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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初,两位欧盟巨头造访土耳其,因为座次的安排,引发一场外交风波。
外交舞台常常是考验各国使节或代表的交际手腕和智慧。
一个握手,缓和冷战期间中美关系;一个座次安排,将暗涌的权力内斗浮出台面。
国际舞台上该展示的是胆识,是智谋,更多的是礼尚往来;外交官代表的是国家,一个失误,不仅当事国形象受损,甚至可以引发纠纷与战争,
所以在处理外交课题,各国须借鉴过往事件,避免赔了夫人又折兵。
究竟是“礼仪上的失误”,还是“故意的怠慢”?
上月初,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用一把椅子接待两位欧盟领导人,引起一场外交风波。
过了三个星期,风波还在延烧,而且风向转变,回烧到欧盟领导层身上。
话说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4月6日一起造访安卡拉,在总统府会谈时,土方只为宾主双方安排了两把主座位,埃尔多安和米歇尔当仁不让落座,冯德莱恩被尴尬地晾在一旁,最终只好“奉陪末座”,坐在旁边的沙发上。
欧盟两巨头这次出访目的要和土耳其改善关系和商讨入会事宜,没想到视频出街之后,冯德莱恩坐冷板凳却抢了镜头,至于双方两个多小时会谈到底谈了哪些重大议题,在媒体的报道中反而变得无足轻重。
按照正常的情况,土耳其这次本应提供三把椅子,让三人坐在一起,这样才符合外交礼节。
“冷板凳”事件在欧盟引起不少争议,媒体把它简称为“沙发门”。最初外界批评土耳其失礼且性别歧视,有分析说,前个月土耳其退出国际反家暴公约,受到欧盟尤其是冯德莱恩指责,因此故意怠慢冯德莱恩。
面对欧盟各界的批评,土耳其方面坚决反击,并表示双方的礼宾部门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土方完全是按照欧方的要求安排座次。这一来,在会场抢先入座的米歇尔立刻成为众矢之的,有人发起联署要求他辞职,有人怪他没有当场帮冯德莱恩解围,有人怪他不尊重女性。米歇尔后来坦承,此事是他和冯德莱恩团队沟通失误所致。
舆论对冯德莱恩遭降级多表同情,有网友还在推特上发起了“给她一个座椅”(#GiveHerASeat)的运动。
土耳其和欧盟对失误起因各执一词,“沙发门”迅速冲上社交媒体头条,并逐渐演变成土欧之间的“罗生门”。
冯德莱恩在“沙发门”之后,起初仅通过发言人表示不悦,然而她4月26日在欧洲议会上,对着议员和米歇尔激动地发表了一段谈话。她说:“作为一个女人和一个欧洲人,我对此感到受伤和孤单。这与座位安排或外交礼节无关,而是攸关欧盟价值观这个核心问题。这代表平等对待女性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米歇尔则在议会上向欧盟委员会以及所有受到冒犯的人致歉,并保证这种“外交礼节事故”不再发生。
显然,事件背后的内情并不简单,欧洲议会多个党团已要求调查此事。
有时候,外交失礼只是表面现象,隐藏在背后的其实是各方发酵已久的潜在冲突的爆发。
“位次排序”一直是一个敏感的外交事项。
“沙发门”凸显欧盟内部机构权力平衡越来越复杂
德国《明镜周刊》把“沙发门”归咎于米歇尔和冯德莱恩之间的权力斗争。两人在年12月同时上任,一个是比利时人,一个是德国人。近几个月来,两位欧盟巨头明显关系不和,据称米歇尔想扩大自身仅限于支持欧盟峰会的权力,冯德莱恩则希望加强欧盟委员会的监管权。
法国《回声报》则反思欧盟是否被本身领导架构的复杂性所累?这次事件凸显了欧盟内部机构的权力平衡越来越复杂。
上世纪70年代,基辛格担任美国国务卿时便曾抱怨欧盟到底是谁当家,“在欧洲我应该打电话找谁”?
