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巾与我：一个土耳其女人的自白

本文原载于TheNewYorker

编译/杨雪橙子豫才曾少

译读：T-Read

译读纽约客：TreadNY

编者按：翻久了严肃的政治讨论，看惯了各种预测、变故、利益冲突，会有些审美疲劳，觉得太高高在上，“不接地气”。用惯了上帝视角，偶尔也要换换显微镜，看宏观冲突之下的微观生活，往往会有新的认识，英语说法叫“sympathy”，去找和这个个体之间的共鸣，去感同身受。通过这种实在的故事，去深入了解一个事件，一种生活，乃至背后的文化、信仰、思想等种种虚无。这就是我们开通这个栏目的宗旨，也希望你，能从我们每周一篇的故事中，找到你的共鸣，触发你的思考——欢迎以评论的方式和我们分享。话不多说，请欣赏我们的第一个故事，发生在土耳其的，宗教信仰与现代文明的角力。

年，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蒂尔克（MustafaKemalAtatürk）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残壁断垣上建立起土耳其共和国，一年后，这位新领袖废除了哈里发制度，自此，伊斯兰教逊尼派自年后仅存的哈里发制度宣告终结。凯末尔制定了新的世俗化宪法，引入以西方法律为摹本的民法和刑法，关闭了经院和宗教学校，废除一夫多妻制，推行世俗化婚姻，还举办了一场全国性的选美比赛。妇女获得了投票权、财产所有权、竞选公职和在最高法院任法官的权利。凯末尔政府不鼓励妇女佩戴头巾。年，凯末尔发起了备受争议的“帽子革命”，禁止男性戴土耳其毡帽和包头巾，只准他们戴西式带檐礼帽。拉丁字母取代了奥斯曼帝国时期的阿拉伯字母，土耳其语中也“剔除了”阿拉伯和波斯元素。

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面临亡国的危机。年5月，希腊军队占领土耳其天然良港伊兹密尔，土耳其反对外国占领的斗争在各地展开。爱国军官凯末尔统一了各地分散的民族主义组织，成立土耳其民族代表委员会。年4月在安卡拉召开的大国民会议上，成立了以基马尔为首的国民政府。年，土耳其军民赶走希腊侵略军。11月，大国民会议宣布废除君主(苏丹)制度。年7月，列强承认土耳其独立。10月，土耳其共和国宣告成立。

当时，我的祖父母要么就是还没出生，要么就是少不更事。只有我的外祖父当时已经记事，记得他在凯末尔的生日那天，把自己的毡帽抛向了空中。我父母出生时，土耳其已经是一个世俗化国家了。他们在土耳其最好的医学院相识，70年代移居美国，成为了研究学者和教授。两人一直是凯末尔的狂热支持者。从小到大，他们一直告诉我，如果没有凯末尔，我的祖母会是“寄生人”，终生依靠男人生活。但她却得以就读寄宿学校，写关于巴尔扎克的论文，并成为了一名教师。我感激凯末尔让我的父母接受了如此好的教育，没有被迷信或宗教拖后腿，成为了真正的科学家。他们从我3岁起就开始教我读书，一直深信我以后能成为作家。

我父亲来自离叙利亚边境不远的阿达纳。他的家庭是什叶派中占少数的阿列维派族人，从记事开始，他每天早上醒来都会听到他的祖父用阿拉伯语背诵《古兰经》。我的父亲第一次开始怀疑宗教是在12岁，他在阿达纳的一家书店里发现了一本《伯格森与孔德：法国哲学研究》（BergsonandComte:AStudyinFrenchPhilosophy），里面提到宗教是文明在科学出现之前的原始状态，所以他青少年时期就成为了一名无神论者。我母亲来自凯末尔的故乡安卡拉。她的父亲是一名土木工程师，曾参与了安纳托利亚的现代化，他在政治上是一名坚定的世俗主义者，私下里却是虔诚的穆斯林教徒，但他不支持妇女佩戴头巾，母亲全家也从不戴头巾。小学时，我的母亲读到了《古兰经》中对无神论者的看法——上帝会对他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她沮丧得在床上躺了两天。她的父母告诉她，上帝比她想得要仁慈，不管信仰如何，行善的人都会在审判日上天堂。在我的印象中，母亲是不可知论者，我的父亲十分确信宇宙不是由什么伟大的力量创造，母亲则没那么坚定。但当她认为人们在祈求上帝来代替自己完成本职工作，比如在巴士上看到“真主阿拉保佑我们”的贴纸时，她会比父亲更生气。

