活动都应该取代公共行为，政府不要干预。为了达到政府不干预经济的目的，他们同时主张小政府、弱政府。当然，我们也主张小政府，但是要建立一个小而强的政府，国家的功能作用要大，人大政府的作用要强。比如中国现在党政部门太大，应该实行大部制，应当大大地压缩党政部门，这是笔者20年来一贯的主张。而新自由主义主张政府人员要少，机构要小、作用要小。无论是打着改良自由主义，还是现代自由主义的名义，新自由主义都避免不了其理论所固有的原始的、简单化特征。[1]57其背后的真实目的，则是希望垄断组织的作用大。
第二，新自由主义主张私有化。主张私有化是保证市场机制得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私人企业是最有效率的企业，要求对现有公共资源进行私有化改革。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第一代表人物就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原院长张维迎教授。他主张土地、企业、学校、邮政、矿山、公共设施和交通铁路统统要搞私有化。
第三，新自由主义主张福利个人化。他们反对建立福利国家，反对提高劳动人民的福利。这是中外新自由主义的一个典型特点。但是中外的学术界以前没有这样概括。在中国，他们反对最低工资法、劳动合同法等。
中国赞成新自由主义及其华盛顿共识的人数不多，但以北京大学张维迎和姚洋教授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影响越来越大。
(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国际共产主义实践中具有长久的历史，近年来在中国日益活跃。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思潮有如下主张：
第一，在指导思想上，他们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唯一的指导思想，主张世界观和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提倡社会主义思想构成和来源的多样性。他们把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等都作为自己的思想来源和构成，将多种思想观点熔为一炉，冠之为“多元化”和“思想民主”。实际上，就是一个大杂烩。
第二，在政治制度上，他们主张多党竞选和轮流执政制。他们宣称中国共产党也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也是一个利益集团，宣称共产党一党执政无法反腐败，主张包容一切阶级而应当不提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主张共产党员可以信教。
第三，在经济制度上，他们主张社会主义可以在不改变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实现，声称生产资料主体结构不是衡量社会性质的标准，强调不要区分公有制与私有制。他们主张在维持私有制主体的基础上，实行国有企业、私人企业和其他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制度，并维护以按资分配为主体的财富和收入分配制度，贬低邓小平关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共同富裕思想。在最终目标上，他们认为消灭私有制和阶级的共产主义是乌托邦的空想。
在中国，民主社会主义代表人物主要有国防大学辛子凌、中国人民大学谢韬教授等，代表性刊物是《炎黄春秋》;代表性网站是中国民主社会主义网(该网自称又名为中国资产阶级网)。
(三)新左派思潮。新左派思潮是近年新生的思想流派，与新自由主义相比，新左派至少有如下两大主要特点：
第一，新左派批判全球化。他们认为，中国卷入全球化已经导致了资本主义毫无制约地在中国蔓延。中国的社会问题的根源主要是全球化、国际资本和市场经济。而自由主义者坚持这些问题的根源主要在内部，解决的办法应该是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特别是经济和政治改革要同步推行新自由主义。
第二，新左派批判贫富差距拉大的根源是市场化改革的负面结果。新左派强调经济上的公平，而不是不计代价的经济增长。他们认为，彻底地背离马克思共产主义的再分配理念是无情的、不道德的。而在新自由主义者的歪曲性视野中，市场并不是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原因。不合乎西方的政治权利不平等是腐败、权钱交易的结果，经济不平等的真正原因是专制。
新左派是一个知识分子群体，他们通过在报刊和网络上发表文章，来不断地吸引公众注意，从而影响经济政治文化。不少新左派有留学西方的经历，其中一些仍在海外居住。新左派的主要理论阵地之一是“乌有之乡”。其主要创办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韩德强副教授，是马克思主义专业的博士，不过他反对劳动价值论和历史唯物论，但又赞成公有制，激烈反对新自由主义。
尽管新左派往往试图站在劳动人民立场上说话，他们的某些批评和政策主张，实际上也难以在现实社会中实现，但是某些讨论和论著曾不断产生积极的学术和社会影响。例如，留学美国的政治学博士、清华大学崔之元教授曾用西方的博弈论，用经济学的数学方法，以南街村为例来论证为什么集体经济会有高效率，并强调毛泽东时代“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早于西方的后福特主义管理理念。
(四)复古主义思潮。复古主义又称崇古思潮，主张以中国“先王”、“古圣”为最高人格理想，以古代社会为理想社会，目前几乎渗透到中国意识形态的每一领域，成了一股上升的思潮。
复古主义者推崇古圣先贤的政治思想和哲学理念。他们赞扬孔子的“仁政”、“泛爱众”等重民思想，崇尚道家的自然人生、超脱与自由的精神境界，主张用大力发展佛教和基督教等来推动和谐社会建设。他们认为近现代西方理论不行，马克思主义也属于近现代西方的理论，都过时了，而前两千年左右的中国古代儒释道等思想是中国自有的，治理当代中国必须以此为指导。推崇古圣先贤的伦理观，认为完美科学社会主义伦理观是仁义礼智信和天下为公等儒家思想精髓的发展，是完全适合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意识，是东西方人类最进步思想意识的结晶，是全世界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指引。
复古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邓小军、蒋庆。邓小军著有《儒家思想与民主思想的逻辑结合》(四川人民出版社年)，其结论是儒家思想在本质上，即在内在理路与核心逻辑上与民主思想具有一致性，故儒家思想与民主思想可以而且应当合乎逻辑地结合。蒋庆被誉为大陆新儒学最雄辩的民间代言人，出版了《政治儒学》(三联书店年)。蒋庆认为，中国儒学除了心性儒学传统之外还存在一个政治儒学传统，而这一政治儒学传统乃是足以代替西方政治传统解决中国目前政治需要的伟大资源。他是在批驳邓小军的基础上阐明这一观点的。蒋庆认为，儒家思想与民主思想之间的结合包括“当不当”和“能不能”两个方面的问题。他的答案是既不当结合也不能结合。
有的崇尚复古主义的大商人，甚至提出移民国外几亿人去占领国际市场的建言。事实上，儒学不能够也不应当在政治(或国家)层面上去复兴，而只能够和应当在社会和个人的伦理层面上去复兴，并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之中。国学是值得重视的，但是复古主义肯定是行不通的。新加坡是以西方经济政治文化制度为基础和主导，外加一些儒家的传统和举措，并非就是儒学治国。
(五)折衷马克思主义思潮。折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是把矛盾双方不分主次地并列起来、把根本对立的观点和理论无原则地、机械地混同起来的理论和思维方法。
有的经济学教授在给省部级领导讲课时赞扬私有制的优越性;把自私自利看成是人的本性，赞同“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完全利己经济人假设”，并只承认人的自私可以导致社会协作与公共福利的增加;片面强调效率而完全忽视公平。[2]11－13其观点完全代表有产者，对受剥削的劳动者冷漠无情。笔者之一在《中国社会科学》年第1期上撰文，阐述了创新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具有的四大理论假设，即“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利已和利他经济人假设”、“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公平与效率互促同向变动假设”，[3]16－29对之进行了批判。其实，西方已有日渐增多的文献探讨利他经济人假设和理论模型，利他经济人假设对制度安排、诚信建设和荣辱观教育等都具有积极的作用，更可以导致社会协作与公共福利的增加。
由于这位教授在倡导用现代经济学驾驭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发展的时候，没说反对马克思主义，还在文末贴了一段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以将其归为折衷马克思主义。
又有一位哲学教授在其“所有制问题也要进一步解放思想”[1]一文中，强调坚持社会主义的目的，调整和改变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这应该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强调我们不必过分 公有制比重下降真的不会削弱党的执政基础吗?不必讳言，当前在我国国民经济的比重中，国有经济下降到不足1/3，私有经济和外资经济已上升到2/3，这势必造成社会财富逐渐向少数人集中。邓小平晚年告诫我们，“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两极分化”。[4]江泽民同志也曾指出：“没有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就没有我们共产党执政以及整个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物质手段。”[5]71可见，我国在这一问题上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态度也是一贯和明确的。所谓“公有制比重下降不会削弱党的执政基础”的说法，是解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消蚀剂。
还有一位党建教授在中央党校主管主办的《学习时报》上著文认为，只有实事求是地承认党的利益的存在，才好客观地研究各种利益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研究人民的利益和他的代表者——党的利益的关系，把党的利益摆在恰当的位置上。[2]他的这种说法显然与《共产党宣言》和《中国共产党党章》相违背。《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党章》指出，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
折衷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是中央党校的王东京、董德刚和王长江教授等，他们都是中央领导批评过的学科带头人。
在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科学发展走向中，折衷马克思主义是创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商榷对象之一。要搞清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真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对日渐盛行的折衷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评析。
(六)传统马克思主义思潮。有一篇文章主题是《誓死捍卫毛泽东旗帜》，可以说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一方面代表性看法。其核心观点是：
第一，必须重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为人民捍卫宪法和党章，核心是捍卫毛泽东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最重要的是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立党立国之本，执政兴国之基，创新发展之源。
第二，必须公正评价晚年毛泽东。毛主席的晚年，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执著地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奋斗而奉献出自己全部生命的最光辉的晚年。重新公正评价晚年毛泽东，根本问题是重新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评价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这是我们党绝对绕不过去的、也绝然无法回避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由于种种极其复杂的原因，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严重错误，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原则和精神是完全正确的。
第三，必须大力学习宣传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特别强调：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我们几代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但是，自年代以来，社会上层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一年冷过一年。
第四，必须严厉打击妖魔化毛泽东的邪恶势力。人民是毛主席心中的上帝，毛主席是人民心中的红太阳。30多年来，尽管彻底否定了晚年毛泽东，但是在民间社会，人民群众自发地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毛泽东热”，老百姓以各种方式开展纪念毛主席的活动。但是，某些所谓精英却一再对抗主流民意，妖魔化毛主席的反动思潮一波接一波，李锐、袁腾飞就是其中的两个“代表”。[3]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马克思主义统计学家李成瑞(中国国家统计局原局长)、张宏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和白阳(山西省干部)等，代表性媒体就是毛泽东旗帜网，该网以“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为网站宣言。该网汇聚了不少党内外的老干部、老学者等。
传统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积极意义，在于猛烈批判了一些右翼错误思潮，特别是批判了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折衷马克思主义。但有些批判有过头的现象，特别是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做法，而且他们喜欢采用大批判形式，上纲上线。一些老年人士跟踪国内外的文献较少，批判有余，创新不足。
二、创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价值取向
在一些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和理论方面，创新马克思主义与党中央是真正一致的。
第一，在指导思想上，创新马克思主义认为，中国必须坚持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指导地位。当然，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指导思想的提法有所不同，越南是以马列主义胡志明思想为指导，古巴以马列主义与何塞·马蒂思想为指导，朝鲜以金日成的主体思想为指导。笔者认为，中国在指导思想或行动指南的提法上应该统一为一句话——以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为指导，而不是越来越长，引起某些中外人士反感甚至讥笑。
第二，在政治制度上，创新马克思主义认为，中国必须坚持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坚持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现阶段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及政治协商制度，而民主集中制是共产党及其执政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是正确处理党内外各种关系的政治准则。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政治体制改革，合理调整政党、人大和政府三者关系，充分发扬政党民主和人民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不宜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法律体系，而是要真正创新和实现“人民至上”而非“寡头至上”的制度超越。
第三，在经济制度上，创新马克思主义认为，中国必须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社会总资产和经营性资产中形成质与量的优势。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要兼顾公有资本比重及其吸纳劳动者就业比重。[6]33－34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基本经济制度上具有本质的区别就在于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结构，以质与量都占优势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并以此为基础实行“公私共进”而非“公退私进”的战略调整，这对于强国富民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公有制经济和非公经济都是初级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或经济成分，而公有制经济是共产党执政等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基础或经济成分。
第四，在奋斗目标上，创新马克思主义认为，中国必须坚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并最终要在生产力极大发展的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无(生产资料)私有制、无商品经济、无阶级和无战争的共产主义。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和制度创新历程。
创新马克思主义思潮，第一代表人物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学部委员、原副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笔者也被认为是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等杂志是创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刊物，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摘》比较集中反映新马派的理论观点。马克思主义研究网等也及时反映了新马派的理论动态。