根据法律文件,欧盟四大机构中,欧洲理事会(又称欧盟峰会)属最高决策机关,欧盟委员会属立法议案与执行机构,有观点称,欧洲理事会主席的礼仪规格更优先,但从职权分工来看,欧洲理事会与欧盟委员会主席类似欧盟的“总统”和“总理”,其中总理实权更大。另两个机构是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
但认为土耳其故意羞辱冯德莱恩的大有人在。一名欧盟官员说,土耳其申请入盟多年,熟谙欧盟机构的机制和相互制衡,过去,埃尔多安曾与欧洲理事会前任主席图斯克和欧盟委员会前主席容克会谈,当时摆的是一主二宾三把椅子。
因此,土方此次的做法是有意为之,是性别歧视,是挑拨欧盟领导人之间的矛盾,是不可原谅的事故。
POLITICO欧洲网站评论说,当下欧盟内部弥漫着自身领导人可能落入埃尔多安的恐怖圈套。
一个本来可以展现欧盟团结的场合,最终变成了同僚之间内斗的时刻。
实际上,这次外交失礼事件除了招致舆论争议外,后果并不算严重,不影响国际局势,但欧盟形象受损。在历史上,外交失礼曾引发更大的纷争和冲突,甚至导致了战争。
外交无小事:外交场也是战场,外交官代表国家,真是需要有胆有识和随机应变的智慧。(联合早报文/陈列,本刊有删减)
延伸阅读:杜勒斯到底有没有拒绝同周恩来握手
文/钱江
在日内瓦会议之后,国际外交界盛传,在杜勒斯和周恩来首次发言的这天,他们两人不仅在会议上激烈交锋,会场外甚至发生了杜勒斯拒绝和周恩来握手的事。
这次会议上,头戴黑色礼帽、外套深灰色大衣的周恩来,留下了这张经典照片。(网络图/下同)
美方关于此事的记载美国代表团的重要成员,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亚历克西斯·约翰逊在年出版的回忆录《大权之所在》一书的页上这样写道:
就在关于朝鲜问题的第一次会议(年4月27日下午——原文如此,此系美国东部时间,与日内瓦时间有一天的时差——本书作者注)间隙,发生了一桩意外的事,它在此后多年一直困扰着美中关系。
那天,杜勒斯走进了万国宫的休息室,正巧周恩来也在里面,看到杜勒斯进来,周恩来从屋子那边走来,像往常那样温文尔雅地带着笑意打算和杜勒斯握手。当时我正站在杜勒斯身边,一开始,杜勒斯没有发现周恩来,待到看见的时候周恩来已经走近了。杜勒斯看了一眼旁边那些正等着拍摄这个带有和解象征意义照片的摄影记者们,很快背过身去,不理会周恩来伸出的手。我总觉得,杜勒斯这种显然经过了考虑的粗鲁行为与他的习惯做法是矛盾的。但是他确实考虑了,一旦这样一张照片出现在报纸的头版可能带来的政治影响,以及会对国会强硬分子造成的影响。这个问题对美国国内政治确实敏感,导致杜勒斯作出了非同寻常的举措。周恩来从没有忘记此事,他经常向来访者提及,由此给人一种受到了伤害的印象。
日内瓦会议
在此后的岁月里,约翰逊与国务院同事们多次肯定地提及此事。他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多次肯定地加以叙述,并对王炳南否认此事表示费解。受他的影响,在尼克松政府时期跟随基辛格秘密访华的美国总统安全委员会成员约翰·霍尔德里奇也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日内瓦会议开始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插曲,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握手。对于这件事,中国人显然不会忘记,也不会原谅。因为后来亨利·基辛格博士于年秘密访问中国时,黄华还向他提起了这件事。”
中方几位当事人的相关回忆当年参加日内瓦会议,担任新闻发言人黄华的助手,后来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任美国研究所所长的李慎之专就此事对本书作者说,他没有在现场看到人们传说的“握手”,但事后听到传言甚多。李慎之认为,如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杜勒斯与周恩来迎面相遇,以周恩来的胆识和礼仪,他先一步伸出手准备与杜勒斯握手,是完全可能的。
李慎之指出,至于周恩来是不是将手伸向了杜勒斯还有一个美国人的判断问题。周恩来在延安曾坠马受伤,右臂骨折,治疗未能完全恢复,导致右臂不能伸直,所以他的右手总是弯持在腰际。对周恩来不太熟悉的人,容易将他的右手姿态看成准备伸手与对方相握。
当年周恩来的几位重要助手,基本上都否认杜勒斯曾与周恩来在万国宫内迎面相遇的可能。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的回忆录《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于年出版,作者在书中写道:
有人说,在日内瓦期间,周恩来总理要同杜勒斯握手,被杜勒斯拒绝了。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在整个会议期间,我始终在周总理左右。开会时,每次都是我陪着周总理进入会场。事先我对于从哪个门进去,座位在哪里,都了解得很清楚。我在前引路,周总理和代表团成员跟着我一直进入我们的座位。会场座位是按每个国家的英文名称的第一个字母排列的。中国CHINA,C在前,美国USA,U排在后,和苏联代表团在一起,距离我们很远。