我的父母都告诉我，要成为一个好人，信仰上帝既非必要，也不值得鼓励。出于完全无私的理由行善，而不是为了死后上天堂，才更加神圣有用。我对宗教的认识是它多余、不科学、落后——反正一点也不酷。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在新泽西州长大，周围的一切都不曾与我的这一认知相抵触。长久以来，我都觉得一件事酷不酷和它实不实用有永恒的联系。我以为这就是世界的样子。但随后，身份政治出现，有伊斯兰背景的中右翼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在土耳其崛起。自A.K.P.在年取得压倒性胜利后，其充满魅力的领导人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TayyipErdo?an）就一直是一国之首。

忽然之间，世俗主义者成了庸俗的代名词——他们怀有种族偏见，独裁，信仰精英主义，对西方奴颜媚骨。《时代周刊》把他们称作“世俗精英”。年，数十万土耳其世俗主义者发起了对A.K.P.的抗议游行，《时代周刊》评价说，他们抗议是因为“恐惧”那些更为笃信宗教的同胞的生活方式，是在“势利地”抱怨“信教的土耳其人没钱没教养”，说“他们医院大厅里会挡路”。如果报道的是美国人那种反对基督教权利的精英主义，很难想象《时代周刊》也会用这样居高临下的方式。西方对埃尔多安的评价最终也开始变味，尤其是在年加济公园爆发抗议（译者注：起因是政府决定拆毁该市加济公园、兴建奥斯曼风格的商业中心和兵营，还有人指建筑公司和政府有私交）后。他被指腐败，对记者和反对派采取的手段越来越独裁。但多年来，我在美国认识的那些自由主义朋友，但凡对土耳其有一丁点了解，都是支持埃尔多安的。他们认为土耳其不可能一直压制和否认其宗教，如今人民终于表达出来了。

对现代土耳其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类学家珍妮·怀特（JennyWhite）在《穆斯林民族主义和新土耳其》（MuslimNationalismandtheNewTurks）一书中，斥凯末尔主义为根植于“土耳其种族残暴特点”的“军国主义，敌意，怀疑和威权主义”的文化。穆斯林民族主义则是试图用“更为灵活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边境划分”取代“历史上争议不断的共和国边境”，并“把穆斯林身份和文化放在比种族更为重要的位置上”。A.K.P.的支持者认为，奥斯曼人——凯末尔主义者心中将土耳其卖给英国人的罪魁祸首——实则是穆斯林多元文化主义的先驱者。

我知道每一句对凯末尔主义的诋毁对我父母来说都是心头一刀。我却拿不准该对此持有怎样的观点。不同于我的父母，我是在美国接受的教育。就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我认为几乎所有土耳其建筑物的墙上都会挂上凯末尔的画像这件事是有点奇怪的。我还得知，为了土耳其共和国的长治久安，上百万人在凯末尔的一声令下，被迫立刻改变了自己的语言、衣着和生活方式。我还了解到许多被认为对国家有威胁的人——宗教领袖，马克思主义者，库尔德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都被驱逐、流放、监禁、折磨甚至杀害。我知道，到了21世纪初，土耳其军队仍然无法无天，戴头巾的女性仍受歧视，不能从事某些工作或在某些大学就读。