笔者认为，中国理论创新、理论研究或政策制定最终应根据国情而定，但还须对“世情”有所了解。无论是改革开放，还是涉及发展的重要举措，应该是先了解世情和国情，再作一定规范，然后去试点或推行。如果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比如先进行心中无数的试点，或者根据长官已有意志进行肯定性的所谓试点，那么很有可能处于无法、无规章的境况，推广起来往往会留下一大堆让人头疼的后遗症和弊端。总之，创新马克思主义要在“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的学术原则下，以“世情为鉴，国情为据，党情为要”，进行“综合创新”。我们强调，中国在21世纪发展的社会主义及其科学方向，必须重点发展和完善“制度体系”。[4]
第一，在经济制度建设方面，要不断完善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制度、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和自力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这“四位一体经济制度”。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别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尽管由于目前中国生产力不发达，还不能实现完全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但在发展各种私有制经济的同时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邓小平曾富有远见地指出：“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7]他还指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7]。江泽民也指出：“不断发展壮大的国有经济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重要基础，我国国有经济的发展，不仅对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增强综合国力、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意义。没有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就没有我们共产党执政以及整个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物质手段。”[5]71只有坚持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能真正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财富和收入分配制度，以此为基础实现共同富裕和公平正义，才能真正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并为人民民主提供经济基础，加速实现进入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
第二，在政治制度建设方面，要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一国两制”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五位一体政治制度”，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创新和发展，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其中，要维护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改善民主集中制原则，改进政党、人大和政府等各种重要关系和权力制衡，圆满实现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高效有序领导。在新的科学技术革命面前，工人阶级仍然是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代表和先进生产关系的体现者，仍然是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历史使命的承担者。在多种社会阶级和阶层出现和并存的新格局下，共产党仍然必须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现阶段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而科学的民主集中制是共产党及其执政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是正确处理党内外各种关系的政治准则。
第三，在文化制度建设方面，要不断完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体、包容多样性的文化传播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权制度，以文化产业为主体、发展公益性文化的企事业制度，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文化开放制度，以党政责任为主体、发挥市场积极作用的文化调节制度这“五位一体文化制度”。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完善用马克思主义为灵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各种社会思潮和社会实践，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应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占指导地位。以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为指导，就是要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现阶段的实际结合起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随着科学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前进的科学体系，具有强大的持久的学术生命力和实践引导力。
第四，在社会制度建设方面，要不断完善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为特质的社会管理制度，以均等化和城乡统筹为基石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以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和可持续为内涵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国家主导、多方协调与个人维权为特征的群众权益维护制度，以预防和应急并重、社会化和市场化协同、政府主导与公众参与结合的公共安全管理制度这“五位一体社会制度”，继续共建共享以人为本的社会和谐环境。要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推动建立政府调控机制同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同社会调节力量互动的社会管理网络，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
应当指出，由于社会主义自由民主制度还不够完善，使得社会上一些对社会主义缺乏了解，又对中国现实不满的人在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社会主义与专制之间划了等号。如果我们仅仅去批判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的虚伪，而不去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自由民主制度，那我们永远都不可能铲除西方自由民主在我国存在的土壤。超越西方自由民主的武器之一，就是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能够在人民自由民主、社会公平正义和国强民富等方面持续做出比其他国家更大的成就，充分发挥出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当前，在迎接党的十八大召开，深入落实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外交和生态“六位一体”各个层面的科学发展观的新形势下，我们完全有条件和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而如果步戈尔巴乔夫民主社会主义改革之后尘，必然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中国决不能重蹈覆辙。
最后应当指出，中国的创新马克思主义学派能否在学界成为主流，将决定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的方向和命运。
王艺程恩富：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幸福指数”探究
近年来，“幸福指数”作为衡量民众幸福的直观指标数值，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发展评价尺度。然而，当前无论是在学者还是在普通民众中，对“幸福指数”的种种疑虑仍未消除，而国内外各种“幸福指数”的频繁发布，又似“乱花渐欲迷人眼”。不仅不同机构发布的幸福指数排名不一致，有些数据与排名还明显与民众的主观感受不相符合，从而引起更大范围的质疑和争论。鉴于此种情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幸福指数”，分析国内外现有“幸福指数”的优势和不足，并建立科学的幸福指数指标体系，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幸福是人类一切活动的终极目的，几乎没有人会否认幸福作为社会发展终极目标的合理性。然而，由于幸福是一个具有强烈主观色彩的、深刻而复杂的多元概念，它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认为是不可量化的，因此，一个简单的做法是以一些与幸福密切相关，却更加直观、可量化的概念或概念集（如财富、效用）等来替代，甚至等同于幸福这一概念，通过衡量这些概念或概念集来间接衡量幸福。在物质财富的增长能够较快地增进人类幸福的年代里，人们以国民财富的增长水平来衡量国民幸福水平。在这种“物本主义”的幸福观与发展观的推动下，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生产总值作为最重要的经济增长指标，僭越为衡量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乃至人类幸福的标尺，并成为各国政府首要的政绩目标，而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生产总值指标体系内在的缺陷及其作为人类福利变化指示器的片面性全然被忽视了。
近年来，随着“幸福悖论”现象的日渐凸显以及生态危机、道德危机等各种全球性危机的蔓延和加剧，经济增长与人类幸福之间的关系开始被重新审视，传统指标体系内在的种种缺陷及其作为人类福利变化的指示器的片面性日渐暴露，以何种指标来替代或辅助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生产总值，以更科学、更全面地衡量人类福祉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与此同时，社会科学研究的进展，尤其是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中生活质量指数研究和心理学领域中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的成果，让人们看到了直接对幸福进行科学量化的可能性。在这种背景下，“幸福指数”研究成为多个学科领域的新热点，并逐渐从学术探索层面扩展到政策实践层面。
“幸福指数”研究最初兴起于国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不同的研究取向或者说研究模式，并且在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上呈现出不断创新的局面。目前一大批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学者已经投身于“幸福指数”研究中，其中包括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阿玛蒂亚·森（AmartyaSen）、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这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从成果上来看，目前有国际影响力的“幸福指数”几乎都是由国外研究机构发布的，如由英国新经济基金会（NEF）和地球之友组织（FE）发布的“幸福星球指数”（happyplanetindex，HPI），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美好生活指数”（yourbetterlifeindex），以及作为国民幸福指数典范的不丹的“国民幸福总值”（grossnationalhappiness，GNH），等等。荷兰伊拉斯姆斯大学的鲁特·维恩哈文（RuutVeen－hoven）教授还建立了一个世界幸福数据库，汇集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各类幸福研究的数据，目前该数据库是被各机构引用最多的幸福数据来源。此外，维恩哈文教授还创建了一本名为《幸福研究学刊》（JournalofHappinessStudies）的心理学杂志。
国内的幸福测量研究起步较晚，早期大致沿用了国外同类研究的思路和传统。近年来，国内学者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也进行了很多创造性的探索，如邢占军（）在整合了主观幸福感测量的几种理论传统的基础上编制了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促进了幸福测量实证研究的本土化；陈惠雄（）提出了系统的快乐可测度性理论，设计了主客观结合的快乐指数体系和具有经济学特色的快乐指数调查量表，还提出了以寿命测度一生快乐积分的快乐积分方程式。一些地方政府已将“幸福指数”纳入政绩考核机制，还有一些结合当地实际，设计出了地方幸福指数，如“幸福江阴”、“幸福广东指标体系”等。虽然国内幸福测量研究发展迅速，但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亟待拓展和深化。而且，国内学者几乎没有涉及国际层面的“幸福指数”研究，目前绝大多数研究的影响力只局限于国内。
“幸福指数”研究在不同学科领域以及不同地域范围的推广与发展，产生了多层次、多样化的“幸福指数”指标体系、“幸福指数”计算公式和幸福量表。这些指标体系或测量工具中包含着研究层次、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价值取向、对“幸福”的理解以及开发设计“幸福指数”的目的等方面的差异。因此，即使是面向同一研究对象，最终得出的“幸福指数”结果也不尽一致，甚至可能会有很大的差距。以最新公布的两项全球“幸福指数”排名为例：加拿大莱杰市场调查公司关于全球58个国家“幸福指数”的排名显示，年最幸福国家是南太平洋岛国斐济，该国刚刚结束长达三年的戒严，而中国的排名甚至低于常年战乱的阿富汗；而根据朝鲜年发布的全球“幸福指数”排行榜，中国在个国家中以分满分成绩高居榜首。同样，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于年5月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关于中国个城市的幸福感指数排名也引起了舆论的一片哗然，其中，石家庄市幸福感指数排名
第一，但无论是该市还是其他城市的居民都普遍认为该排名与常识和事实都不相符合。这些现象引起了学者和民众对各种“幸福指数”科学性的质疑，进而对幸福本身是否能够得到科学量化产生怀疑。
那么，建立科学的“幸福指数”指标体系是否可能？究竟在形形色色的“幸福指数”中，哪些才是真正科学的和可信的？如何评判各种“幸福指数”的科学性？这就需要我们在梳理中外关于“幸福指数”研究文献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精神对“幸福指数”研究进行总体审视，进而确立评判“幸福指数”科学性的标准。
二、以马克思主义视角探究“幸福指数”
虽然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并没有对幸福问题的专门论述，但马、恩的全部理论都渗透着对人类幸福的关切，他们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根本动力的探究、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无情批判、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以及在颠沛流离的艰难处境中领导国际工人运动的斗争实践，都是为着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类幸福所作的不懈努力。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什么是幸福，以及如何实现幸福的科学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和方法指导，我们可以创新出科学衡量幸福的原则或标准，即一个科学的“幸福指数”指标体系应当具备的特征和内涵。
第一，正确认识研究对象的本质是进行任何研究的第一要务，尤其是在实证研究中，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和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了研究的取向、路径和方法。因此，“幸福指数”研究必须建立在对“幸福”内涵正确理解的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中，幸福是人们在社会活动和个人生活实践中，由于需要得到满足（包括绝对满足和相对满足）而形成的客观状态，而幸福感则是客观幸福状态的主观感觉。关于幸福的内涵，有两点值得强调：首先，幸福一定是在社会各类实践活动中产生和实现的，脱离现实生活实践的幸福只能是虚幻的而不是真实的。其次，幸福是一个主客观相统一的概念，其主观形式，即幸福感，是一种心灵快乐；其客观实质是主体生存发展的某种相对完满的理想状态，这种完满状态的内容，或者说客观衡量标准是人生重大需要之满足，其中包括绝对满足和相对满足。主客观两个方面密切联系、不可分割，幸福的主观形式不能脱离幸福的客观实质而存在，而幸福的客观实质则在不断被主体感知体认的过程中得以确认和演变。
因此，尽管幸福是一个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概念，但它并非不可捉摸，其内涵中仍有相对稳固的客观成分存在，并且该客观成分，即人的基本的或高层次的客观需要具有普遍一般性，所以建立一个在特定时间范围和地域范围内普遍适用的“幸福指数”指标体系是可能的。同时，由于幸福的内涵中包含着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内容，所以单纯的主观取向或客观取向，即仅把幸福看作一种主观感受，从主观方面去衡量，或把幸福等同于客观福利，仅从客观方面去衡量，都是有所偏颇的。“幸福指数”指标体系中应当包括主观和客观两类指标，其中，客观指标应充分反映民众重要需要的客观满足程度，主观指标则要充分反映民众对目前生存生活状态的主观感受和评价。此外，考虑到客观物质等条件对于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客观指标所占数量比例应当大于主观指标所占数量比例，或者客观指标的权重大于主观指标的权重。