国联大厦会议大厅有好几个入口,我们同美国代表团不是从同一个门进入会场,不可能碰到一起。会议中间有15分钟的休息,代表团成员可以到餐厅、酒吧间去吃点心,喝咖啡、茶和酒,我们代表团从不和美国代表团聚在一起。而且,当时总理非常审慎和严谨,杜勒斯是坚决反共的头子,总理从来就没想去和他握手,因此无论从客观到主观都不存在总理主动去握手而遭到拒绝的可能。
杜勒斯
王炳南的理由是很充分的,尚不清楚王炳南的说明是否就是针对约翰逊的回忆而言。如果说还有一些余地的话,就可能在于他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已有30年过去,许多记忆被时间的潮水冲刷得渐渐淡去。此外他关于周恩来是否存在上前握手的动机这一点仍可讨论,因为王炳南本人在同一本回忆录中紧接着写道:
当然在敌对的情况下,并不是绝对不能握手。我想起以前曾为此发生过一件不愉快的事。美国驻丹麦武官在一个军事俱乐部里喝酒,他主动走过来要和我们的武官握手,当场遭到拒绝,弄得主人很尴尬,美国人也下不了台。这件事汇报到外交部,是我亲自处理的。后来,部领导研究请示了总理后规定,今后我外交人员在公共场合不要这样生硬,第一我们不主动和美国人握手,第二如果他们主动来握手,礼尚往来,我们不要拒绝。
如此说来,在“握手”问题上,倒是中国方面曾拒绝在先,因而去日内瓦时作了预案。
握手风波的历史意义日内瓦会议的参加者、后来担任总理助理的熊向晖同意王炳南的说法。他在年第4期《百年潮》杂志上发表了《关于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的传闻》的文章,回忆说:4月26日下午日内瓦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后,艾登走过会场与莫洛托夫握手。这时,莫洛托夫把身边的周恩来介绍给艾登,艾登马上把手伸给周恩来,两位外长很热烈地握了手。
这天会后,英国代表团成员、英国驻北京大使馆代办杜维廉找到他的熟人、中国代表团成员、中国外交部西欧非洲司司长宦乡。杜维廉说,艾登外相有一个设想,在第二次会议的会前或会后由艾登介绍杜勒斯与周恩来相识,彼此握手致意。如果周恩来总理同意,艾登再派人征询杜勒斯的意见。
宦乡即请示了周恩来。周恩来答复说,他赞赏艾登外相的设想,既然在一起开会,理应互相接触。他愿意经艾登先生的介绍,与杜勒斯先生握手致意。
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周恩来有意在日内瓦打开对美关系的僵持局面。如果杜勒斯接受这个建议,中美关系的篇章中有许多页将不是后来的样子。
可是,杜维廉在第二天上午找到宦乡说,杜勒斯先生已经表态,他拒绝与周恩来握手。
熊向晖回忆说:“有没有周恩来与杜勒斯在会议期间碰面,周恩来主动伸出手来,而被杜勒斯拒绝的情况呢?我可以肯定地说,没有。”
日内瓦会议的参加者李越然也向本书作者指出,当时并没有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的事情发生。
然而,对这件事的叙述或转述却出现在大量的外交史著作中,成为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过程中引人注目的事件。周恩来本人在同外宾谈话中多次谈及此事,甚至在作大报告时也讲过。比如,他在年4月15日的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就说过:“我们不能像杜勒斯那样笨法,到了日内瓦还规定一条:不许握手。”
对此事印象最深的大概莫过于首次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年2月,他在飞往北京的航程中对工作人员说了6点,要他们在飞机到达北京首都机场的时候不要紧跟着他出舱门,要让美国总统独自与周恩来握手,以弥补当年杜勒斯失礼。
年2月21日,尼克松乘坐的“空军一号”在北京着陆以后,他即和夫人走下舷梯。这时,周恩来正在寒风中等着他。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知道,年在日内瓦会议时福斯特·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舷梯时决心一边伸出我的手,一边向他走去。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年日内瓦会议时,尼克松担任美国副总统,他对此事的记忆总归是有依据的。
为了探求此事究竟,本书作者曾在美国国家档案馆仔细查询,后来又细阅了美国国务院汇编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日内瓦会议文件专辑》,愿意负责任地说,没有查阅到可以证明曾有此事发生的档案。
其实,不管“握手”的具体细节是否存在,都无损于周恩来的形象,也不影响人们对当时美国对华政策的判断。杜勒斯无视中国代表存在的态度,使美国与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握手的机会消失了,中美两大国家继续彼此隔绝与对抗,待到周恩来和尼克松日后来弥补这段隔绝岁月,已经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了。从宏观大局来说,当时的杜勒斯确实不愿意与周恩来握手,这个“说法”本身是具有历史真实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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