另外，联系我自己的家庭，怀特对凯末尔主义的一些批评听起来很耳熟，比如时时刻刻保持战斗意识和强烈的被害妄想症。不同于锡安主义（译者注：锡安主义，也称“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人发起的民族主义政治运动，旨在于以色列地带重建“犹太家园”），凯末尔主义主要的动力来自于土耳其建国的不易。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战胜的协约国几乎对安纳托利亚取得了完全控制，英国和法国取得了部分地区的管辖权，其他地区也被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瓜分。在凯末尔上台之前，他是军队的最高首领，同时也是土耳其独立战争的领袖。从军事的角度来看，上述所有民族与国家都是反土耳其的，包括在一战期间支持英国的阿拉伯人。我的父母总是梦想世界能够摆脱民族主义。我的母亲在很小的时候，就每晚向真主阿拉祷告所有国家能联合在一起，世界上将不再有国家的划分，也不再有硝烟与战争。同时，我还记得从小我就会受到警告——世界上有人是反土耳其的，他们积怨已深，会带来大麻烦。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埃尔多安的确是在努力瓦解这种敌意的思维，和土耳其的邻国开启贸易与外交往来，改变土耳其人对“库尔德问题”（译者注：库尔德人要求所在国政府承认其少数民族身份，扩大其民族权利，允许其民族自治或独立，是中东地区仅次于巴以冲突的第二大民族问题）和亚美尼亚大屠杀（译者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对其辖境内亚美尼亚人基督徒进行的种族屠杀，受害者数量达到万之众）讳莫如深的状况。在A.K.P.的领导下，土耳其国家电视台推出了一个库尔德语频道。年，埃尔多安出现在电视上，用库尔德语发表祝福。在不久之前，这完全是不可想象的事。

年，我移居伊斯坦布尔，在那里的大学中任职，并成为了《纽约客》的记者，一做就是3年。我发现，土耳其和美国很相似，都形成了两极分化的两方阵营，分别是生活在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的西化世俗主义精英——所谓的“白土耳其人”（WhiteTurks），和生活在安纳托利亚的虔诚中下层穆斯林教徒——所谓的“黑土耳其人”（BlackTurks），双方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困难。我之前从未听说过这种划分。“黑土耳其人”处在下风，而“白土耳其人”是蔑视对方的种族主义者。珍妮·怀特写道：“凯末尔主义者用‘黑土耳其人’一词来诋毁下层或务农的土耳其人，暗示他们未经开化，男权思想严重，尚未现代化，深陷伊斯兰教的困局，就算升至中产阶级，也依旧如此。”埃尔多安骄傲地称自己就是“黑土耳其人”的一员。

我无法理解黑白土耳其人之间的划分。我母亲一家都是居住在安卡拉、白皮肤的专业人士，曾经拥有司机和园丁，很显然符合“白土耳其人”的标准。我父亲在阿达纳的亲人教育程度则一般较低，肤色也偏黑。我的祖父经营一家商店，向牧羊人出售纺织染料。我父亲还留过一段时间的胡子。但在为高中年鉴写的文章中，父亲为凯末尔说了不少好话。他的姐妹们都支持堕胎，家中所有女性除了做家务的时候，从未戴过头巾，我也从未听到他们对已经逝去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时期有丝毫怀念。两边的家庭都有人担心，如果凯末尔的改革失败，土耳其会成为“第二个伊朗”。所以我父亲的家庭算什么——也是“白土耳其人”吗？

在伊斯坦布尔，我总是小心说话，以免听起来像是东方学专家（译者注：研究东亚国家语言、文化、历史或习俗的西方人）或恐伊斯兰。一天晚上，我和一名土耳其朋友在我的公寓聊天，扩音器里突然传来呼唤信徒做祈祷的声音。我的公寓和城中大多数地方一样，每天都会听到几间清真寺同时开始对教徒播送祈祷词，一天五次。我很喜欢一边漫步城中，一边听祈祷词。有些人对此十分擅长。（我的母亲经常告诉我，在外祖父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他的声音十分好听，对祈祷词也熟识于心，宣礼使生病的时候，他会临时代替他播送祈祷词。）但当我关着窗户，在家工作或与人交谈时，扩音器传来赞颂伊斯兰的男声总是让人有些不快。我坦白地对朋友说：“我知道这么说很可恶，但有时候我真的很生气。”朋友戏谑道：“不会吧，你是不是恐伊斯兰？”他建议我把伊玛目（译者注：对穆斯林祈祷主持人的尊称，又称领拜师）想成“迈克尔·杰克逊那样的歌手”。