第二，幸福的客观基础，即得到满足的人的客观需要是丰富多样的，与此相应，幸福也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综观马、恩的相关论著可以看出，人的需要可以依照其内容归为自然（物质）需要、社会（人际）需要和精神需要三类。其中，物质需要的满足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但人的需要绝不仅限于基本的物质需要，而是有着更为丰富和本质的内容，即人的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如果仅仅把人的需要看作物质需要，无异于把人的需要等同于动物的需要。马克思就曾严厉谴责在私有制和异化劳动条件下产生的工人需要的粗陋化、野蛮化和简单化的现象。他还设想，当消灭了对抗性和僵化性社会劳动分工之后，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将在真正的人身上重新统一起来，并提出要“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可见，在马克思那里，摆脱私有制市场经济后的完全真正的人是具有丰富的全面的需要的人，相应地，完全真正的人所享有的幸福并不仅仅源于物质需要的满足，人际需要和精神需要的满足也是幸福的重要来源。换言之，完全真正的人所享有的幸福并不是片面的、某一方面的幸福，而是系统的、整体的、全面的幸福。
因此，一个科学的“幸福指数”指标体系应当涵盖人类生活的所有重大方面，全面反映人的各方面需要的满足状况。但同时必须严格控制指标数量，以使整个指标体系精简明了，便于操作。这便要求所选指标必须极有代表性，是能够充分反映各方面幸福状况的关键指标。
第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需要划分为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发展与表现需要三大层次。其中，生存需要是指人维持自身的生命存在和繁衍后代的需要；享受需要是在生存需要基础上追求更好的生活的需要；而发展与表现需要是最高层次的需要，是人对全面自由地发展各方面才能和创造性，并不断实现自我展示和自我价值的需要。相应地，幸福可以简称为三个层次：生存型幸福、享受型幸福和发展型幸福。它们分别反映人在不同时空上的生活状态，反映人的需要在不同广度、深度和不同水平上的满足。不过，就单类需要和单类幸福而言，也是有层次高低之分的，但在此处，当我们以生存、享受和发展为标签来表述需要层次及幸福层次时，需要和幸福都是作为整体来看待的，每一层次的需要都包含着多种类型的需要，每一层次的幸福也包含着多种类型的幸福，各类需要的综合满足状况决定了由此享有的各类幸福的状况，进而决定幸福的大层次。
无论就个体抑或人类总体而言，人的需要都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到多种的动态演化系统，同样，满足这些需要的手段和方法也是不断扩展和丰富的。这就要求我们在设计“幸福指数”指标体系时必须结合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在确保涵盖各类重要基本需要的基础上，适当突出对现阶段主导性需要满足状况的考察，选取能够切实反映当前人民群众生活质量、贴近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问题的指标，从单纯 以国内幸福指标体系的构建为例，由于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不同地区的人民在地域文化、宗教信仰、生活习惯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地区发展和城乡发展极不平衡，因而，必须根据研究的目的、对象、范围等因时因地制宜，选取最符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人民生活实际的指标，并适时修改完善，确保该指标体系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指标体系。
第四，需要的满足与否以及满足的程度和质量与主体对满足需要的对象和手段的占有程度高度相关。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作为过去取得的一切自由的基础的是有限的生产力，受这种生产力所制约的、不能满足整个社会的生产，使得人们的发展只能具有这样的形式：一些人靠另一些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一些人（少数）得到了发展的垄断权；而另一些人（多数）经常地为满足最迫切的需要而进行斗争，因而暂时（即在新的革命的生产力产生之前）失去了任何发展的可能性。”可见，在生产力尚未得到极大发展的历史阶段上，生存、享受和发展资料在全社会的分配状况，直接决定了个体需要的满足状况和幸福状况。
因此，一个科学的“幸福指数”指标体系应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个体或群体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占有方面及其影响幸福程度方面的差别。具体而言，在针对微观个体的“幸福指数”指标体系中，必须包含能够反映个人或家庭经济状况的指标，因为个体或家庭经济指标直接反映个体或家庭对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占有状况，决定个体或家庭的生活水平和发展状况。在中观和宏观层面的群体“幸福指数”指标体系中，既要有平均指标，以反映群体在某一方面的平均幸福水平，又要包括相对指标，尤其是关键领域的相对指标，以反映群体幸福状况在某些方面的社会差别。
第五，从幸福的实现范围来看，幸福可以分为个人幸福和社会幸福两类。个人幸福是指个体生活在某方面和某种程度上达到的满足状态，社会幸福是指社会成员平均普遍达到的满足状态。这两种幸福的表现必定是有差异的、多样化的，而不是无差别的、高度一致的。有些极端个人主义观点认为，个人幸福和社会幸福是截然对立的，要保证个人幸福就不能兼顾他人幸福、社会幸福，要实现社会大多数成员乃至全体成员的幸福，则必定在某种程度上有损个人幸福。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是对立统一的。恩格斯就曾说过：“个人的幸福和大家的幸福是不可分割的。”社会幸福是个人幸福存在的条件，离开了社会幸福，个人幸福就成了无源之水；同样，社会幸福的实现和增长也离不开个人对幸福的努力追求，不仅个体对幸福的追求是推动社会繁荣和进步的动力，而且个人幸福的实现本身也统一于社会幸福实现的过程之中。然而，由于个人幸福在水平、质量、性质、类别等方面的差别，个人幸福的简单集合并不直接等于社会幸福，尽管通过考察个人的幸福水平，的确有助于了解社会成员整体的幸福状况。所以说，个体层面和社会层面，或者换言之，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的考察都是有必要的。诚然，如果细分研究层次，还可以作城市“幸福指数”、区域“幸福指数”、群体“幸福指数”等中观层面的考察，本文在此暂不考虑。
当前，在“幸福指数”研究中，有些宏观层面的“幸福指数”是通过对个体“幸福指数”的微观整合而得出的，这种做法虽有一定合理性，但也不乏局限性。比如，测量结果受样本容量、抽样方法、被试个体特征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可能较大，以及难以完全反映国家或社会总体特征对个体幸福的影响。相比之下，通过有针对性地选取与研究对象、范围和目的相适应的、不同层次的指标，构建宏观层面的“幸福指数”指标体系，便有一定的优越性。比如，一些已纳入统计部门常规统计范围的宏观指标数据更加稳定可靠，科学选用这类宏观指标不仅能够提高指数的可信度，也能使指数的计算更加便利。此外，作为描述国家或社会总体特征的宏观指标，能够反映国家或社会为个人幸福的实现提供的资源和环境条件。还有一些宏观社会性指标是综合指数形式，如“人均生态环境指数”、“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数”等，这些指标包含的信息量更大，能够多侧面反映关于社会幸福的整体情况。还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微观层面的“幸福指数”指标体系，也应当包含若干相对宏观的指标。因为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其追求幸福的实践活动必须在社会中才能得到实现。社会为个人发展提供怎样的环境和条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个人幸福的实现。
三、个人或国民“幸福指数”指标体系的构建
对应“幸福指数”的研究层次，我们构建了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的指标体系。其中，微观层面的指标体系称为“个人或家庭“幸福指数”指标体系”，宏观层面的指标体系称为“社会或国民“幸福指数”指标体系”。
（一）个人或家庭“幸福指数”指标体系
个人或家庭幸福可以分为13个主要领域来考察：健康、寿命、教育、资产、收入、住房、环境、安全、家和、人和、闲暇、文娱、自我实现。其中，健康、寿命、教育反映个体的素质；资产、收入反映主体的经济状况；住房、环境、安全反映主体生活区域范围内的自然环境和公共安全环境；家和、人和反映主体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和谐程度；闲暇、文娱、自我实现主要反映主体广义文化精神需要的满足状况。
1．健康。考察个人或家庭成员健康与疾病的现状，包括一项指标：含本人在内的家庭成员中患有严重影响日常工作和生活的疾病或生理有重要缺陷的人数。
2．寿命。个人或家庭成员的生命长短。
3．教育。考察个人或家庭成员的文化教育水平，包括两项指标：受国民教育的年限、受其他专门教育或培训的年限。
4．资产。考察个人或家庭的经济基础，包括一项指标：家庭净资产。家庭净资产即家庭所有财产减去负债额，具体统计包含现金、金融资产（包括银行储蓄、股票、基金、债券等）与实物资产（包括各类耐用消费品和高档消费品、私人住房、汽车、游艇、飞机等），扣除尚未还贷或还债的部分。
5．收入。包括一项指标：个人或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即居民个人或家庭成员在支付个人所得税之后，所余下的全部实际现金收入（不包括借贷收入）。
6．住房。包括一项指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7．环境。主要从绿化、环境卫生、空气质量、饮水水质、噪杂音状态的五个指标，来考察居住地和工作场所周边的自然环境，以相同权数的百分比来衡量。
8．安全。考察个人或家庭成员对各类社会安全的满意度，包括七项指标：个人或家庭成员日常活动地域范围内的治安状况满意度、食品安全满意度、药品安全满意度、医疗安全满意度、交通安全满意度、消防安全满意度、政府灾害预防与救助工作满意度。
9．家和。考察家庭的和谐程度，包括一项指标：自评家庭关系满意度。
10．人和。考察除家庭关系之外的社会关系（可视不同人群选择同事关系、亲戚关系、邻居关系、朋友关系、同学关系等）和谐度，包括一项指标：自评人际关系满意度。
11．闲暇。可用个人或家庭每周闲暇小时数（扣除谋生时间、满足生理需要的时间、处理个人和家庭事务的时间）来衡量。
12．文娱。可用个人或家庭“文教娱乐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重”这项指标来衡量。
13．自价。考察个人或家庭成员高层次的精神需要，即符合社会规范的自我表现和自我价值实现的程度，用“自评自我价值实现程度”百分比指标来衡量。
（二）社会或国民“幸福指数”指标体系
该指标体系从国民寿命、国民教育、国民资产、国民产值、可支收入、分配结构、国民住房、国民就业、生态环境、公共安全、社会保障、性别平等、社会和谐、国民闲暇、文娱消费等领域选取了24项指标，对社会或国民幸福进行考察。其中，既包括了平均指标，反映国民幸福某一方面的平均水平，又包括了相对指标，反映国民幸福某一方面的社会差别。
1．国民寿命。包括两项指标：人均预期寿命、人均无重病寿命。其中人均无重病寿命这一指标用以反映国民健康生活的年限。
2．国民教育。包括三项指标：人均受教育年限、公共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具有高等教育学历者占总人口比例。
3．国民资产。可用人均国民财富总值指标来衡量。人均国民财富总值是国民人均享有的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经济资产和对国外净金融债权价值的总和。
4．国民产值。包括两项指标：一是人均国民生产福利总值。该指标的计算公式为：人均国民生产福利总值＝（现行GNP＋正内部性生产福利价值—负内部性生产福利价值—负外部性福利价值）／人口总数＝｛现行GNP＋（非正规性生产＋非市场性生产）—非法生产—［自然资源环境成本＋（政府决策失误成本＋政府腐败成本＋政府行政失效成本）＋（自然灾害损失成本＋人为事故损失成本＋违法犯罪成本）］｝／人口总数。二是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NP。该两项指标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反映生活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居民能够平均实际享受到的真实福利。
5．可支收入。可用国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乡居民在支付个人所得税之后所余下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包括借贷收入）来衡量。
6．分配结构。主要从家庭净资产和家庭收入两个方面来考察收入分配的社会差别，包括三项指标：10％最穷家庭与10％最富家庭的家庭净资产之比、1％最富家庭占全国家庭净资产的比重、10％最低收入家庭与10％最高收入家庭的年收入之比。
7．国民住房。全国城乡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8．国民就业。可用全社会劳动力人口就业率来衡量。劳动力人口泛指有劳动能力和就业要求的劳动适龄人口，未成年人、在校学生、退休和丧失劳动力的人不属于劳动力人口。此外，在就业率统计中，自愿性失业人口、隐蔽性失业人口以及因找工作无望而不得不放弃找工作的人口，均不能算作就业人口。
9．生态环境。可用生态环境状况指数。根据国家环保总局“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生态环境状况指数＝0．25×生物丰度指数＋0．2×植被覆盖指数＋0．2×水网密度指数＋0．2×土地退化指数＋0．15×环境质量指数。
10．公共安全。包括三项指标：全国年均非正常死亡人数（各类事故、灾害、自杀、他杀、战争等所导致）、每万人口受理案件数、全国人均各类犯罪案件数。
11．社会保障。包括一项指标：社会保障发展总指数。该指数由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社会保障中心设计，由养老保障指数、医疗保障指数、就业保障指数、贫困保障指数四项分指数加权计算得出，而每项分指数又由其下属的覆盖面指数、保障度指数、持续性指数、高效性指数加权计算得出。（褚福灵，）
12．性别平等。包括一项指标：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数。该指数由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办公室、国家统计局社科司合作研究课题组发布，由生命健康（0．2）、教育（0．2）、经济（0．2）、政治和决策参与（0．2）、家庭（0．1）、环境（0．1）六个分领域指数加权生成。（谭琳，）
13．社会和谐。包括两项指标：家和指数，即平均家庭和谐满意度指数，可以通过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家庭关系满意度问卷调查来收集相关数据；人和指数，即平均人际和谐满意度指数，一般可选择工作单位的人际和谐度，通过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人际关系满意度问卷调查来收集相关数据。
14．国民闲暇。可用全国人均每周闲暇小时数来衡量，即扣除谋生时间、满足生理需要的时间、处理个人和家庭事务的时间。
15．文娱消费。包括一项指标：城乡居民文教娱乐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比重。
最后需指出的是，本文设计的“幸福指数”（全称为“幸福和幸福感指数”）指标体系是以客观性指标为主，以主观性指标为辅，是幸福的客观状态与主观状态及幸福感的综合。因而，与中外已有的指标体系相比，更具科学性和可比较性。诚然，上述指标体系中某些指标数据的统计比较困难和复杂，但为了保证指标体系的科学性，仍有必要将这些重要指标列出，以便今后统计方法和统计制度去研究和实施。
程恩富刘伟：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理论解读与实践剖析本文基于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从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及其内涵出发，分析了实现共同富裕对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在对中外收入分配理论及贫富差距现实比较的基础上，阐述了共同富裕或贫富分化的衡量标准，澄清了关于缩小财富收入差距的若干理论观点；剖析了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差距及其根源，并提出了提升共同富裕的两条重要途径。
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消除与私有制相伴随的社会不平等，是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未来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科学论断。共同富裕目标的提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价值标准的根本确立。在邓小平理论中，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核心内容，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发展方向。从长远看，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在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全面贯彻与之相应的分配制度；从短期看，则要立足我国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通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调整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促进经济公平和提高劳动效率等政策，有效遏制城乡和地区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一、共同富裕思想的本质内涵和现实意义
1.作为社会主义价值标准的共同富裕
对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的具体内涵和历史意义的认识，涉及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
从理论层面来理解，共同富裕是从历史发展规律得出的科学结论，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定和发展目标。回顾和重温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思想可以看出，共同富裕首先是作为“两极分化”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中，马克思将资本积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动因和结果，批判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两极分化”的历史性质。他科学地指出:“资产阶级运动在其中进行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绝不是一致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出一种压迫的力量”①。这样的制度因财富积累和贫困积累的同时出现，最终会导致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陷入崩溃，因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通过消灭社会剥削赖以存在的私人财产占有制度，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少数人占有多数人的劳动成果这一历史现象。在-年的《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富有远见地提出，在新的社会制度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②。它将“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③。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从一开始就鲜明地将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富裕的理念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实践的指南。
从实践层面来理解，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实践的具体道路，是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凝聚力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选择。正如历史上任何一个新社会制度产生之初都面临旧社会遗留的残迹一样，社会主义制度在确立之初，同样需要选择与其制度内涵相一致的发展道路。我国在这方面经历了长期的艰难的摸索。基于当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的国情，早在年12月16日，我国就在《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概念。决议指出：“为着进一步地提高农业生产力，党在农村中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用明白易懂而为农民所能够接受的道理和办法去教育和促进农民群众逐步联合组织起来，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业能够由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以便逐步克服工业和农业这两个经济部门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并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④显然，通过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根本目的是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问题，这是对社会主义目标和手段有机统一的科学阐述。只有通过共同富裕式的发展道路，才能打破历史上因发展过程中不平等扩大导致的繁荣衰落交替和治乱循环，才能摆脱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困局和危机，才能凝聚全社会的力量加快提高生产力和生活质量。可以说，共同富裕不仅成为社会主义的价值标准，而且还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一个现实路径和制度优势的具体体现。
从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具体实践看，对共同富裕问题的全面阐述，主要应归功于邓小平同志。他在年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⑤应当说，社会主义本质的五句话是一个统一体，将共同富裕放在最后，并不是说共同富裕重要性就低于发展生产力。恰恰相反，在邓小平理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中，正是由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正是由于私有制剥削现象的消除和两极分化的遏制，才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年9月在回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提问时，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⑥。可见，邓小平同志在这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样是将“共同富裕”作为“两极分化”的对立面来阐述的。这一理论表述，阐明了改革开放条件下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判断标准和发展要求，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目的和手段的统一论。
2.作为社会主义实现路径的共同富裕及其争论
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价值标准和发展目标虽然在改革之初就得以确立，但对于这一目标如何实现，在改革的实践中却产生了不同的认识。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共同富裕，并不是“同时富裕”或者“同等富裕”。针对我国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的现状，邓小平同志在年的一次谈话中提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⑦他同时强调：“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⑧其实质就是要从实际出发，即从全国不同地区的特点和条件出发，正确处理不同群体、地区之间的发展关系。这一“先富带后富，从而达到共同富裕”的思想，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无疑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调动了各个层面的积极性，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然而，正如许多科学理论应用于实践时一样，邓小平同志关于“先富后富”的思想，在实践中也存在着被片面理解的危险。由此衍生的问题是：当前我国围绕共同富裕的争论，并不在于要不要实现共同富裕，而是应“怎样”和“从何时开始”着手实现共同富裕？
就前一个问题而言，核心的争论是所有制问题。关于邓小平“先富和后富”思想的一个典型误读，是将共同富裕与所有制问题相割裂，单纯从终极目标的意义上来理解，在实践中将“先富”和“后富”当作空间上相互独立的两个不同发展模式。如有人认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没有提到公有制，因而公有制为主体不再重要。但是，一旦离开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便不复存在，共同富裕这个目标就更无可能。同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各类生产要素同时进入市场，先富者和后富者也共同面对同一个市场，必然相互联系并产生利益差别，如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在资源利用上就处于不同的地位，单纯通过市场行为并不能自发地使后富者共同致富。实际上，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主要是针对当时解放生产力的要求而言的，即在经济普遍落后的情况下，让有一部分符合条件的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而当下的情况已经是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学部委员所指出的，30多年来我国贫富差距的扩大和两极分化趋势的形成，究其原因，所有制结构上和财产关系中的“公”降“私”升和化公为私、财富积累迅速集中于少数私人，才是最根本的。
就后一个问题而言，关于邓小平同志“先富和后富”思想的另一个典型误读，是将“先富”和后富当作时间上相分离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盲目照搬西方的所谓现代经济学理论，为财富和收入差距的拉大寻找借口。有些论著盲从所谓的“倒U曲线”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有利于公平分配的拐点。换言之，分配不公是经济发展较低阶段不可避免的现象，从而在制度设计和经济政策上，教条地认为“做大蛋糕”永远重于“分好蛋糕”，不承认分配对生产的巨大反作用和互动关系。这显然无益于落实关于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科学发展观，并在实践中成为“唯GDP论”的理论根源之一。其实，“倒U曲线”只是一种假说，并于20世纪90年代后受到西方学者大量实证分析的质疑，陷于破产的边缘。各国大量的理论研究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实践均已证明，蛋糕做大固然为分好蛋糕提供了有利因素，但好事有时也会变坏事，即如果不断做大蛋糕而在分蛋糕时又不断地扩大贫富差距，那么，有利因素便相反地被运用了。只有公平合理地分配蛋糕，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人的积极性，也有益于做大蛋糕。
客观地说，“富裕”这个词本身具有历史性，因而“共同富裕”在邓小平理论中同样具有现实的针对性。从当时的情况看，邓小平同志显然认为，我国经济发展到人均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共同富裕应当是能够实现的。但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观点，认为只有到那时，我国才摆脱“先富”的阶段而进入“共富”的阶段，这显然违背了邓小平同志的本意。这里有一条佐证，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提出过突出解决共同富裕的时间表：“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⑩事实说明，邓小平同志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在财富和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国情下，更需要重视和防范出现两极分化的危险。我们固然要看到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更要看到其必然性和紧迫性。刘国光学部委员说得好，当前不是什么“国富优先”转变为“民富优先”，而是应明确宣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已经完成任务，今后要把这一政策转变为“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完成“先富”向“共富”的过渡(11)。
二、共同富裕或贫富差距程度的衡量
谈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及其实现，不能回避围绕其衡量标准的讨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必然要求用科学社会主义的标准来看待和衡量。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看来，在未来的社会中，共同富裕指的是让“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12)。由于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是全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同时由于商品经济的消解而没有货币居间，从而共同富裕的体现形式是“福利”。显然，这里的“福利”应当理解为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共同富裕总是作为贫富分化的对立面出现的，对贫富分化的判断可以作为我们判断共同富裕的一个参照标准。社会贫富两极越分化，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就越低，反之，则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越高。目前，主要的衡量指标是财富分配指标和收入分配指标。两者的区别在于：财富指标不仅和收入相联系，还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程度密切联系。收入分配的恶化会加剧两极分化，不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但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和现实看，其两极分化主要不体现为一般收入分配的差距上，而主要体现在财富占有的差距上，并且财富差距通常还会直接拉大收入分配的差距。
如果用财富占有指标来衡量，资本主义国家的两极分化是惊人的。如：在各类金融资产财富上，美国最富有的10%家庭所占有的财富每一项都是余下90%美国家庭拥有同类资产的3倍至60倍。在商业资产上，1%最富有家庭拥有的资产额占全部商业资产额的62.4%，接下来的9%富有家庭拥有的资产额占全部商业资产额的30.9%，而余下90%家庭拥有的资产额仅占全部商业资产额的6.7%(13)。这个差距远远高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中国。当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年在分析当前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时指出：“美国上层1%的人现在每年拿走将近1/4的国民收入。以财富而不是收入来看，这塔尖的1%控制了40%的财富。他们人生的财运节节走高，25年前，这两个数字分别是12%和33%”。他认为，在不触动财产占有制度的情况下，先富带动后富的“滴漏型经济”可能是一个妄想！(14)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单纯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看，目前西方理论界普遍采用的指标是收入的基尼系数和家庭收入五等份分组指标(通常用20%最富的家庭收入和最穷20%的家庭的收入作比较)，部分地掩盖了真实的贫富分化情况，并不具备完全的科学性。譬如，采用了五等份的收入分组方法，将处于金字塔尖的1%极少数巨富人群划入收入较高的所谓20%群体中，实质上掩盖了垄断资本主导下的两极分化现实。如果联系到当前“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我们都是99%”的口号，我们就更可以看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所提出的“五等份收入分组方法”，确实是囿于阶级局限性的。
目前，我国在共同富裕或贫富差距上的现状大体如下。
(1)财富差距拉大较快。据统计，近几年我国财富分配失衡的程度要远远大于收入分配的失衡。财富向高收入人群的集中度正在以年均12.3%的速度增长，是全球平均增速的2倍(15)。年，我国百万美元以上的富豪人数已达67万户，居世界第三；资产超过十亿美元的富豪人数仅次于美国，名列全球第二(16)。据波士顿咨询公司报告称，年，中国百万美元的富翁家庭数量比前一年增加了16%，达到万个(美国减少了12.9万个，总数为万个)(17)。另据有关资料，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18)。
(2)收入差距已超过警戒点。尽管对我国的基尼系数有不同测算，但学术界一般认为我国已经达到了0.45—0.49，世界银行测算的数值为0.47，均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而按收入五等份分组法比值来衡量，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年，我国农村居民高低收入组的人均纯收入比值，尽管由年的8.0∶1降为7.5∶1，但仍处于高位，而城镇居民也维持在5.4∶1的高值。
应当说，这两个衡量标准都是采用西方国家的衡量标准，在实践中不能完全反映真实的贫富分化情况，但反映出的情况已是严峻的。另一个反映贫富差距的一个指标是，我国劳动者报酬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持续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比由53.42%下降到46.62%，同期，不同行业间的差距也日益扩大。这种个人努力与社会成果占有失衡、价值创造与社会贡献失衡的现象，成为我国实现共同富裕、建立和谐社会的一个重大挑战。
(3)城乡收入差距过大。有论著分析，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一直在扩大，由年的1.88∶1(以农村为1)演变为年的2.21∶1，年扩大到3.48∶1，年更进一步扩大到3.66∶1(19)。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城镇居民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城乡收入比也达到了3.23∶1，尽管低于前者的估计，但收入差距的拉大也是明显的。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比较的仅仅是每个年度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而不是从存量角度分析的财产差距。如果考虑到城乡居民财产占有量的差距，则城乡差距会更大：一则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可以转化为投资的资产，但对于农村居民来说，由于其收入水平低，大量收入只能用于生活、子女教育和医疗(20)等，导致其财富积累能力降低；二则因为目前大量统计的农村居民收入中，实际上包含了其在城市中打工的收入，在此收入水平基础上进行对比所得出的结果，也就不可能完全反映城乡经济发展的真实差距。
对当前城乡收入差距的问题，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有一种片面观点将城乡差别作为产生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根源，其理由是不充分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城乡差距在改革开放前就存在，而且那时差距也很大，但收入分配差距并没有过分扩大，更没有导致严重的贫富分化。对城乡差别的另一种解释，是将之归因于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但国内外不同时期的统计资料无法充分证明这一结论。深层次的原因，还是需要从所有制结构变动和经济发展主导因素来说明。可以说，民营化或中外私有化的快速发展、“重城市、轻农村”的非均衡发展等，是城乡收入差距的主因。