我爱笑，常独自旅行，又说不好土耳其语，所以常有男人教导我，尤其是出租车司机。有些是世俗论者，那些车里放了一大堆宗教用品的司机根本不和我说话。剩下的多是些性格外向的穆斯林司机，漫不经心地跟我讲头巾的好处，说它“真是个尤物”。他们说，女人遮盖头部其实是一种女权象征，因为这表明她渴望尊重，不会因为没戴头巾遭到误解。

我一般不回应，尤其是碰到易激动的司机时，因为司机一旦开始高谈阔论，就不看路了，很多出租车又没有安全带。不过有一次，一位司机执意要我发表观点，我大概说的是：“我觉得所有女人都应被尊重，这与遮不遮头发无关。”

司机表示完全同意，女人当然应该被尊重，但头巾可以时刻提醒男人要记得尊重女人，这个提示再清楚不过。毕竟，男人比女人倒霉，他们有时候容易忘我，然后不幸的事情就会发生，“甚至”，他压低声音，特地强调自己不想在我面前说这个词——“甚至，强奸。”

我用简单的土耳其语回答他，对我来说这听起来像是威胁：要不戴头巾，要不被强奸。司机马上用华丽的辞藻抗议，说没有威胁任何人，在这种情况下说威胁不合适，从我的微笑里看得出我是个和善、值得信任的人。但是世界本身不完美，有些男人就是像禽兽一般，所以最好发出清晰的信号告诉别人，你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后来，我在一个鲜鱼馆下了车，去见几个文学教授。

如果刚刚的出租车是一个政治真空（Politicalvacuum），只有我和他，我不会抱怨司机的观点——那是他的车，他的国家，他开车带我去目的地。我土耳其语说的不好，这是我的劣势，于他而言却象征着优越，这表明我有经济实力在国外旅行、生活。通常，司机问完“你是哪国人？”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机票多少钱？”

但毕竟出租车不在真空之中。这个国家的领袖曾多次呼吁女人至少生3个小孩，最好生4-5个，他的妻子本人也戴头巾。埃尔多安反对堕胎，反对节育，反对剖腹产。他曾表示，伊斯兰教对女人的地位已经很明确，但女权主义者就是不认同，因为他们“无法接受母亲身份的概念”。埃尔多安在总统的位置上待的时间越长，就越口无遮拦，年，他曾口出狂言，称节育是“想断我们血脉”的“叛国罪”。我试图变得包容一些：穆斯林的女权者不想从面纱中“被解放”；世俗化对穆斯林女权者的苛刻，就如同穆斯林父权制对世俗女权者的苛刻一样，我很同情她们。但埃尔多安对女性的这番言论，我绝对不会原谅。埃尔多安是借着伊斯兰教的名义说的，因此，我也绝不能原谅伊斯兰教。

年秋，我曾前往安那托利亚东南部，报道一处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家称可能是世界上第一座寺庙。哥贝克力石阵(G?bekliTepe)靠近穆斯林圣地乌尔法城，据说那里是易卜拉欣（译者注：Abraham亚伯拉罕或Ibrahim易卜拉欣为同一个名字的不同译法，为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共同先知，伊斯兰教叫易卜拉欣，基督教叫亚伯拉罕）的诞生地。（这一小镇靠近叙利亚边界，现在也是外国战士加入伊斯兰国的途经站点之一。）在旅馆里，我似乎是唯一一名无伴侣的女性。我和前台说要住6天，他几乎像心脏病突发地说，“六天？”他又重复了一遍，“你一个人？”我问他蒸气浴室的开放时间，他说只对男人开放——全天如此，不是某个时间段。我乘电梯上去，知道房间的小冰箱里没有酒，很郁闷。在乌尔法城的时候，无论什么时候，在大厅也好，过道也好，旅店员工和我打招呼的话总是“哦，你还在啊？”

找一辆出租车载我去考古遗址是件难事，最后，酒店前台打电话给他认识的一个司机帮忙。那个司机态度粗暴，车上没有计价器，收我来回55美元，一路上叹气、小声抱怨个没停。回程时我打电话让他接我，他没接，最后我只能搭便车回来。当时我想，如果自己开车会轻松许多，于是我查到欧洛普卡租车（Europcar）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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