(4)地区收入差距值得重视。据统计资料，我国东、中、西部的人均收入比由年的1.37∶1.18∶1，扩大为年的2.42∶1.2∶1(21)。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比达到1.51∶1.01∶1，农民居民全年纯收入比1.88∶1.27∶1(22)。另有学者指出，年，东部地区人均GDP值是中部地区人均GDP的1.98倍，西部地区是中部地区人均GDP的77%。到年，东部地区人均GDP是中部地区人均GDP的1.74倍，西部地区是中部地区的80%，差距虽有所缩小，但仍然较大。地区差距的产生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地理因素、产业政策、资源状况等原因。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是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面对的新问题。
(5)行业收入差距过大。20世纪80年代，我国行业间工资收入差距一般保持在1.6—1.8倍左右。而到了年，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为金融业，其从业人员平均工资达元，而最低的农林牧渔业仅元，最高与最低之比为4.2∶1。如果按细分行业，最高和最低之比可达十几倍(23)。另有资料表明，在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中，占全部就业人员40.5%的制造业和建筑业年平均工资分别只有元、元，仅相当于金融业平均年工资元的1/3左右(24)。从行业差距的国际对比看，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资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收入最高和最低行业的差距已扩大到15倍。而此前一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一数据还仅为11倍。资料还表明，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年最高和最低行业的工资差距情况看，日本、英国、法国约为1.6—2倍，德国、加拿大、美国、韩国在2.3—3倍之间。相比之下，中国行业收入差距已跃居世界之首(25)。
三、提升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两条重要路径
当前的紧迫任务，就是要真正顺从民意而不作秀，真心落实邓小平同志强调的“突出地提出和解决两极分化问题”，以缩小财富和收入的过大差距为重点，使经济改革发展转入加快实现共同富裕的科学轨道。
(1)坚持“国民共进”，做强做优做大公有制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在于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制度。只有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巩固和发展，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广大人民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消除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制度障碍。改革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26)从宏观上来说，一方面要肯定私有制经济在一定范围内的存在对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积极意义，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既是防止财富差距过大的必要条件，也是贯彻落实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制度、遏制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重要前提。这是因为，相对于私有企业，公有经济中的职工工资水平一般相对较高，职工福利也更完善，这不仅能遏制财富占有方面的分化，而且也有助于普遍提高一般劳动者的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只有在公有制经济中，企业利润才能转化为全社会或集体所有的共同财富，使积累成为走向共同富裕的桥梁。现有的研究也表明，我国劳动收入增长和资本收益的增加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不一致性，并激化资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之间的矛盾(27)。并且，公有制和私有制经济间的竞争领域和形式正日益深化，包括：经济资源和市场占有、专业技术人才的竞争、假公济私的空间和便利，股份合资企业中私人资本排斥公有资本等各方面(28)。可见，公有制经济和非公经济间的矛盾是一种客观存在，做强做优做大公有企业不能无视这种矛盾。那种籍“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借口而主张所谓的“国退民进”、“全民分股”等做法，只能束缚并搞垮国有资产，在根本上与共同富裕道路是背道而驰的。
从微观上来说，按照公有制企业的内在要求进行科学管理，在保护劳动者权益基础上规范私营企业的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企业理论的发展与现代企业的实践也表明，现代社会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需要建立在强化职工、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地位的基础上，促进企业中利益主体的根本平等。因此，在经济改革与发展过程中，不能单纯地强调民营经济中的先富效应，更要重视公有经济中的共富机制。不仅要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也要特别鼓励、发展和做大城乡各类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实践证明，在联产承包基础上搞双层经营要特别重视集体层面的经营，积极发展农村真正的集体经济，是增强农村凝聚力和党组织号召力的关键，这不仅有利于解决农村经济走规模化、集约化和现代化之路，更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共同富裕。因此，要特别注重发挥农村集体经济在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差距上的作用。
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部分地区和部门过度的民营化政策，使私有经济大量发展，在市场化的名义下大量国有资产通过改制流向私有经济，矿产、土地资源等也大量为私营经济所占有，使我国成为世界上近数十年来贫富分化最快的国家之一。因此，要在进一步发展中外非公经济的同时，大力加强对其引导和管理，抑制其负效应，扩大其正效应。
(2)确立以民生建设为导向的发展模式，使政府的投入和政策向普惠型转变。民生事业进步本身就是社会富裕的直接体现，它可以使民众更多地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享受到发展的成果。同时，民生事业的建设可以通过社会福利覆盖面的广大，通过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有效缓解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社会群体、地区和部门行业等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的负面影响。实践证明，在生产力仍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发挥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力量干预和调控经济生活的优势，释放后富者的能量和创造力。因此，不仅需要重视初次分配领域存在的根源性问题，也要重视发挥政府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应有的调节作用。
确立民生导向的发展模式，在具体内容上主要应包括：大幅提高对民生建设的投入，完善就业政策，通过社会保障、住房保障、专项消费补贴、节假日补助、特殊费用减免等措施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加强对教育的投资、完善对不同行业收入水平的调控政策，以及加强对生态环境、畅通城市等方面的投入，不断满足城市居民的生存需要和发展需求，促进农村居民向城镇的有序流动等等。民生导向发展模式的侧重点，主要应立足扩大社会保障，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缩小群体、地区和行业等不同层面的财富和收入差距等方面。
程恩富：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取决于国际无产阶级有效联合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取决于当代无产阶级联合的水平和工作效率。这里只简要地谈一下与此相关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要实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讲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目前应加强以下6个形式或途径的工作。
1.全世界劳动阶级性质的左翼政党联合起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注意到，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已经定期召开年会，中共有时作为观察员出席。欧洲左翼党与欧洲议会左翼党联盟的成立，也是一个好的现象，今后应该进一步加强这种联合。虽然各国社会党、工党和社民党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但存在一个积极活动的社会党国际。那么，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和劳动党也可以新成立一个共产国际，吸取各种性质的政党国际工作的经验教训，以新的组织原则和思维方式开展工作。
2.全世界劳动阶级性质的左翼工会联合起来。目前世界上的两个国际工会联盟，领导权实际上掌握在具有社民党倾向的人手中，因而作用有限。那么，如何改变这一状况，有两个办法。一是各个国家共产党和真正的左翼工会要培养出高水平的工会活动家，逐渐担任这两个国际工会组织的主要领导，从而从其内部来改变其政策，更好地代表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权益。这也是最佳方案。二是从外部来改变，由各国共产党和左翼党领导的工会组织起来成立第三个国际工会，从而真正反对新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想和政策，纠正世界劳动者福利和收入增长相对缓慢或下降的局面。在葡萄牙，共产党和社民党就各有一个自己领导的独立工会。
3.全世界马克思主义和左翼性质的学会联合起来。现在国际上很多社会科学的学会基本上都不掌握在马克思主义和左翼学者的手中。但是在七年前，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同发达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正式发起成立了“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我们每年召开一次年会，有20多个国家的多位学者出席，并发表一个共识宣言。从年开始，出版了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的会刊《世界政治经济学评论》，每年颁发两个奖项：“21世纪世界政治经济学杰出成果奖”和“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今后，应当多成立这样的全球左翼学会联合会。
4.全世界马克思主义和左翼性质的媒体联合起来。我们创办了一个新的英文国际学术杂志《国际批判思想》，是一个全球马克思主义和左翼社会科学的杂志，而《世界政治经济学评论》是全球马克思主义和左翼经济学杂志。这两个杂志都是在英国出版的，并已成为在全球发行量约两千的电子刊物。今后，应该成立全球左翼杂志、报纸和网络的协会，加强交流和合作。
5.全世界马克思主义和左翼性质的论坛联合起来。我们应积极参加马克思主义的论坛，如《历史唯物主义》杂志在英国召开的大型国际研讨会、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国际马克思大会”、“纽约左翼社会主义论坛”等。同时，我们也要举办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会议。《国际批判思想》杂志举办过第一届国际论坛，以后每两三年举办一届。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去年联合举办了关于苏联剧变和解体20周年国际论坛，今年秋季还将联合召开国际会议。
6.全世界劳动阶级和左翼性质的运动联合起来。包括世界社会论坛和欧洲社会论坛所形成的国际运动，我们应高度 第二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和左翼人士至少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战略和策略问题。
第一，要加强左翼理论、战略和策略的互相交流，求大同存小异，减少不必要的争论。要吸取过去中苏论战的教训。中苏论战最后发展到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破裂，这过于偏激，实际上是弊大于利，直接导致帝国主义国家利用中苏论战来反对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当前，我们注意到近期希腊共产党与美国共产党之间的争论。我感到这两个共产党主要都是从本国的国情和党情出发来作出理论和政策选择，可以相互交换意见和保留并存，但要防止出现中苏论战的局面。最近几年，欧洲有些共产党也不赞成欧洲左翼党的理论和政策，这些都是可以温和地交流、改进或保留的。至于比利时工人党认为法国共产党领导层严重脱离马克思主义，而不邀请法共出席国际论坛，这是会议邀请方的权利，当然也应开展必要的内部理论探讨和商榷。印度、尼泊尔、俄罗斯、英国等国都有两、三个甚至更多的共产党和左翼党，在一般情况下应当以合作共存为主，而非相互争斗为主。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右翼政党，如英国保守党等，以及中右翼政党，如英国工党、社会党国际等，才是我们左翼力量的主要论战对象。
第二，要以马克思主义左翼为核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泛左翼力量，形成广泛的社会主义国际统一战线。例如，对待托洛茨基派的第四国际，也要以团结和联合为主。他们的新纲领强调用托洛茨基的话来评价苏联，说苏联是“畸形的工人国家”，似乎承认它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只不过民主很不够，甚至于犯了严重错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是惋惜和痛心的，而不应是幸灾乐祸的。日本共产党认为“苏联霸权主义”国家垮台是非常好的事，说苏联本来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向日共领导人表示过，他们这样评价过于偏激，尤其是在西方国家持续妖魔化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下。上一世纪对人类历史和文明进步起负面影响的人要排序的话，一是德国希特勒，二是苏联戈尔巴乔夫，三是日本裕仁天皇。从某种意义上讲，戈尔巴乔夫比希特勒对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负面作用还要大。去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长篇文章，分析苏联剧变的三大主要原因，而且把20年来国际上所有认为苏联垮台的主要原因做了全面的评析，认为它们大多数观点是片面或错误的。其中包括：日本共产党认为苏联本来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垮了最好；我的朋友、莫斯科大学经济系布兹加林教授的“斯大林体制必然导致资本主义论”，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科茨教授的“改革失控论”。科茨认为，戈尔巴乔夫是由于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革，但慢慢失控了，所以导致了苏东国家剧变。很多善良的人还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个好人，只不过他掌权以后，他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但最后没有坚持住，这是一个善意的天真说法。赫鲁晓夫是一个比较鲁莽的、水平比较低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戈尔巴乔夫则是共产党内典型的持社民党观点的人。查韦斯和萨米尔·阿明都主张建立“第五国际”。
第三，要在工会、学校等各界单位中积极发展左翼团队，与公开的、秘密的或潜在的左翼人士建立联系。当下各国资产阶级仍然经常采用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全球共济会这类半秘密或秘密的组织及其公开或秘密的工作方式，去实现在全球反人类和反共产主义的活动和目标。左翼必须破除传统僵化和教条主义的思想，采取合法和合理的多种工作方式，使各界工会摆脱社会党国际等的不良影响，更多地支持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各国共产党的经验表明，如果在学校、尤其在大学里没有教师是共产党员的话，该国青年人中党员和左翼的人数便不可能较多。
第四，要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成立和发展各国和世界性的马克思主义学会，主办报刊、网站和出版社等多种媒体，并应在高校和社会上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和社会性的公开讲坛。除了共产党直接主办媒体以外，要以非政府组织和非盈利性组织的名义，主办各种学术的或大众的媒体。英国共产党只有约两千名党员，但其所属的《晨星日报》发行量有两万份，这说明积极发展大众化的媒体是可能的。比利时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只有10位专职研究人员，但他们主办杂志等工作颇有成效和影响。
第五，要在各种左翼运动中物色、提拔坚定的、具有创新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和左翼人士，使其掌握关键的领导权。我赞成印共马）主席去年回答本人提问时的提法，他强调印共（马）与印共的分歧之一，是关于民主革命阶段的领导权要不要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列宁曾经与孟什维克有过争论，写过《两种策略》一文，这是“十月革命”成功的一个重要前提。中共在二、三十年代，毛泽东等人和陈独秀、王明的争论，实际上都涉及要不要重视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苏共垮台的重要的组织原因，就是他们提拔了一大批反马克思主义的干部。
第六，要以公开或隐蔽等多种方式积极地影响、参与和引导国内外左翼运动和进步运动。这里的关键就是要参与和引导，否则这些运动可能不能真正成为持久的、进步的运动。要使“占领华尔街”这样的国际运动能够在各国广泛持久发展下去，就需要马克思主义学者、共产党员、左翼人士积极参与并成为中坚力量，而不是坐失良机。英国托派积极参与是有道理的，而英国共产党不参与是难以理解的。
第七，只要不违反现行法律，共产党等有关左翼组织应当积极创办和壮大盈利性企业，以便为各项活动直接或间接地提供经费支持。日本共产党等均自办企业，因为仅仅依赖党费，是难以开展很多必要活动的。伦敦马克思纪念图书馆也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募捐。同时，像德国社民党基金会管理的特里尔马克思故居（博物馆）那样，制作各种供销售的纪念性和广告性商品，以扩大图书馆的规模和影响。
第八，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要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局为重，冷静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各种矛盾和争端。目前共产党长期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只剩五个了。中国和越南关系应从大局出发，越南不应采取联合美国等反对中国的战略和策略，以防止资本主义国家挑拨离间，须双方采取互相妥协的一揽子方案处理南海岛屿争端。对于朝鲜，我们没有必要去批评其继续实行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因为多样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可以继续试验和互相借鉴。
第九，要加大宣传各国的左翼实践典型，让人民群众从典型中领悟左翼的价值观和进步性。这里讲三个案例。（1）日本的“山岸村”。它在七个国家有这样的共产主义集体经济组织，日本有几千人工作和生活在其中。它没有宗教色彩，也没有宣称与社会主义思想等有关，但这不影响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经济组织的实质。日本共产党应当团结他们，而不是满足于误解。（2）西班牙的“孟德拉贡”。我去年3月份去参观过这个合作集团公司。这是实际上管理和发展最好的合作经济性质的企业集团或跨国公司。如果马克思活着，肯定会大力赞扬它，因为《资本论》中就称赞合作社是对资本主义的“积极扬弃”，而私有化股份制只是“消极扬弃”。（3）白俄罗斯模式。要
来源:《国外社会科学》
程恩富丁军：苏联剧变和解体深层次主要原因的系统分析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在过去的20年里，中外各界对苏联剧变和解体的原因进行了大量的探讨，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在众多原因何者为主要原因的问题上，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知识界也没有达成共识。今年正值苏联剧变和解体20周年，苏共走下执政舞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果业已展示其全貌，很有必要重新审视和客观剖析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这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各国马克思主义者从事现实社会主义运动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特别是对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建设和巩固其执政地位尤为重要。
一、苏联剧变和解体的三大主要原因
关于苏联剧变和解体的原因，在大量的外文资料和研究成果中，我们主要筛选了四类：一是原苏共领导人的反省；二是独联体国家共产党和左翼力量的剖析；三是独联体国家学者的分析；四是西方国家和中国学者的研究。笔者认为，苏联剧变、解体和苏共丧失执政地位，既有思想原因，又有组织原因，致命的政治性根本原因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
（一）思想原因：过度否定斯大林和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引发了长期思想混乱，而僵化的思想理论和传统宣传教育体制和机制又难以及时有效地予以消除。
首先，赫鲁晓夫过度否定斯大林所引发的思想混乱。“苏共二十大给苏维埃带来不能恢复元气的打击。这是破坏苏联国家合法性的第一步。”[1]“先前苏联官方千方百计使斯大林的思想和政策具有魅力，而苏共二十大以后，又尽可能地谴责、揭发斯大林。转变太大，引起人们思想的混乱。苏共二十大实际上引起社会思想的分裂，分成两个阵营：斯大林主义者和反斯大林主义者。”[2]其中怀疑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群体，逐渐成为以后几十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干部的骨干，迎合和支持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民主化”和“公开性”原则。戈尔巴乔夫也承认赫鲁晓夫过度否定斯大林对他本人思想信仰的震撼。年苏共二十大召开50周年之际，戈尔巴乔夫接受《俄罗斯报》记者采访时说，苏共二十大决议的确对我产生很大震动，要知道当时我还是青年人。年刚刚大学毕业的我来到了塔夫罗波尔市，在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检察院实习7天以后，上级让我领导共青团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员会的宣传部工作。年2月便召开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曾经是坚定的共产党员，可以说是祖传的。我在10年级就入了党，当时甚至写过作文高度赞美斯大林。年下发赫鲁晓夫报告的红皮书下达在党员中传达其精神的指令以后，我们需要到每一个区委会解释，说明那些远远超出我们理解范围的惊魂动魄的事实。[3]有俄罗斯人总结道：“赫鲁晓夫破坏了国家精神的支柱，勃列日涅夫没有对其进行修复，仅仅是用红色颜料封上裂痕，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裂痕上挖出窟窿，使大厦最终坍塌。”[4]
其次，西方和平演变所引发的思想混乱。冷战时期，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针对苏联展开了全方位的心理战。截止年，美国中央情报局以各种方式参与出版关于苏联的书籍多种。有不少诋毁斯大林的书籍，美国人很高兴赫鲁晓夫开了否定斯大林的先例。利用书刊宣传反苏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国内也积极进行过。在美国的宣传下，有人把苏联称为“邪恶帝国”，视它为一个庞大的集中营，在那里人们因为一点小小的问题或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就会被赶到古拉格群岛上生活。[5]电影成为美国人更鲜活的宣传手段，催生出一个超高科技的、超级智能化的美国，同时潜在地形成了“落后的、原始的”俄罗斯形象。宣布保护人权是自己外交政策核心要素的美国卡特政府执政以后，“同共产主义斗争”的战略包括了支持苏联和东欧国家为人权而展开斗争的思想。美国曾在苏联周围建立了60多个电台，用苏联各民族语言全天候对苏广播，歪曲和丑化苏联党和国家的历史，歪曲和丑化斯大林，美化西方“人权、自由、民主”价值观。苏联那些多年来在西方“声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亲西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认为，美国和西方国家的“道德和政治”高于苏联。苏联领导人所有的外交活动，都被解释成“极权主义的”苏联同“自由的”西方的对抗。国家利益、国家的完整性、民族尊严、爱国责任等概念在自由主义者那里，都被当成是共产主义和大国主义思想的本质属性。[6]有误宣传的积淀发挥了作用。到80年代中期，尤其在年轻人中间，从前的自由、善良、平等、真诚、互助的思想被扭曲和嘲笑，代之以色情、暴力、贬低自己和崇拜西方的文化。那些没有失去自我监督，依然忠诚于道德和诚信，忠诚于社会主义理想的人或者被边缘化，或者被公开嘲笑，进而被称为“改革的敌人”、“极权主义残余”等等。[7]仰慕西方逐步转化为一种潮流，冲击和干扰着苏联人的独立思考，俄罗斯和苏联文化被认为是“不值一提的”、“落后的”。苏联历史被称为“极权主义的历史”。因此，年12月11日，现任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就“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原因”回答网友提问时强调：“国内的‘第五纵队’[8]在苏联解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在各级甚至是最高领导机构中活动。”[9]诚然，“第五纵队”得逞、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发挥作用的前提是苏共党内的思想混乱。
简言之，在苏联党内外的思想理论较为僵化、宣传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显然缺乏民主性和有效性的情况下，赫鲁晓夫过度否定斯大林和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引发了长期思想混乱，从而成为苏联剧变和解体的重要思想理论基础或先导性思想原因。
（二）组织原因：苏共逐步提拔和重用了大批非马克思主义干部，而存在严重弊端的组织体制和机制又难以及时有效地予以消除。
第一，苏共领导集团成员选拔任用的非民主性和非公正性。列宁曾经指出，现在国家的主人是工人和农民，国家应该广泛、有序、系统、透明地选拔最优秀的、特殊的人才作为国家或地方的管理者、组织者和经济建设的参与者、领导者。斯大林选拔各级管理者的原则里缺乏公开化。保密性成为官阶等级名录制的鲜明特征和重要原则，特别是年以后任命官员名单一直处于严格保密。官阶等级名录使这一垄断特权阶层逐步强化了自身的地位并使其合法化，它把自己同社会和人民隔离开来，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党内民主原则，遮盖了普通共产党员和社会监督的视线。[10]官阶等级名录制培养出来的这类机关干部，视党的代表大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工会代表大会等仅仅为大型活动，会议上的各种讨论和争论均被认为是不必要的，甚至是有害的，阻碍了党的事业。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得到领导指令和对上级个人的忠诚。许多干部为了追求领导地位而不择手段、不惜代价。
第二，非马克思主义干部逐渐进入苏共领导岗位。一些俄罗斯学者将苏共执政时期的社会精英划分为四代。第一代被称为“列宁的近卫军”，对于他们而言，世界革命思想是优先的、重要的。第二代是斯大林主义者，是斯大林社会主义意愿的守纪律的执行者。第三代是党内官僚的杰出代表，赫鲁晓夫特别是勃列日涅夫成为他们的领袖。第四代即最后一代苏联“社会精英”，完全是成份驳杂的一代。[11]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新推荐的领导人中大多数是从30年代中走过来的“机械行事的”一代，即命令的执行者，已经不习惯于承担责任和作出独立的决定。“环境扭曲了苏共干部的行为准则，两面派、言行不一、阴谋诡计似乎成为了生存条件。被推荐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位并不是由于自己的革命功勋或具备领袖才干，而首先是遵守着干部阶梯的爬行规则，精力充沛地爬到政权的顶峰。”[12]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是苏共官阶等级名录任命官员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但有舆论将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称为“领导互相包庇”的时期和“特权腐败猖獗”时期。
俄罗斯社会主义学者协会主席B.C.舍韦卢哈总结性地强调，苏共中央在干部工作中的错误削弱了党，最终导致苏联毁灭。让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爬上最高领导岗位，是苏共中央干部政策最大的错误。[13]正如曼德尔所指出的那样，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苏共领导集团，“窃取权力的过程是以干部的逆向选择机制为媒介的。”[14]
简言之，戈尔巴乔夫当上党的第一把手以后，大肆利用苏联上述非民主化和非正常化的传统高度集权的组织体制的弊端，在短短几年之内便以干部年轻化和改革为名，大规模撤换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原有党政军主要领导，突击提拔和重用了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或立场模糊的干部，从而为政治上的“改向”奠定了组织和干部这一重要基础。
（三）政治原因：苏共领导集团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而高度集权和缺乏约束的传统政治体制和机制又难以及时有效地予以消除。
一是主动背弃苏联社会主义。年5月18日俄罗斯《独立报》刊登了一则采访原苏共领导人之一利加乔夫的消息。当记者问已经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了，您认为应该如何认识苏联的改革时，这位一直同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作斗争的利加乔夫回答说，在80年代的改革中有两种立场和倾向。第一种是我坚决拥护的，并为之奋斗的。这是社会主义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革新，而不是对苏维埃制度的拆毁。第二种是戈尔巴乔夫及其同盟者的立场。他们为自己背叛社会主义、党和人民，精心思考了如下解释。他们说，苏维埃制度完成了许多事情，所有人都知道，它是带着光辉的篇章走进历史的。但是它不能够改革和完善。应该打碎它，用资本主义制度取代。[15]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文献中也有与上述相似的描述：“80年代下半叶，苏联社会中的列宁主义者渴望解决已经成熟表现的社会问题，抑制社会中积聚起来的负面倾向，使其迈入新的境地。但这样的愿望被社会主义的叛徒以欺骗的手段加以利用了。另一些人假惺惺地喊着‘更多民主，更多社会主义!’的口号，但实际上却干着消灭它们的勾当……。削弱国家的作用，人为制造物资‘短缺’，引发了民众的抗议，大众传媒工具被有意地交给了持资产阶级观点的代表手中。他们使用心理战的方法，向群众灌输大量恶意中伤苏联及其历史的信息，对反苏维埃政权和联盟国家统一的势力听之任之”。[16]
白俄罗斯共产党纲领则更是直言指出：“落入诽谤和挑拨者手中的大众传媒工具，对社会主义和苏联历史大肆污蔑，为反对苏维埃政权及联盟国家的力量开辟道路，于是年8～12月实现了反革命的国家政变”。[17]
年3月17日，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试图放弃共产党执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并解体苏联，因而举行是否解体苏联的全民公决。全苏有权参加公决的公民为人，参加投票的人，占80.0%。其中同意保留苏联的人，占76.4%，不同意的人，占21.7%，投无效票的人，占1.9%。此前尽管反苏联、反社会主义的宣传已经甚嚣尘上，但参加公决的大部分公民依然认为必须保留苏联。[18]作为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主要人物之一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于年12月8日同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领导人签署了别洛韦日协议[19]即《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宣布“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实体已经终止存在”。整整20年过去了，年3月2日，即戈尔巴乔夫80岁生日那天，俄罗斯新闻社有消息说，据全俄民意研究中心调查显示，42%的俄罗斯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是导致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
二是有意背弃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不少研究者认为，民主德国的命运及整个德国问题被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以最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式解决的，从中可窥见戈尔巴乔夫诋毁社会主义的决心。而美国总统布什早已察觉到戈尔巴乔夫的意图，在年底就对美国驻苏联大使沃尔特强调，决定性的时刻到来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地图上要包括民主共和国。美国如愿以偿，统一后的德国立刻加入了北约。美国记者沃尔什就此写道：“年6月，戈尔巴乔夫访问美国。在布什总统办公室，两位总统的顾问和外国使馆首脑出席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似乎很随便地声明，如果德国人民愿意的话，他同意承认统一后的德国成为北约成员国。参加会议的人们都被惊呆了”，“布什甚至请戈尔巴乔夫重复一遍他所说过的话。”[20]最令俄罗斯人不能容忍的是，戈尔巴乔夫用简单的点头不仅表示了同意，而且在事实上明确废止了作为苏联卫国战争胜利体现的《波茨坦协定》规定的结果。
就戈尔巴乔夫对民主德国的命运问题的处理，前苏联克格勃主席、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苏联国家紧急委员会成员克留奇科夫证实：年末戈尔巴乔夫同美国新任总统布什在在马耳他岛会晤，在那里戈尔巴乔夫“抵押”了民主德国，对乔治?布什表现得十分殷勤，并且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声明，即苏联准备不把美国看作是自己的主要对手。也就是说，他在美国面前放弃了自己的军事和政治立场，却没有得到任何回报。年春天在高加索地区会见德国总理科尔时，戈尔巴乔夫宣布莫斯科不反对德国统一。对于科尔来说，类似的声明是他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以至于他请翻译再重复一次戈尔巴乔夫所说的话。当翻译再说了一遍之后，科尔甚至一度茫然，但很快他就对戈尔巴乔夫表示感谢，并把这个始料未及的消息带回了波恩。[21]
简言之，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领导集团利用高度集权和缺乏约束的传统政治体制机制，主动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苏联（包括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和解体致命性的政治根源和直接原因。顺便指出，以为这样客观揭示和总结是偏离历史唯物主义的指责并不成立，因为具有辩证性的历史唯物论强调人民群众属于决定和推动历史的最终力量和根本作用，绝不会否定关键人物、领袖及其领导集团在某一具体历史事件和时点上的决定性作用或力量。
综上所述，基于高度集权和僵化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和模式，在苏联剧变和解体的三大主要原因或根本原因中，长期的思想理论混乱是基础性原因，长期的组织政策失误是关键性原因，而实行“改革新思维”的政治上背叛是直接的致命性原因和首要原因。三大主要原因涉及思想与政治、理论与实践、领袖与群众、个人与集团、制度与政策、统一与解体、改革与“改向”、长期与短期、内因与外因、政治与经济等关系及其正负效应，其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是苏联剧变和解体。而其他原因即使客观存在，也是排在三大原因之后或是局部的原因。[22]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最重要的教训是：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结果使得已经相当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酿成了制度剧变、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23]
二、评析关于苏联剧变和解体的其他五种“主要原因论”
苏联剧变和解体以后的20年来，国内外对苏联剧变和解体的原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然而，始终存在某些片面的或有误的所谓主要原因论或根源论，下面对此进行概括和简评。
（一）传统模式必然论
第一个问题：传统的斯大林模式必然导致苏联剧变和解体吗？早在苏联解体十年之际，国内就有学者撰文写道：“我早在年8月,当波兰等六个东欧国家发生剧变后就提出,这些国家剧变的根本原因是体制问题，就是说，斯大林模式弊病太多，历次改革又遭失败，从而到后来，这种体制走入死胡同，失去了动力机制。后来，我一直从体制这个角度研究苏联剧变原因。”[24]此学者在《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一书又重申“苏联剧变的根本性原因是体制问题，就是说苏联传统的体制弊病太多，已走入了死胡同，失去了动力机制”。[25]《苏联剧变新探》一书也明确写道：“本书新观点在于：具有70年历史的斯大林模式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26]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莫斯科大学А.В.布兹加林教授提出苏联社会主义是“突变社会主义”的观点，认为这种“突变体”存在极大的矛盾：“一极是恶性膨胀的官僚主义，另一极是具有能够回应新问题挑战潜力的社会主义因素。但后者慢慢地被官僚制度所压制。”[27]他强调“突变社会主义”内部矛盾激化是造成苏联解体的原因，斯大林模式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而且是必然解体。[28]
在我们看来，斯大林模式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其基本特征和内涵表现为：思想文化上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政治上是共产党执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经济上是公有化、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体制。这一根本制度模式比一切资本主义根本制度模式要先进和优越，因而取得了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上的重大成就，改变了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制度一统世界的格局。不过，它排斥思想文化领域的多样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和经济领域的市场化，因而存在严重弊端，出现重大失误。尽管这些弊端和错误比历史上和现实中的资本主义模式要小，但仍然必须认真反思、深刻批判和全面改革。
关键在于，斯大林模式或改良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是否必然导致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众所周知，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斯大林模式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主义逐渐演化为三种道路：一是以中国和越南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全面改革开放的道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体制；二是以古巴、老挝和朝鲜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适当改良的道路，逐渐增加市场机制和民主机制；三是以苏联和大多数东欧国家为代表的全面资本主义改向的道路，实行经济政治文化上的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倘若说斯大林模式必然崩溃或失败，那就等于说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传统社会主义国家都必然崩溃和失败。显然，这种貌似有理的“传统模式必然论”既经不起逻辑分析，更经不起当今现实的验证。要区别斯大林模式演变的必然性与或然性。或然性是或许可能，是有可能而不一定，斯大林模式要经过前述三大主要原因的形成这一中间环节，才肯定（或另一种含义的“必然”）导向资本主义，否则只是演变或选择的可能性之一。
据俄罗斯科学研究院综合社会研究所在、、年曾作了几次调查也可验证以上结论。占被调查者66.5%、63.2%、57.6%的俄罗斯人均认为苏联解体是可以防止的，赞同“苏联解体是不可避免的”观点的人仅仅占20.3%、25.4%和30.0%。[29]年12月俄罗斯“全俄民意调查中心”对俄罗斯46个州、边疆区和共和国的个居民点进行了民意调查，57%的人则认为，苏联解体本来是可以避免的，[30]就是说多数俄罗斯人并不同意“当时的苏联社会制度必然灭亡”的观点。这一点甚至连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是认可的。年，戈尔巴乔夫在75岁生日时，有人问他：“如果不搞当初的改革，你现在干什么？”戈尔巴乔夫回答说：“如果我身体还行的话，仍在当苏共中央总书记。因为在我执政的时期，社会体制也还是足够稳固的。”[31]的确，被戈氏等所谓“改革派”亲手葬送掉的社会主义体制，并不需要为错误改革的路线负责。而一个足够稳固且人民大众并不期望解体的体制在短短数年间突然崩溃，中间的教训也不能不引起后人们深思！
第二个问题：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必然导致苏联剧变和解体吗？应当确认，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是有利有弊的，正如当代西方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在《经济学》教科书中解释“为什么要学习苏联经济”时指出：“同它的早期批评家所相信的东西相反，苏联经济迅速地增长，扩大了它的影响并且赢得了许多盟友。它成功地把自己从一个军事上的弱国，弱到年向德国乞求休战，变成了一个令整个世界感到害怕的超级大国。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也许最有意义的教训是，命令经济是可以发挥机能的。命令是这样组织经济的，即国家拥有生产手段，利润不是主要的动力，而且主要决策是由行政上作出的──这种命令经济可以在很长的时期内运行良好。”[32]事实上，即使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国际环境有利于私有制大国的条件下，苏联的发展业绩和效率也超过了绝大多数西方国家。苏联从～年，只用15年的时间走完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用50～年走过的路程。年，俄国工业产值在欧洲居第四位，在世界居第五位。到年，苏联的工业产值已超过英、法、德三国，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二次大战后的恢复工作，步伐也很快。～年，苏联经济每年平均递增6.1%，超过了所有西方国家。社会生产总值增长1.46倍，工业产量占世界的1/5，有20多种主要工业品的产量均超过美国居世界领先地位。到了戈尔巴乔夫上台的80年代中期，苏联综合国力大大超过德、法、英、日等发达或不发达的私有制国家，成为与美国日益接近的世界第二号经济和科技强国。[33]在苏维埃政权存在的70年里，苏联工业发展速度是世界其他工业化国家发展速度的6倍。由于国民经济总量和基数越来越大等缘故，因而从70年代中期开始，发展速度开始持续下降，但即使是这样，依然高于资本主义国家。例如，在～年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增长20%，同期美国为14%，法国和意大利为8%。[34]可是，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却总是把这一时期说得一无是处。
统计资料表明，是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的一系列背弃社会主义的政策，才导致苏联解体前的经济负增长和经济社会危机。以国民收入为例，在戈氏执政之前的5年（—年）增长17%，年均增长率为3.4%，而—年间仅增长6.8%，平均增长率仅为1.3%。其中，年首次出现了负增长，即下降4%，年又下降近15%。又如国民生产总值，—年间增长19.5%，年均增长率为3.9%。而—年间仅增长13.2%，年均增长率下降为2.6%，年下降2%，年下降幅度高达17%。再看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由—年间的3.1%下降到了—年的2.7%，年出现-3%，年为-10%以上。可以说，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经济衰退幅度之大，在苏联历史上是创纪录的。[35]
除此以外，即使按照西方比较经济体制学的说法，市场资本主义、计划资本主义、计划社会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这四种典型的体制，也都是各有利弊的，其互相转换取决于决策者的选择和主导思想。如果说计划经济体制或计划社会主义必然导致失败和走上市场资本主义道路，那么，又怎样解释中国和越南先后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呢？
（二）戈氏改革失控论
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科茨教授在《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一书中认为，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的公开性原则、经济改革和政治民主化，出其意料地引起苏联亲资本主义联盟兴起，出现了反对派运动，最终使苏联放弃社会主义信念，转向了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这种公开性将允许人们公开地讨论他所呼吁的改革实施起来将多么富有的前景。他希望以此动员社会力量，克服对重大变革的本能反抗。然而，一旦市民社会在公开性的刺激下崭露头角，苏联领导层就会失去对讨论的完全控制权。”[36]“政治制度的彻底民主化，却可能大大削弱领导者手中的权力，甚至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真正的民主化，可能会使权力从戈尔巴乔夫及其幕僚手中转移到其他一些持不同政见的集团手中。”[37]“然而，民主化的改革，却使得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权力越来越弱，使得他无法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革进程，虽然这种状况在一开始并不明显。”[38]
我们认为，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戈尔巴乔夫及其右翼集团，要通过政治民主化和公开化、经济市场化、意识形态宽松化来完善社会主义，而是本质上就属于“持不同政见者”的戈尔巴乔夫及其右翼集团，要通过资产阶级的所谓人道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来颠覆带有缺陷的苏共执政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改向为资本主义，并带动整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起转向资本主义道路。
事实表明，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逐步形成了以戈氏为中心包括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梅德韦杰夫在内的右翼集团，他们主导了政治局。戈尔巴乔夫一开始加以伪装，后来时机成熟则对多党制表示认可，随后在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正式提出了修改宪法第6条的决议，取消苏共对国家政权的法定领导地位。在苏共二十八大上，戈尔巴乔夫声明，苏共将起着议会党的作用。这一切，并非出其意料地“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使得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权力越来越弱，使得他无法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革进程”，而是有蓄谋的背叛。因此，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在《大动荡的十年》中分析说：戈尔巴乔夫“此人身上同时还有一种魔鬼般喜欢背叛的特性。”“他不仅背叛我们和全国人民据以追随他、信赖他的理想，他还一次次奸诈狡猾地把与他志同道合的人都出卖掉了。”“总书记在他整个的历史时期内，都是为了消灭党，消灭国家，并把那些反对这种目的和行为的活动家们一个个罢免掉。”“可以原谅错误，但不能饶恕蓄谋的背叛”。他在谈到戈氏和叶利钦的历史责任时指出：“戈尔巴乔夫把国家引向资本主义，而叶利钦、盖达尔及其一伙则把国家引到了资本主义，而且是野蛮的资本主义。”“这就是两个领袖——改革领袖戈尔巴乔夫和后改革领袖叶利钦的主要的背叛。”他的看法和态度是：“可以原谅错误，但不能饶恕蓄谋的背叛。”曾任戈尔巴乔夫秘书、后任苏共中央书记的博尔金在《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指出：“无论是世界大战、革命，还是两大阵营的军事、经济对抗，都没能摧毁和肢解这个伟大的国家。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是被反对派搞垮的。”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年两次就戈尔巴乔夫评价进行了民意调查，赞成“戈尔巴乔夫的执政对人民造成更大的危害”的人分别占56％和51％，认为“他对人民带来更多利益”的人仅仅占14％和11％。[39]
俄罗斯、乌克兰等独联体国家的共产党也普遍认同“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上层领导集团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苏联解体和苏共失去执政地位直接和主要原因”的观点。俄共领袖久加诺夫在很多场合都讲过，伟大的国家、强大的组织不是葬送在胜利者手中，而是由于内部的叛变。乌克兰共产党在纲领性文献中则这样写道：“一些无原则立场的、口是心非的人，甚至是敌对分子，担任了极其重要的职务，其中包括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党中央总书记职务。对苏联命运而言非常重要的时刻，有封号的‘上级任命官员’背叛了党，跑到社会主义最凶恶的敌人的阵营中，没有战火就将国家交给了凶残的、罪恶的资本主义，将人民大众抛入了贫困与痛苦之中。”[40]
另外，年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大学发表演讲时，毫不掩饰地坦白自己早已树立的埋葬社会主义和苏联共产党的决心：“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共产主义。为了这个目的，我利用了自己在党和国家中的地位。正是因此，我的妻子一直鼓励我不断占据国家中更高的地位。当我认识了西方，我的决定就成为不可更改的了。为此我需要消除苏共和苏联的整个领导......”。[[41]由于此话过于露白，戈尔巴乔夫又试图否定已说过，但至今也不敢公布其讲话的全文来予以证明。不过，戈氏在年8月就苏联解体20周年回答英国《卫报》关于他本人行为的意义时再次声称：“它引导了冷战的结束，推动了新的世界秩序的产生，而且归根到底，它引出了一个使国家从极权向民主过渡的渐进过程。”[42]这便又一次证明，戈氏与西方敌对势力一样，一向是把传统社会主义苏联视为要根除的“极权”国家。
对此，雷日科夫在回忆录中直言不讳地指出：“要想看透一个人的内心，了解他的真实意图是很难的。但要说戈尔巴乔夫早就怀有消灭为他开拓了生活美好前景的共产党，消灭培养他成长的社会主义之心，那是绝对不会有错的。在年以后，他自己就说过这样的话。”[43]戈尔巴乔夫说，“自他懂事以来，就一直梦想着要把共产主义埋葬”。[44]俄罗斯许多研究戈尔巴乔夫的资料中都提及，戈尔巴乔夫从年轻时起就怀疑和痛恨苏维埃政权，并将从金字塔的顶端摧毁这个系统作为自己不断向上爬的动力。
（三）人民群众抛弃论
有的论著认为，苏共“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相当部分共产党员包括党的领导干部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甚至以权谋私，共产党不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而是成了少数特权阶层特殊利益的忠实代表，社会主义事业失去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支持和拥护。”[45]苏联共产党被它一直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所抛弃，是导致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决定性因素。[46]
我们认为，尽管执政的苏联共产党有缺乏民主化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不良弊端，有严重官僚主义和以权谋私的现象，以及其他失误，但总体上还是代表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苏共不是被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抛弃的，而是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领导集团及其追随者一步步抛弃的。在自戈尔巴乔夫执政至苏联解体，不少高层领导、普通党员干部和群众都进行过程度不同的多种形式的反对，但均被压制、打击、围剿和镇压下去了。比如，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列宁格勒工学院女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一封读者来信，题为《我不能放弃原则》。信中尖锐地指出了当时舆论界许多不正常的现象：如国内外敌对势力支持的各种非正式组织的空前活跃，各种媒体和研讨会上拚命鼓噪的西方议会制、多党制、彻底否定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恶毒攻击苏联历史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论调，等等。这封信即刻在全苏联引发了轩然大波。文章在各共和国、地区、城市和行业报纸被转载次。安德烈耶娃所在的列宁格勒工学院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社会各阶层人士成千上万的信件，其中超过80％的来信充分肯定作者的意见。大量的信件还寄到了《真理报》，这些信件中支持安德烈耶娃观点的也超过了80%。[47]苏共中央政治局接连两天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目的就是要制止和反击这股所谓的“反对改革的势力”。结果戈尔巴乔夫将坚持马列主义原则的、原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调整为主管农业，取而代之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中央书记雅科夫列夫。[48]此外，大批党员主动退出被反马克思主义领导集团控制的苏联共产党，有的将军甚至以自杀来表示不满，修改宪法时大批代表反对取消有关苏共执政条款的行为，第一次公民投票中超过70%的人民反对解散苏联，以及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8.19”事件中挽救苏联不被解体的行动等等，均应视为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各种强烈反抗。至于说到在苏共和苏联被西化派领导集团和国内外敌对势力搞乱以后的某些民意测验结果，其实它已不能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本质意愿了。[49]
与“人民群众抛弃论”密切相关的一个论点，是干脆说苏联根本不属于社会主义国家，因而苏联人民要抛弃它。例如，日本共产党声称，“苏联在列宁时期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但是自斯大林执政开始严重践踏了‘社会主义道路’，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或者说不再是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国家”。[50]苏联解体之时，日本共产党召开常任干部会，不破哲三委员长发表了题为“庆祝大国主义、霸权主义历史的终结——值此苏联解体之际”的讲演。他说：“迄今为止，苏联作为蛮横的霸权主义国家，给世界带来巨大伤害，现在它解体了，日本共产党对此表示极大的欢迎。”[51]
如何科学评析这一论点呢？我们应当承认，苏联社会主义道路是有缺陷或犯有严重错误的，如农业集体化过程中的强迫命令，肃反运动中的扩大化和非法治化，政治领导中的集权化，国际交往中的大国沙文主义等等。但它还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斯大林和后续领导人是在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所出现的失误。依照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判断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不是看它有没有失误或错误的大小，而是经济和政治的根本制度及其性质。犹如判断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法西斯国家的社会性质与反法西斯的美国、英国和法国的社会性质有否实质性的区别，不在于谁先发动了战争或国内实行什么样的政策，而在于是不是私有经济占主体和资产阶级政党掌权。既然苏联是实行公有制和共产党领导的根本经济政治制度，那么，某些国内外政策、具体体制性和机制性问题，都是可以通过不断改革和完善来解决的，而不必重蹈资本主义的覆辙。作为理智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严厉批判苏联所犯的错误，但不应跟随全球敌对势力而欢呼社会主义的苏联剧变和解体。试图与斯大林模式划清界限，不等于要否认苏联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否则，过去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模仿斯大林模式的，难道都不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学者也不如此非科学的断定和分析。
与“人民群众抛弃论”密切相关的另一个论点，是强调苏联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因而苏联人民要抛弃它。譬如，有论著写到：“苏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使党的指导思想长期陷于僵化半僵化状态。……苏共一贯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却把经典著作中的思想‘教科书化’，抽去其活的灵魂，不讲理论创新，不容许独立思考，使党的指导思想对广大干群特别是年青一代失去了吸引力和教育功能。”[52]另有学者横向研究苏共某一届领导人执政时期的思想理论僵化。例如，认为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苏共思想理论僵化尤为严重。“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逐渐把苏共领导人对马列主义的理解和解释以及他们的论断作为判断是非、划分敌我的唯一标准，大谈‘发达社会主义’，对现实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却视而不见；大批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没落，对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种种新情况却缄默不言。这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模式绝对化、严重脱离实际的空洞说教，在群众中造成了思想混乱甚至逆反心理。”[53]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苏联确实存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思想理论僵化的普遍情况，但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同对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教条主义和盲目崇拜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同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怀疑和否定更是两回事。前者只会导致盲目批判资本主义的“左”的社会主义问题，而后者会导致崇拜和信仰资本主义，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两种性质不同的教条主义和思想理论倾向会带来两种不同性质的思想混乱和社会后果。显然，社会主义的苏联剧变和解体，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是思想理论上崇拜西方而放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结果，是资本主义思想力量战胜了社会主义思想力量的结果，同时也与人民反感口头上背诵马克思主义词句而实际行动是捞取干部私利密切相关，而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有些教条主义就必然带来的后果。中国“文革”中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和横扫某些“封资修”的极左思想理论远远超过了苏联，导致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了吗？
（四）军备竞赛拖垮论
逝去的苏联和今日俄罗斯都顶着军事大国的桂冠。不少国内外学者从此着手探寻苏联解体的原因，认为长期以来苏联大力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搞军备竞赛，暴力输出革命，争霸世界，背离了社会主义要为人民谋福利这一宗旨。苏联国内的政治生活、经济运行体制也都是与此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既是适应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工生产的要求而形成的，又是其备战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扩大企业自主权，会冲击这种体制，与加强军备生产这一最重要的战略任务相抵触，自然受到遏制。这是导致苏联走向衰落与解体不可忽视的一个深层次原因。[54]
关于军备竞赛拖垮了苏联而解体的观点，在西方国家的报刊上也多有登载，有学者撰文考察西方社会如何看苏联解体的原因，援引了法、德、日等国类似的观点。例如，法国《费加罗报》载文认为，苏联长期一贯地实行战争经济，尽快、尽可能直接地动用各种资金用于军事，而只提供最起码的必需消费品，创造了在军事上可与美国匹敌的奇迹。但是，美国比苏联要富得多，可以毫不困难地给不到美国国民生产总值5%的军事预算提供资金，和美国相比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并不高，却要动用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军费开支。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和技术潜力的增长，这种不断增多的提取最终逐步窒息了苏联的经济增长。德国《明镜》周刊也有文章认为，苏联为其生存扩军备战，浪费了数以十亿计的资金。最后它变得无支付能力，自我解体。[55]
我们认为，当时为了先后应对十四个西方国家的军事干涉、德国法西斯的军事入侵以及“冷战”中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的军事威胁和侵略，苏联被迫进行的扩军备战和军备竞赛，这肯定会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但绝不至于国民经济和财政就“变得无支付能力，自我解体”了。与主观臆断的“军备竞赛拖垮论”的观点相反，苏联的国民经济、财政收入和科学技术都是逐年提高的，是日渐接近并在不少领域逐步超过美国的。
值得指出的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便在军备武器和军备竞赛方面讨好西方，这方面备受谴责的是消灭“奥卡”导弹系统。据俄有关资料，该武器由前苏联科学院著名的战术导弹设计大师谢尔盖?涅波别季梅耶院士主持研制，建立该导弹系统耗时7年，有近10万学者、设计师、工人、实验人员和军人等参与，当时号称可以“击中地球的任意角落”。为了获得美国和北约的青睐，戈尔巴乔夫销毁了枚射程为公里的“奥卡”导弹，其实它没有违反任何一个国际条约，包括《中导条约》。[56]对此类情况，俄罗斯楚瓦什国立大学教授弗拉基米尔?谢德林在所著的《巴格达日记》中这样写道：在我们的军队中“有了独特的武器，世界上不曾有过的，现在也没有类似的武器。它的历史同样很独特：武器被制造出来，投入使用，而在瞬间被彻底销毁，包括所有的图纸、设计以及工艺。”[57]
从军备竞赛和解散华约方面讨好西方，从戈尔巴乔夫登上苏共最高领导职位之前就开始了。据当时出席会晤的苏共中央委员雅科夫列夫证实，戈尔巴乔夫作为政治局成员出访伦敦时，曾主动向撒切尔夫人展示标有一旦发生世界战争而核导弹在英国打击点的秘密军事地图，撒切尔为卓越的合作伙伴的坦率而大喜过望。[58]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时常呆在国外，是苏共主要领导者在国外呆得时间最多的人。有俄罗斯人讽刺说：“在西方（在那里他像英雄一样受到款待）的旅程间隙，戈尔巴乔夫返回莫斯科，推出新一轮的国家瓦解政策：‘改革’本身，军事体系，军工系统等等。”“他把同时解散华约和北约作为对西方的战略目标，最终华约解散，而北约至今依然存在。”[59]另据史料证明，美国前国务卿贝克会见戈尔巴乔夫，当贝克向戈尔巴乔夫保证北约不会“从自己现有的位置”东扩“一英寸”，并准备讨论该“不东扩”的国际法保障时，戈尔巴乔夫竟然说，北约军事集团向俄罗斯方向扩张并不让他担心。这位苏联领袖的如此态度让贝克十分吃惊。[60]
“军备竞赛拖垮论”还内含一个推论，即认为苏联因为军备竞赛而使生活水平低下，并由此导致苏联剧变和解体。有学者这样评论：如果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苏联人民的“吃喝穿住及其他一些东西都极端贫乏，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还可以用‘人民必须为国家富强做出牺牲’来解释的话；那么二战后的45年里，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依旧不能相应提高，社会经济衰退，就只能归结为是苏共执政理念偏差、执政能力低下、思想冥顽不化所致。这样的执政党被人民所抛弃，是不足为怪的。”[61]
苏联和世界许多统计资料和研究论著，均确认苏联人民生活水平是不断提高的，并日益接近西方发达国家普通居民的实际生活质量。例如，年苏联国民收入为亿卢布，年增加到亿卢布，比年提高了近3倍。年，苏联按照人口平均计算的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分别为1卢布和卢布,年已经相应提高到卢布和卢布,分别增加了2.4倍和2倍多。全部居民实际收入的增长（按人口平均计算，%）以年为,到年增长为。又如，苏联社会消费基金由年的亿卢布增加到年的亿卢布，居民按人均计算从社会消费基金中得到的各种支付和优惠，由年的卢布增加到年的卢布，提高了1.9倍。第三，苏联从年以来一直实行低房租的政策。年城镇人均住房的有效面积仅为6.3平方米，年提高到14.1平方米，比革命前增加了1倍多，苏联城市中有百分之八十的家庭已住进单元式的成套住。上世纪80年代，苏联国民住房按计划分配，每户月均支付租金3卢布，同期美国居民月均房租要几百美元。80年代中期，美国有关单位进行了一次“宜居城市”调查，主要评定指标包括店内商品充裕程度、交通状况、住宅舒适程度、污水处理状况、热水供应状况和空气清洁程度等。苏联的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基辅三个城市被调查，结果都进入了世界十大最舒适城市行列（戈尔巴乔夫却说，同美国普通工人的居住条件相比，苏联人是“住在山洞里”。）[62]第四，年,苏联人均粮食产量已高达公斤,从来没有发粮票来限制粮食消费。多淀粉食品的消费量不断减少，蛋白质含量高的食品消费量显著增加。年，主要食品人均消费量是：肉类和肉制品为61.4公斤,奶类和奶制品为公斤,蛋类个,鱼和鱼制品为17.7公斤，糖为42公斤，植物油为9.7公斤，面包制品为公斤。工业工人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年为45.6%，至年下降为32.9%。第五，年，每百户城乡居民已拥有电视机97台，冰箱90个。[63]
况且，纵观全球，自然环境、历史和现实等众多因素决定了一个国家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高低和变化，而生活水平的高低一般不可能直接成为根本社会制度突变的主要原因。在整个20世纪，大多数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普通居民生活水平并没有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高，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并未剧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同理，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发生朝资本主义方向的剧变，也不会因为或至少不会简单地因为生活水平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差异。
（五）民族宗教失策论
有学者认为，从彼得大帝开始，俄罗斯势力的迅速扩张，主要是俄罗斯民族靠武力征服其他不同民族的一个过程，民族矛盾积怨甚深，长达数个世纪之久。斯大林时代，中央集权过多，推行大俄罗斯主义，限制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大大挫伤了民族感情。二战前后，苏联在“保卫苏联”、“巩固边疆”口号下，强制推行少数民族内迁政策，如把鞑靼人从温暖富饶的克里米亚地区赶到寒冷荒凉的中亚和西伯利亚，把高加索的印古什人和车臣人驱赶到中亚等，埋下了民族仇恨的种子。苏联长期推行民族问题阶级化的错误政策，对少数民族经济发展、风俗习惯、教育和提干等方面的歧视政策，甚至企图搞“民族同化”的做法，严重伤害了少数民族感情，增大了少数民族的离心力。所以，才导致苏联在波罗的海三国独立后，一下子分裂为12个独联体国家。[64]
事实上，是历代沙皇均对被征服的民族实行压迫与奴役，煽动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情绪，致使俄罗斯民族和非俄罗斯民族之间的矛盾较为尖锐。苏联是在沙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联邦制国家，强调政治上的民族团结和经济上的相互支援，大大缓和了民族矛盾，没有出现大的民族闹事和冲突。只是戈尔巴乔夫背弃社会主义民族团结的“公开性、民主化”政策，才为民族主义泛滥提供了契机。例如，出现年12月的阿拉木图事件以及年6月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大规模示威活动。叶利钦在背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后，不顾大多数苏联公民投票反对解体苏联的人民意愿，从个人利益和服从西方意图出发，在民族主义泛滥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行民族分裂和苏联解体的政策，才导致苏联的最终瓦解。可见，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领导集团的错误政策导致了民族之间的冲突和民族主义的泛滥，进而导致苏联解体，而不是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前的传统民族矛盾导致民族主义泛滥和苏联解体（民族主义者自然是利用了苏联年、年和年宪法中都明文规定的各加盟共和国享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65]）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分析，包括美国、英国、西班牙、印度和中国等世界上任何多民族国家的民族之间均有程度不同的矛盾，各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不尽一致，各名族领袖想当独立国家领导人的心态也是客观存在的。问题在于，一个多民族独立国家的解体是不是由于一般民族差异和传统民族矛盾所直接造成的，则需要依据主要事实来具体研究，不宜夸大矛盾和主观臆断。此外，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有重要发展的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而断定作为非俄罗斯民族的人“推行大俄罗斯主义”，这本身就值得从经验和逻辑上加以验证和推敲。
也有学者把宗教政策失误作为苏联剧变和解体的主要原因，并具体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苏联前中期的反宗教斗争的策略违反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规律，长期的宗教迫害反而加强了民众对苏联党和政权的离心倾向。二是苏联前中期的宗教迫害严重损害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削弱了社会主义的号召力，为国际上反社会主义势力向苏联社会渗透制造了条件。苏联后期在“新思维”指导下大逆转的宗教政策，又使苏联逐步解除了对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政治渗透的警觉。三是宗教问题同民族问题复杂交织，在苏联解体过程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66]
我们认为，用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取代宗教信仰，是一个漫长的理论传播和思想教育过程，而且还需要一定的经济政治条件和国际环境。苏共及其政府未看到这一过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急于用各种手段消除群众的宗教信仰，对宗教组织和神职人员实行过于严厉的政策，确实是苏共、苏联政府在宗教政策上的一个失误。但问题在于，传统社会主义较为严厉的宗教政策会不会必然导致苏联剧变和解体呢？假如苏联没有较严厉的宗教政策这一失误，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就不会攻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推行完全自由放任的宗教政策，并促使苏联剧变和解体了？西方敌对势力就不会利用宗教来进行颠覆苏联的思想和信仰渗透了？正确的答案是不说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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